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英國于2017年3月正式啟動脫歐進程。英國脫歐在一定程度上源于歐洲的多重困境，它反過來又成了歐洲遇到的危機之一。英國脫歐像一面鏡子，它清晰地反映了英國自身和整個歐洲普遍存在的一些社會和政治問題：在社會領域，由于貧富差距拉大、社會不平等日益加劇，社會共識逐漸破裂；在政治領域，黨派利益凌駕于國家利益之上，同時，政黨政治的極端化現象日趨嚴重，共識政治幾乎難以維系。而在歐盟層面，英國脫歐反映了成員國離心力的增強，同時也凸顯并有可能進一步加劇成員國之間的分歧。
【關鍵詞】英國脫歐 歐盟 社會分裂 政治分裂
【中圖分類號】D756.1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09.101
2016年6月23日，英國就其歐盟成員國身份舉行公投，結果出人意料，有52%的選民贊成英國退出歐盟。2017年3月29日，英國政府正式向歐盟遞交申請，開啟脫歐進程。2018年11月，英國與歐盟就脫歐協議達成一致。但是，由于英國國內各派別的利益訴求差異巨大，在脫歐公投兩年多之后，英國脫歐的前景仍未確定，“無協議脫歐”的風險使其政治與經濟形勢面臨著極大的不確定性。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源于英國社會和政治領域存在著的深刻分歧，而脫歐進程反過來又加劇了社會和政治分裂的程度。與此同時，英國當前的社會與政治分裂也是整個歐洲的一個縮影，而在歐盟層面，英國脫歐有可能進一步加劇歐盟成員國之間的分歧。
社會不平等導致社會共識破裂
英國脫歐公投的結果令絕大多數人感到意外和震驚，但若深入分析其背后的原因，這一結果又在“情理之中”。
脫歐公投結束之后，有多個民調機構和學者對決定選民投票行為的原因進行了分析，普遍得出的結論是，盡管影響選民的因素有多種，如經濟因素、主權問題、移民問題、對不同政黨的忠誠度等，但總體上看，“脫歐”和“留歐”這兩個陣營的根本分歧可歸結為社會階層的差異，這種差異體現在年齡、受教育程度及所在地域等多方面。
多項民調結果表明，年齡越大、受教育程度越低的選民越傾向于支持“脫歐”，與此相反，年輕人、受教育程度更高的選民則傾向于支持“留歐”。[1]從年齡來看，在已經退休的人群中，有59%的人選擇脫歐；而在18～24歲的年輕人中，只有19%的人支持脫歐。[2]從受教育程度來看，在擁有大學以上文憑的人中有70%選擇留歐；而在只有中學文憑的人中則有68%選擇脫歐。[3]
地域分歧對選民的態度同樣起到了決定作用。在大學城或大城市居住的選民多傾向于留歐，而沿海地區、英格蘭東北部原來的一些重工業城市以及鄉村地區由于長期經濟不振，則多支持“脫歐”。例如，在倫敦，有60%的選民選擇留歐；在以倫敦城為代表的金融核心區，選擇留歐的比例更是高達80%；但在倫敦周邊的一些小城鎮，如黑弗靈（Havering），則有高達70%的選民支持退歐。[4]原因在于大城市的人口中年輕人更多、受教育程度更高，也更多樣化；而小城鎮和鄉村地區的人口，則總體上年齡偏大、受教育程度也不高，這些地區的經濟總體上也不夠發達。
無論是年齡、受教育程度還是選民所在地域，都與選民的收入水平有一定的關聯性。年輕人、受教育程度較高、居住在大城市或大學城的選民收入水平相對而言更高，并且從日益加速的全球化與歐洲一體化中受益更多；而年齡較大、受教育程度較低、居住在小城鎮或鄉村的選民，總體上傾向于越來越（相對）貧困。因此，看似簡單的投票行為其背后的真正原因卻是貧富差距加大而導致的經濟和社會不平等的擴大。[5]
英國如今是最不平等的西方國家之一。根據經合組織的統計數據，英國的基尼系數（2016年）為0.35，在其36個成員國中排名倒數第7位，在歐盟國家中僅好于立陶宛；貧富差距（poverty gap）高達0.355，在歐盟國家中僅好于西班牙和意大利。[6]從貧困人口所占比例來看，有22%的人口處于相對貧困狀況（即收入不足中位數收入的60%），另外還有400萬人處于長期貧困狀態（即在過去四年中有三年低于中位數收入的60%）[7]。另根據英國金融研究所的一份報告（如下圖所示），百分位點為10的人口收入不足中位數收入的一半，而百分位點為90的人口收入是百分位點為10的人口收入的將近4倍，而百分位點為99的人口收入則是百分位點為10的人口收入的10倍左右。[8]
多年來，歷屆英國政府雖然都承諾實現“更公平的社會”，但從上述數據可以看出，其政策收效甚微。英國的貧富差距在20世紀70年代曾經一度降至1900年以來的最低值，1979年之后再度惡化，此后雖有緩解，但并未得到實質性解決，在2010年之后，由于福利政策的變化，特別是2015年之后，情況甚至比19世紀初更為惡劣，貧困人口的數量進一步增加。[9]因此，被政府忽視的社會不平等問題才是造成英國脫歐的根本原因，也直接造成了社會共識的破裂。隨著時間的推移，上述裂痕非但沒有得到彌合，反而有日趨嚴重的可能。特別是脫歐在比較長的時間內幾乎占據了英國政府的全部精力，使得減少貧困的目標更難實現，社會不平等問題也沒有得到緩解。而且，時至今日，盡管支持英國留歐的比例略超過支持脫歐的比例，但兩者仍在伯仲之間，這說明選民的意見分歧仍然很嚴重。即使通過再次公投或提前大選的形式解決了英國是否脫歐的問題，但深層次的社會裂痕卻無法得到解決，甚至有可能進一步加深。因此，相較于“脫歐”這一事件本身，社會不平等造成的社會裂痕與社會共識的破裂才是英國社會面臨的更嚴峻的問題。
如同英國，20世紀80年代以來，其他歐洲國家也普遍出現了貧富差距加大和社會不平等加劇的趨勢，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這一趨勢更加明顯。根據經合組織2017年的一份報告[10]，20世紀80年代，其成員國中最富有的10%的人口收入是最貧窮的10%的人口平均收入的8倍，而今天，這一差距擴大到了10.5倍。而財富的不平等程度則遠遠超出了收入的不平等：最富有的10%的家庭占有全部財富的50%（在奧地利、荷蘭和德國三個國家，這一比例為60%左右），而最貧困的40%的家庭僅占有全部財富的3%。而且，幾十年來，特別是在金融危機發生之后，除了比利時、法國和希臘這三個國家之外，其他歐洲國家的基尼系數無一例外均呈現出上升趨勢。相對而言，受教育程度較高、掌握較高技能（特別是在高新技術部門就業）的群體受到的影響相對較小，而底層民眾受到金融危機的沖擊則更為強烈：2007年以來，收入最低的10%的人口年均收入減少了12%～28%，減少比例高于中高收入人群。
收入不平等不僅影響社會團結，而且有損社會與政治信任以及國家穩定。正因為如此，近年來民粹政黨在絕大多數歐洲國家的支持率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增長，而在民粹政黨的支持者中，受教育水平較低、受到金融危機沖擊較為嚴重的群體占有更大比例。[11]這也表明了精英階層與底層民眾之間的巨大差異和對立。例如，一向以“平等”這一理念作為國家基本原則的法國，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其社會不平等現象就在不斷加劇，1983～2015年，最富裕的1%的人口收入增加了100%，而其余99%的人口平均收入僅增加了25%，[12]從而導致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相對不平等狀況更加惡化。這種不平等狀況所導致的社會分歧清楚地體現在法國2017年的總統選舉中。盡管“國民陣線”領導人勒龐在第二輪選舉中失敗，但她獲得了33.9%的支持率，也就是說獲得了1000多萬名選民的支持。其支持者多為受教育程度較低、收入較低的藍領工人，以及居住在鄉村以及法國北部（衰落的工業區）的選民；而馬克龍的支持者則多為受教育程度較高、收入水平相對較高，以及居住在大城市的選民。[13]這種情況與英國的脫歐公投結果高度相似，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法國社會的兩極分化，近期的“黃馬甲”運動同樣反映出了這種趨勢。
綜上可見，在歐洲，盡管英國脫歐尚屬“例外”事件，但它反映出的貧富差距和社會分裂現象卻并不“例外”，而是在整個歐洲普遍存在的，并且不可避免地反映在社會和政治領域，如果處理不好，就很有可能引起社會動蕩甚至政局不穩。但在當前情況下，歐洲各國領導人似乎又找不到短時間內改善社會不平等狀況的良方。
黨派利益之爭破壞政治共識
英國脫歐表面上看是英國與歐盟之間的關系問題，但其真正原因更多地在于國內政治，在于不同政黨之間以及政黨內部不同派別之間存在的深刻裂痕。
從二戰結束一直到21世紀初，“共識政治”一直是英國政治文化最主要的特征之一。其含義是指，保守黨和工黨無論哪個執政，在重大社會和經濟問題上均采用比較一致的政策——不僅包括福利國家、混合經濟和教育改革等國內政策問題，也包括對待歐共體/歐盟的立場。盡管最初工黨和保守黨在英國是否加入歐共體的問題上意見并不一致，但后來還是逐漸達成了共識。當然，這種“共識政治”并不完全排除兩黨在某些具體政策上的分歧，但總體上雙方并不存在實質性差異。
但是，自英國啟動脫歐進程開始，這種“共識政治”就幾乎不復存在，這在程序性共識和實質性共識兩個方面均有體現。根據著名政治學學者安德魯·海伍德的定義，程序性共識是指政黨之間有意愿通過磋商作出決定；而實質性共識則是指不同的政黨在意識形態方面具有重疊之處，具體表現為在根本政策目標上的一致。[14]但是，從脫歐進程的每一個關鍵節點我們都可以看到，英國的各個政黨自始至終都沒有就脫歐的根本目標達成過一致意見（甚至可以說，“脫歐”從一開始就沒有目標）。距原定的脫歐日期（2019年3月29日）一個月之時，英國各黨派仍未就脫歐協議達成一致，而且沒有任何政黨能夠拿出有效的解決方案。包括工黨在內的反對黨似乎也沒有為了國家利益而努力達成一致的意愿，更沒有積極尋求解決方案，工黨領袖科爾賓反而多次強硬地拒絕了特蕾莎·梅提出的尋求共識的請求。換言之，在整個脫歐過程中既不存在程序性共識，也不存在實質性共識。
“共識政治”的破裂也體現在英國政府與議會的沖突之中。由于英國實行兩黨制，執政黨一般情況下都是議會中的多數黨，因此，二戰以后，很少出現政府的動議被議會否決的情況，政府與議會極少出現實質性的矛盾和沖突。盡管這一現象屢受詬病，被認為是非民選的政府“凌駕”于民選的議會之上，破壞了民主原則，但這一制度至少保證了英國政治和社會的總體平穩。但是，在脫歐過程中，英國議會和政府都希望掌握主導權，議會曾多次推翻政府提出的與脫歐有關的議案，因而雙方之間的矛盾越來越突出，不斷“升級”，出現了激烈的權力之爭，這在英國政府與歐盟達成脫歐協議草案后愈發明顯。例如，2018年12月，英國議會連續通過三項動議，其中一項認定政府不公布與脫歐協議草案有關的法律意見的行為是“藐視議會”，這在英國議會史上是前所未有的；2019年1月通過的一項財政修正案規定，如果英國最終“無協議脫歐”，那么，英國政府在這之后對財政稅法條款的任何修正和變動均須首先獲得議會的批準，這是英國政府41年來首次在財政議案中遭遇挫折；1月15日，英國議會下院以432票反對、202票贊成的結果否決了脫歐協議，這是英國政府有史以來在議會中遭到的最大的一次挫敗。這些事件都表明，英國各黨派之間不再存在“共識政治”，這致使脫歐進程陷入僵局。
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首先，黨派利益被認為高于國家利益，因為在歐洲現有民主制度框架下，對于一個政黨而言，上臺執政是壓倒一切的任務。從保守黨的角度來看，卡梅倫在2013年年初作出舉行脫歐公投的決定，既是為了彌合黨內分歧，同時也是因為英國獨立黨反對歐洲一體化的主張獲得了一部分民眾的支持，卡梅倫希望通過作出公投的承諾重新贏得這部分民眾的信任，以便在2015年大選中獲勝。而對于工黨而言，其首要任務則是扭轉連續三次大選失利的局勢，成為執政黨。在脫歐過程中，工黨明確反對脫歐協議草案，但并未提出具有可行性的替代方案，而是多次呼吁提前舉行大選。例如，2018年12月6日，工黨領袖科爾賓在《衛報》發表文章《工黨能夠帶來更好的脫歐協議，給我們一次機會吧》[15]，通篇完全是競選宣言的語氣，沒有就脫歐提出實質性建議。由此可見，英國各政黨優先考慮的并不是國家利益，而是以上臺為目的的狹隘的政黨利益。歐洲議會脫歐協調人伏思達（居伊·費爾霍夫施塔特，Guy Verhofstadt）批評英國保守黨和工黨在談判過程中更注重“玩弄”政黨政治，而沒有考慮英國的未來，認為議會無法就脫歐協議達成一致的原因在于政黨政治比國家利益更重要。[16]
其次，英國政黨政治中的兩極化和對抗性現象愈益嚴重。除保守黨和工黨之間的分歧之外，北愛爾蘭民主統一黨和蘇格蘭民族黨等地區性政黨也各有不同的訴求，使得尋求妥協和共識變得更加困難。與此同時，保守黨和工黨內部也存在著難以消除的裂痕。保守黨內部分裂為多個派別，意見分歧十分嚴重，自2017年3月啟動脫歐程序以來，已經有一位外交大臣、兩位脫歐大臣以及數位高級官員先后辭職。而在工黨內部，以領袖科爾賓為代表的激進左翼和以前首相布萊爾、布朗為代表的中間派在意識形態方面存在著不可調和的矛盾，因而也無法提出替代政府脫歐協議的一致方案。這凸顯了作為政治領導人的特蕾莎·梅和科爾賓均存在領導能力不足的問題，也是導致難以達成政治共識的重要原因。
當然，政治共識面臨的危機并非英國獨有的現象，只不過英國由于脫歐這一事件的特殊性而備受關注。在歐洲大陸，由于絕大多數國家都實行多黨聯合執政，所以“共識政治”對于維持政局穩定就顯得更加重要。但在當前歐洲面臨多重危機的形勢下，這種“共識政治”普遍受到了嚴重威脅。我們僅以德國為例。
德國在二戰后的絕大多數時期都秉持“共識政治”，這是其政治文化和政治體制的核心要素。這種“以國家利益為優先”的政治共識不僅營造出社會互信精神，同時也塑造了德國的政治穩定形象，幫助其成長為歐洲經濟“巨人”，并逐漸擔負起領導歐洲的責任。[17]在這一框架下，各個政黨的政策逐漸趨同，不同政黨之間的結盟也成為常態，并成為國家穩定的基石。但在2017年大選后，德國的“共識政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機：先是與聯盟黨多次聯合組閣的社會民主黨（簡稱“社民黨”）宣布不再與其結盟，而接下來聯盟黨與綠黨和自由民主黨的組閣談判由于未能就執政綱領達成一致而失敗。盡管社民黨出于“國家利益”的考慮最終同意與聯盟黨組閣，但此次組閣過程歷時171天，是德國二戰以來組閣時間最長的一次。當然，政黨組閣失敗的情況在歐洲十分常見，如比利時在2010～2011年曾經有長達589天沒有政府，荷蘭2017年大選后用了225天才組閣成功，但這在向來“以聯盟、妥協和共識著稱”的德國卻并不尋常[18]，也許標志著德國共識政治的終結[19]，德國政治因此將面臨嚴峻挑戰。
德國的狀況與英國脫歐十分相似，無法實現“共識政治”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政黨利益被置于國家利益之上。如在2017年德國大選之后，社民黨公開聲稱，不再參加組閣是為了作為獨立的反對黨找到能夠獲得民眾支持的獨特道路，從而在今后的大選中獲勝，而不必再被聯盟黨的“光環”掩蓋。再如，多年來一直以同一個黨團開展活動的基社盟和基民盟（共同組成聯盟黨）近兩年來出現了比較突出的矛盾，特別是在難民問題上。基社盟反對默克爾寬松的難民政策，希望對進入德國的難民施加更多限制，甚至不惜威脅要退出聯盟。究其原因，在于基社盟出于自身利益，為了保住巴伐利亞州議會第一大黨的地位，而迎合民眾反對難民的呼聲。盡管兩黨最終在2018年7月就難民政策達成一致，但聯盟黨的內部團結遭到嚴重打擊，對“共識政治”的打擊無異于雪上加霜，也損害了民眾的信任，導致聯盟黨的支持率降至2006年以來的最低點，只有29%。[20]
無論是英國脫歐，還是德國以及其他歐洲國家“共識政治”的破裂，均源于西方民主制度框架下的政黨政治中不可克服的缺陷。多黨競爭是西方政黨體制的核心特征，但政黨政治一般情況下又是短視的，特別是過于重視以上臺執政為目的的短期利益。在經濟增長、社會穩定的時期，政黨利益與國家利益之間不存在實質性的矛盾；而在經濟衰退、社會動蕩的環境下，特別是在社會和政治出現極端化趨勢的情況下，政黨利益與國家利益極易產生沖突，從而破壞政治共識，威脅國家穩定。
英國脫歐加劇歐盟層面的分歧
政治共識的破裂不僅存在于歐洲國家內部，也同樣存在于歐盟成員國之間。歐盟原本是妥協、協商與合作的產物，但自21世紀以來，歐洲接連遭遇債務危機、難民危機、恐怖主義襲擊等多種困難，歐盟在應對這些危機時表現出了嚴重的治理乏力，成員國因此紛紛回歸國家利益和國家工具，致使在歐盟層面達成妥協和共識越來越困難。英國脫歐在一定程度上正是歐盟當前面臨困境的產物，反映了歐盟離心力的增強，同時又反過來凸顯和有可能進一步加劇歐盟層面的分歧。原因在于，英國脫歐將不可避免地引發歐盟的力量重組，改變原有各成員國之間的力量均衡，同時，歐洲一體化的未來發展方向也由于英國脫歐而成為無法回避的問題。
首先，對于德法軸心而言，英國脫歐既有利也有弊：一方面，德法兩國將“被迫”在推進一體化方面更加團結一致，歐盟近兩年在兩國的推動下也的確在某些領域，如防務聯盟領域，取得了一定進展；但另一方面，少了英國這個“平衡力量”，德法之間原本就存在的一些“隱性”分歧很有可能得到凸顯。這是因為，歐盟原來的機制大致可以概括為一種“2+1”機制，即德法兩國發揮“引擎”作用，而英國則在某些問題上發揮促進作用，在另外一些問題上發揮制衡作用，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平衡了德法兩國之間的關系，化解了它們之間的某些矛盾，英國退出歐盟將打破這種力量平衡。
德法兩國之間的這種分歧在英國脫歐談判過程中已經得到了部分反映。總體上看，德國對英國的態度要比法國溫和一些，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德法兩國不同的國家利益、貿易理念以及與英國的關系。從貿易理念來看，德國和英國更為接近，因為它們都支持自由貿易，而法國的保護主義傾向則更強烈一些（如馬克龍提出的“保護性歐洲”主張）。從貿易關系來看，英國對德國也比對法國要更重要一些：德國對英國的商品出口幾乎是對法國出口的兩倍，另外，德國與英國之間的貿易盈余是德國貿易盈余總額的25%。英國和德國互為對方第二和第三大貿易伙伴，但英國和法國僅互為對方的第五大貿易伙伴。從這個角度來看，未來不僅在談判英國與歐盟的貿易關系問題上，而且在歐盟的貿易政策問題上，德法兩國都有可能產生分歧。
另外，由于英國脫歐，歐洲未來的改革方向也被提上了日程，但德法兩國的意見并不統一，特別是在歐元區改革問題上。對于法國總統馬克龍提出的設立共同預算、歐元區財政部長等建議，德國出于國家利益的考量，態度相對含糊和謹慎，而且擔心此舉將意味著歐元債券和債務共擔，[21]需要德國去救助窮國，如德國《明鏡周刊》（Spiegel）的一篇文章指出，馬克龍是“昂貴的朋友”，他要“拯救歐洲”，但卻“需要德國出錢”。[22]
其次，在英國啟動脫歐進程之后，歐盟內部出現了某種程度的重新“集團化”現象。原因在于，盡管英國在歐盟一直被視為一個“半心半意”的成員國，但它的存在絕非是可有可無的，相反，它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其他成員國對于德法坐大的擔心，有利于歐盟的團結。英國脫歐公投之后，部分國家擔心德國和法國的力量進一步坐大，因此開始“抱團取暖”，特別是荷蘭、瑞典、丹麥、芬蘭和愛爾蘭等北歐國家以及愛沙尼亞、立陶宛和拉脫維亞等中東歐國家，出現了“小集團”傾向（有人將其稱作“新漢薩同盟”）。[23]它們原本在很多問題上與英國立場一致，如堅持自由貿易經濟政策、捍衛稅收主權、主張對抗俄羅斯等，但英國脫歐使其失去了“領頭人”，因而擔心本國利益受到德國和法國的擠壓。2018年3月，這些國家聯名簽署了一封信函，其中最突出的一些主張包括，反對法國提出的設立歐元區預算、歐元區風險共擔的計劃，認為歐盟應首先著眼于提升競爭力。另外，它們還強調國家主權，提出應避免向歐盟進一步轉讓“具有深遠影響的權能”，認為在歐洲穩定機制、救助基金等問題上，決定權應屬于成員國。
在所謂的“新漢薩同盟”出現以前，歐盟成員國之間已經存在著一些相互對抗的力量，如大國與小國的矛盾、歐元區與非歐元區國家之間的矛盾、南歐與北歐國家的結構性分歧等，特別是以維謝格拉德集團為核心的中東歐國家在難民政策和價值觀方面與歐盟產生的沖突等，這些分歧已經十分不利于歐洲一體化的深入，而英國脫歐后“新漢薩同盟”的出現有可能進一步破壞歐洲的穩定和力量均衡。
最后，英國脫歐引起的關于歐洲一體化未來發展方向的討論也很可能會加劇成員國間的分歧。無論是歐盟委員會還是德法兩國，都認為“多速歐洲”是最符合歐洲現實的發展模式，即一部分有意愿、有能力的成員國可在特定領域實行一體化程度更深入的聯合措施。但這一模式引起了部分國家的強烈反對，特別是東歐國家，擔心自己會因此被“邊緣化”。與此同時，歐盟領導人自身對這一模式也存在著不同意見。例如，歐洲理事會主席圖斯克公開表示了擔憂，認為這有可能引起歐洲的再次分裂，因此這一提法已經基本被擱置。但從近兩年來歐盟的實踐來看，“多速歐洲”似乎不可避免，2017年11月簽署的防務聯盟協議（23個成員國參加）被認為是歐洲共同防務乃至歐洲政治一體化發展歷程中的一個“歷史性時刻”，而它正是對“多速歐洲”理念的落實。未來如何能夠既避免加劇成員國之間的分歧，又能推動一體化向前發展，對歐洲國家與歐盟領導人而言無疑是一項巨大的考驗。
結語
英國脫歐近年來備受矚目，它在一定程度上源于歐洲當前面臨的多重困境，同時該事件本身又成為歐洲遇到的危機之一。另外，英國脫歐也是一面鏡子，我們可以從中看到英國和整個歐洲在社會與政治領域面臨的一系列深刻變化。
從社會領域來看，當前，歐洲各國都出現了嚴重的社會撕裂現象，盡管與二戰后初期相比，兩大階級之間的對立程度越來越弱，但卻出現了其他形式且更為復雜的分裂和對抗。特別是自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來，隨著整個社會的貧富差距不斷拉大，不平等日益加劇，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特別是上層社會和底層民眾之間的對立和敵視情緒更加嚴重，破壞了原有的社會共識，威脅著歐洲的社會和政治穩定。
從政治層面來看，二戰后盛行幾十年的“共識政治”也岌岌可危，這種情況不僅出現在英國，也同樣出現在德國等歐洲大陸國家。其原因在于，在西方當前的民主制度框架下，政黨利益越來越凌駕于國家利益之上，與此同時，在各種危機的壓力之下，政黨政治的極化現象也愈益突出，不僅威脅到國家政局的穩定，而且損害了民眾對建制政黨和政府的信任。
從歐洲一體化的角度來看，英國脫歐意味著歐盟離心力的加劇，同時它反過來又有可能進一步加劇歐盟成員國之間的分歧，這不僅體現在德法關系方面，也體現在歐盟內部出現的重新“集團化”現象，同時還體現在關于歐洲一體化的未來發展方向，特別是“多速歐洲”的討論中。盡管英國脫歐僅是特例，從目前來看還不太可能有其他成員國步英國之后塵，但不可否認，英國脫歐給歐盟造成的影響不可忽視。在英國脫歐之際，歐盟也處在了一個十字路口，它是通過建構起新的力量均衡，推動歐洲一體化向更深入的方向發展，還是將走向更大程度的分裂或不穩定，仍需繼續觀察，歐盟未來的道路注定不會一帆風順。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中國人民大學歐洲問題研究中心項目“退歐背景下英國與歐盟關系及其對中國的影響”的階段性成果，項目批準號：17JJDGJW013）
注釋
[1]Sara B. Hobolt, "The Brexit vote: a divided nation, a divided continent",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2016, 23(9), pp. 1259-1277.
[2]Simon Shuster, "The UK's Old Decided for the Young in the Brexit Vote", June 24, 2016, http://www.time.com/4381878/brexit-generation-gap-older-younger-voters/.
[3]張劍：《社會底層的抗議：英國脫歐、社會分裂與底層文學》，《光明日報》，2017年8月23日，第13版。
[4]BBC, "EU referendum: Most London boroughs vote to remain", June 24, 2016, https://www.bbc.co.uk/news/uk-politics-eu-referendum-36612916.
[5]Zsolt Darvas, "High inequality and poverty helped trigger the Brexit protest vote", August 31, 2016, https://blogs.lse.ac.uk/brexit/2016/08/31/brexit-should-be-a-wake-up-call-in-the-fight-against-inequality/.
[6]OECD Data, "Income Inequality (indicator)", 2019, https://data.oecd.org/inequality/income-inequality.htm.
[7]Feargal McGuinness, "Poverty in the UK: Statistics", House of Commons Library, August 31, 2018, http://researchbriefings.files.parliament.uk/documents/SN07096/SN07096.pdf.
[8]Chris Belfield, Jonathan Cribb, Andrew Hood & Robert Joyce, "Living Standards, Poverty and Inequality in the UK: 2016", July 2016, https://www.ifs.org.uk/uploads/publications/comms/R117.pdf.
[9]Joseph Rowntree Foundation, "UK Poverty 2017", December 4, 2017, https://www.jrf.org.uk/report/uk-poverty-2017.
[10]OECD, "Understanding the Social-economic Divide in Europe—Background report", January 26, 2017, https://www.oecd.org/els/soc/cope-divide-europe-2017-background-report.pdf.
[11]S. B. Hobolt and J. Tilley, "Fleeing the centre: the rise of challenger parties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Euro crisis", West European Politics, 2016, 39(5), pp. 971-991.
[12]Thomas Piketty, "Inequality in France", April 18, 2017, https://heterodox.economicblogs.org/thomas-piketty/2017/piketty-inequality-france.
[13]John Burn-Murdoch, Billy Ehrenberg-Shannon, Aleksandra Wisniewska and Ændrew Rininsland, "French election results: Macron's victory in charts", May 9, 2017, https://www.ft.com/content/62d782d6-31a7-11e7-9555-23ef563ecf9a.
[14]［英］安德魯·海伍德：《政治學核心概念》，吳勇譯，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1頁。
[15]Jeremy Corbyn, "Labour could do a better Brexit deal. Give us a chance", The Guardian, December 6, 2018,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8/dec/06/jeremy-corbyn-general-election-brexit-labour-theresa-may.
[16]"EU official says UK political parties using Brexit to their own interest", January 26, 2019, https://www.presstv.com/Detail/2019/01/26/586872/UK-Brexit-row-parties-EU-Verhofstadt.
[17]崔洪建：《德國“共識政治”危機正在外溢》，環球網，2017年12月5日，http://www.opinion.huanqiu.com/hqpl/2017-12/11422140.html?agt=61.
[18]嚴瑜：《德國“共識政治”失靈了嗎？》，人民網—人民日報海外版，2017年11月23日，http://www.world.people.com/n1/2017/1123/c1002-29663168.html.
[19]Melissa Eddy & Katrin Bennhold, "Consensus. No. Thanks. German Political Suddenly Get Messy", Novermber 24, 2017, https://www.nytimes.com/2017/11/24/world/europe/germany-merkel-coalition.html.
[20]任珂、袁帥：《默克爾保守黨聯盟支持率創新低》，新華網，2018年7月31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8-08/01/c_1123206766.htm。
[21]楊解樸：《德國大選與歐盟的未來》，黃平等主編：《歐洲發展報告（2017～2018）》，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第11頁。
[22]Ambrose Evans, "Macron scolds Germany for profiting from Europe's distress", July 13, 2017, https://www.telegraph.co.uk/business/2017/07/13/macron-scolds-germany-profiting-europes-distress/.
[23]Paul Taylor, "Brexit redraws EU alliances", April 20, 2018,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brexit-redraws-eu-alliances-coalitions-stop-france-and-germany-deeper-integration.
責 編／刁 娜
Brexit: A Reflection of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Divisions in Europe
Li Jingkun
Abstract: The UK formally launched the Brexit process in March 2017. Brexit, to some degree, originates from the multiple difficulties facing Europe, and in return it has become one of the crises that Europe has to deal with. Brexit has clearly reflected some of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issues that the UK and other European countries are confronted with. In the social field, the widened wealth gap and increasing inequality has led to the breaking of social consensus, while in the political field, because the interests of political parties prevail over national interests and the polarization of party politics expands, it is almost impossible to maintain political consensus. At last, Brexit reflects the enhanced decentralization force at the EU level, which has highlighted and will probably exacerbate the differences among the EU member states.
Keywords: Brexit, UK, Europe, social and political divisions
李靖堃，中國人民大學歐洲問題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研究員。研究方向為歐洲政治和英國問題。主要著作有《脫歐公投視角下的英國民主政治困境》（論文）、《歐洲民主制度之困：合法性與有效性危機》（論文）、《“去議會化”還是“再議會化”——歐盟的雙重民主建構》（論文）、《英國與歐盟中東政策的未來走向：以英國脫歐為視角》（論文）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