主要發現：
·已工業化的發達國家的全球治理參與能力普遍較強，發展中國家全球治理參與能力則相對較弱，中國的全球治理參與能力領先于其他發展中國家。
·在決策行動力方面，發達國家普遍表現出較強的決策行動能力；金磚五國決策行動力優于其他發展中國家。
·在目標實現力方面，歐美等發達國家普遍擁有較強目標實現力，除印尼之外的發展中國家的目標實現力均低于均值。
·在成果分享力方面，發達國家普遍表現強勢，除中國之外的發展中國家的成果分享力指標得分均低于均值。
·在發展創新力方面，發達國家普遍呈現出較強發展創新能力，中國和印尼表現出優于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創新能力。
·中國在決策行動力、成果分享力以及發展創新力方面略優于美國，中國上述三個指標分值分別為91.01分、86.08分、88.57分，美國分別為89.81分、85.11分、83.21分；而美國在目標實現力方面比中國表現更好，分值分別為86.12分（美）和71.97分（中）。
二十國集團（G20）由七國集團財長會議于1999年倡議成立，由中國、阿根廷、澳大利亞、巴西、加拿大、法國、德國、印度、印度尼西亞、意大利、日本、韓國、墨西哥、俄羅斯、沙特阿拉伯、南非、土耳其、英國、美國以及歐盟等二十方組成。G20成員涵蓋面廣，代表性強，人口占全球的2/3，成員總國土面積占全球的60%，國內生產總值占全球的90%，貿易額占全球的75%，其構成兼顧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以及不同地域之間的利益平衡。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共同參與，增強了該機制的代表性、有效性和行動力。近年來，G20的全球代表性被廣泛認可，在維持全球金融和經濟穩定、促進主要經濟體合作發展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全球化發展至今，世界經濟發展不平衡加劇、社會內部分配不公平加深，貿易保護主義和“逆全球化”思潮愈演愈烈，自由貿易呈現“碎片化”“區域性”發展趨勢，無政府體系下的全球治理面臨價值共識缺失、治理權威分散、治理邊界模糊、責任主體缺位等治理難題。在這種宏觀背景下，G20機制也面臨挑戰：貿易保護主義和霸凌主義涌現，使得各國在經濟政策上難以達成高規格的協議；在缺少健全社會保障制度的國家，全球化使得國內貧富差距加大，導致民粹主義上升；特朗普執政下的美國對多邊機制極不信任，也讓G20的多邊協調功能受到阻礙。上述原因導致G20機制自杭州峰會之后，達成有效共識的過程更加艱難，能夠達成共識的議題也主要為環境、性別、就業等低敏感議題，再加上近期中美貿易摩擦的影響，此次大阪G20峰會上的中美首腦外交比G20峰會本身獲得了更多關注。
G20國家全球治理參與指數指標體系的構建方法
指標體系的建立
G20國家全球治理參與指數指標體系的設計可分為三個層級，各級指標具有逐級的覆蓋性，第三級指標具有直接的可測量性和數據可得性。一級指標由兩部分構成：第一部分屬于“基礎性指標”，由決策行動力、目標實現力兩個二級指標構成；第二部分屬于“優化性指標”，由成果分享力、發展創新力兩個二級指標構成。
課題組在充分討論論證和借鑒相關研究的基礎上，確定的指標結構如下：
基礎性指標旨在反應一個國家參與全球治理的基礎性條件，基礎性指標主要包括決策行動力、目標實現力。基礎性條件是一個國家能否實施有效全球治理的必要前提，同時如何提升這些基礎性條件也是考驗一個國家參與全球治理能力的重要評判標準。優化性指標主要側重于衡量一個國家在參與全球治理過程中進行成果共享和可持續創新的能力，優化性指標具體包括成果分享力和發展創新力。優化性條件不僅反映一個國家能否有效進行可持續性全球治理，也是衡量能否改善全球治理體系、使各國人民都能共享人類社會進步成果的關鍵因素。綜上，G20國家全球治理參與能力指標分為2個一級指標，涵蓋4個二級指標，共有24個分項指標（20個正向指標、4個逆向指標）構成。
數據與排名
G20國家全球治理參與指數及總排名
G20國家全球治理參與指數（由于歐盟組織相關數據統計口徑的不一致和不全面，本研究報告的排名和比較只針對G20組織的19個成員國展開）的總分和總排名是根據兩個一級指標（基礎性指標、優化性指標）得分加總而成，在兩個一級指標下各設兩個二級指標，每個二級指標各設至少五個三級指標。
從整體上看，已工業化的發達國家的全球治理參與能力普遍較強，發展中國家全球治理參與能力相對較弱，中國的全球治理參與能力領先于其他發展中國家。具體來看，美國、德國、英國、法國、中國、澳大利亞、日本、韓國八國的全球治理參與指數高于G20國家全球治理參與指數均值（76.90），其中，美國排名第一，主要得益于其突出的基礎性指標得分（位列第一）；德國全球治理參與指數排名第二，其基礎性指標得分排名第二，僅次于美國；英國全球治理參與指數排名第三，其優化性指標得分僅次于中國，排名第二。在全球治理參與指數低于均值的11個國家中，除意大利、加拿大外，均為發展中國家。另外，沙特、阿根廷、土耳其三國的全球治理參與指數排名位列后三位，其中，沙特的基礎性指標得分和優化性指標得分在G20國家中均位列最末，阿根廷的基礎性指標得分和優化性指標得分在G20國家中均居于倒數第二位。
G20國家決策行動力指標排名
決策行動力指標考察G20各國在全球治理參與中進行規則制定和決策行動的能力，主要從聯合國會費實繳數額、全球護照指數、安理會常任/非常任理事國、維和人員派遣數量、WTO上訴機構成員來源國以及經社理事會理事國等六個方面進行考察。在決策行動力方面，發達國家普遍表現出較強的決策行動能力；金磚五國決策行動力優于其他發展中國家。這一指標中，中國以91.01的得分居于首位，其次為美國（89.81），沙特以60.67的得分排在末位。
G20國家目標實現力指標排名
目標實現力指標考察的是G20國家在參與全球治理中實現既定治理目標的能力，主要從環境保護行動滿意度、清潔能源占比、溫室氣體排放變化、參與志愿服務比重、海洋保護面積，以及女性參與勞動比重等六個方面進行考察。在目標實現力方面，歐美等發達國家普遍擁有較強目標實現力，除印尼之外的發展中國家的目標實現力均低于均值（76.94）。其中，法國以92.08分居于目標實現力指標得分首位，土耳其（67.11）位列目標實現力指標得分末位。
G20國家成果分享力指標排名
成果分享力指標考察的是G20國家在參與全球治理過程中共享發展成果的能力，主要從國際物流績效指數、營商便利指數、FDI流入&流出占GDP比重、高技術產品凈出口額、高技術出口占制造業出口比重、國際貿易稅以及進口&出口邊境合規等七個方面進行考察。在成果分享力方面，發達國家普遍表現強勢，除中國之外的發展中國家的成果分享力指標得分均低于均值（77.56）。英國以90.09分居于首位，其次為法國（87.42）、德國（86.15），沙特以64.66分位列末位；中國以86.08分居于第四位，是G20國家中唯一成果分享力指標得分高于均值的發展中國家。
G20國家發展創新力指標排名
發展創新力指標主要考察的是G20國家在參與全球治理過程中進行發展創新以及可持續參與全球治理的能力，主要從高等教育勞動力占高等教育勞動適齡人口比重、R&D中研究人員比重、科技論文發表數、專利保護水平以及全球創新指數等五個方面進行考察。在發展創新力方面，發達國家普遍呈現出較強發展創新能力，中國和印尼表現出優于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創新能力。其中，中國以88.57分居于首位，其次為美國（83.21），俄羅斯則以65.84分位列末位。
金磚國家報告
2001年美國高盛公司首席經濟師吉姆•奧尼爾首次提出“金磚四國”（BRIC）的概念，指代全球最大的四個發展中國家——巴西、俄羅斯、印度和中國；2009年，中國、巴西、俄羅斯和印度領導人舉行首次會晤并確定了每年一次的定期會晤機制，實現了從經濟學概念向國際對話與合作平臺的實質性轉換；2011年，南非加入組成了“金磚五國”（BRICS），使金磚國家成為一個更具代表性的新興經濟體合作機制。
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的崛起是當今世界格局的重大變化之一，金磚國家合作順應了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應在全球事務中承擔更大責任、發出更有力聲音的需要。金磚國家一方面注重金磚國家成員內部金融、貿易、農業、應對跨國犯罪等方面的合作；另一方面，金磚五國定期舉行領導人會晤、安全事務高級代表會議、外長會晤等部長級會議，加強交流、凝聚共識、提出政策倡議并攜手應對挑戰，對于促進世界多元化、推動全球治理體系改革起著重要作用。目前金磚國家合作機制產生至今已經有十余年的發展歷程，充分彰顯了新興經濟體在世界舞臺中日益提升的重要作用。2019年金磚國家（BRICS）參與全球治理的能力與水平的排名順序為：中國（84.76分）、巴西（75.00分）、南非（74.62分）、俄羅斯（73.11分）、印度（72.51分）。
中國在金磚國家中綜合表現最好，各項指標分值均在G20平均水平之上。在決策行動方面，中國是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并堅持自覺承擔在國際治理中應有的國際義務。以聯合國會費繳納為例，2018年12月舉行的聯大會議上通過的2019年至2021年聯合國會費比額表顯示，中國會費大幅度提高，首次超過日本，成為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會費繳納國，常規預算分攤比例由原來的7.92%升至12.01%，維和預算分攤比例由原來的10.24%升至15.22%。在成果分享方面，中國提供了包括“一帶一路”“亞投行”“絲路基金”在內的多項國際公共產品；并通過持續深化改革開放，持續多次放寬外資市場準入，為外資入華提供了更多便利。在實現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方面，中國積極踐行節能減排的相關承諾，通過推進產業結構調整、節能與提高能效、優化能源結構、開發利用新能源、控制非能源活動溫室氣體排放、增加森林碳匯等舉措，努力控制溫室氣體排放。
金磚國家中的巴西綜合得分排名僅次于中國，位居第二。巴西是拉丁美洲的頭號大國，2010年巴西曾成為世界第七大經濟體。在參與聯合國等國際機制的決策行動方面，巴西希望在全球安全、經濟、環境治理上擔任重要角色，主張加強聯合國的作用。為此，巴西積極推動聯合國安理會改革，力爭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2005年巴西曾與具有相同訴求的印度、日本、德國組成“四國集團”，呼吁擴大聯合國安理會的規模，推動全球安全框架改革，為自己謀求更大權力。巴西認為自己“既是西方國家，又是第三世界國家”，堅持“負責任的實用主義”外交方針，因此在G20機制中巴西角色立場更加靈活、實用、多變。但自總統博爾索納羅上臺后，巴西的立場逐漸改變。2019年博爾索納羅在與特朗普會晤后發布聯合聲明，宣布放棄巴西在WTO機構中作為發展中國家的“特殊和差別待遇”。此外，在實現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方面，巴西注重發展可再生能源，相關數據顯示2017年巴西可再生能源在一次性能源生產總量中所占比例高達42.1%。
金磚國家中的南非綜合得分位列第三，創新發展以及決策行動表現較好。南非屬于中等收入國家，但貧富懸殊，2/3的國民收入集中在占總人口20%的人手中。1994年以來，南非長期接受來自美國、英國、德國等國家，以及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多邊組織提供的援助。此外，南非也積極參與到全球治理當中，其參與全球治理的歷程代表性地反應了非洲新興國家參與全球治理的立場與策略。南非主要的利益訴求是維護國家利益、實現“非洲議程”、推動南南合作等。為此，南非積極參與大湖地區和平進程以及解決津巴布韋、南北蘇丹等非洲熱點問題，努力促進非洲一體化和非洲聯盟建設，大力推動“南南合作”和“南北對話”。南非加入金磚機制之后，充分利用金磚國家資金、技術、市場等資源促進國內經濟轉型，政府相繼推出“新增長路線”和《2030年國家發展規劃》等政策規劃，圍繞解決貧困、失業和貧富懸殊等社會問題，以強化政府宏觀調控為主要手段，加快推進經濟社會發展。
俄羅斯參與全球治理的目標實現力表現較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俄羅斯在實現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方面有待加強。就治理立場而言，俄羅斯在參與全球治理的前期階段傾向于倚賴西方、融入西方，主要表現為加入西方國家主導的國際機構，如七國集團；后期，俄羅斯開始從多邊主義的視角審視全球和地區問題，尊重聯合國體系的中心作用，不再主張西方國家主導全球化進程和現代化發展模式的壟斷地位。在經濟治理領域，俄羅斯主張以聯合國、G20和三大經濟組織形成三角形的治理體制。在氣候治理領域，俄羅斯加入了《聯合國氣候變化公約》，簽署批準了《京都議定書》，并在國際會議中做出溫室氣體減排和提高能源效率的承諾。但由于近些年國際油氣價格走低，俄羅斯經濟下行壓力持續增大，俄羅斯政府可能因此對發展可再生清潔能源缺少迫切性、積極性，導致俄羅斯在氣候變化、清潔能源等治理問題上的行動力較弱。
印度參與全球治理的發展創新能力表現較差，在高等教育、科技發展、知識產權保護方面有待提升。在創新發展能力方面，近年來印度經濟的高速發展給印度在技術人才、創新人才等方面制造了巨大需求。印度工商聯合會的數據（FICCI）顯示，印度將成為國際人力資源市場上的第一大供給國，經濟快速發展以及人才需求的擴張，為印度高等教育體系創造了機遇和挑戰。在決策行動力方面，印度支持以聯合國為代表的全球性多邊機制，積極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每年在維和行動中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此外，印度還積極謀求聯合國安理會中的常任理事國之位，表現出成為世界大國的強烈愿望。在WTO機制中印度認同自己的發展中國家身份，為新興國家爭取更多話語權和表決權。在實現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方面，印度與巴西、南非、中國一道成為代表發展中國家的“基礎四國”，要求發達國家履行援助承諾。后《巴黎協定》時代，國際氣候治理呈現多中心格局，“基礎四國”也將發揮更大作用。
中國和美國報告
進入新世紀以來，全球力量格局發生了深刻變化，長期以來一直韜光養晦的中國，隨著綜合國力的增強，逐漸走近世界舞臺的中央，成為僅次于美國的全球大國，中美關系成為當今世界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中美兩國在全球治理中都承擔了重要責任。從全球治理參與能力各二級指標的得分情況來看，中國在決策行動力、成果分享力以及發展創新力方面略優于美國，中國上述三個指標分值分別為91.01分、86.08分、88.57分，美國分別為89.81分、85.11分、83.21分；而美國在目標實現力方面比中國表現更好，分值分別為86.12分（美）和71.97分（中）。
中國的優勢在于積極參與多邊機制框架下的合作，并通過提供公共產品讓中國的發展成果惠及更多國家，但中國在推動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實現方面基礎較弱，發展創新方面仍有較大提升空間。如前文所述，中國是聯合國中最具影響力和責任感的成員之一，中國及時、足額繳納聯合國及其下設相關機構的會費，支持聯合國等相關機構在全球治理領域發揮應有作用，是以聯合國為代表的多邊機制的堅定支持者。此外，中國積極參與到二十國集團、亞太經合組織國家、金磚國家、上海合作組織、東盟國家的合作中，推動改善全球治理。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強調，“中國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要以‘一帶一路’建設為重點，堅持引進來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則”“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在分享發展成果方面，中國歡迎相關國家搭乘中國發展的順風車，通過推動實施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創辦亞投行、設立絲路基金等，不斷豐富全球和區域經濟合作機制平臺。在科技革命4.0時代，中國抓住發展機遇轉型升級，共享5G技術等科技創新成果。根據美國高通公司的調查數據統計，預計到2035年，5G將在全球范圍內創造出12萬億美元的產值，以及2200萬個工作崗位。
美國近兩年的孤立主義、保守主義讓美國更加關注“美國優先”，進而影響了美國在多邊機制中的決策影響力、行動主導力，也破壞了多邊機制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特朗普執政下的美國“反對全球主義理念”，一改奧巴馬時期“進取性多邊主義”的外交政策取向。在2018年聯大演講中，特朗普批評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國際刑事法院等多邊機構以及伊朗核問題全面協議等多邊協議，稱“絕不會將美國的主權讓渡給一個未經選舉、不負責任的全球官僚機構”。一方面，美國大幅削減對聯合國相關機構的經費支持，特朗普曾表示美國不會支付超過25%的聯合國維和預算；另一方面，宣布退出《巴黎氣候協定》、聯合國人權理事會、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萬國郵政聯盟及《全球移民契約》《伊朗核協議》等多邊機構和多邊協定。學者龐中英認為，在美國進一步退出的情況下，全球治理危機加劇，全球治理機制將不得不加快改革；美國缺席全球治理可能會帶來其意想不到的后果，即出現新型的國際秩序和全球治理。此外，雖然美國在實現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方面表現尚可，但隨著美國保守主義價值觀念影響力的逐漸上升，奧巴馬時期的美國對人口、衛生、性別等聯合國可持續發展議題采取自由主義的立場，而特朗普執政下的美國社會政策逐漸趨向收緊和限制，對婚姻、墮胎等問題的開放立場出現了一定倒退。
（報告還對G20各國全球治理參與指數得分的情況進行具體分析，對G7國家全球治理參與能力進行對比分析，并對如何有效提升全球治理參與能力進行全面分析，因版面承載內容所限，僅在此呈現部分內容，獲取本報告完整版，可與《國家治理》周刊編輯部聯系。）
【執筆：人民智庫研究員 劉 明 張青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