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于國家治理的基本原則

馬克思、恩格斯的國家治理思想主要是在考察資本主義國家弊病，以及總結巴黎公社的經驗教訓基礎上形成的，包含著關于國家治理的主體、原則、方式、機制、目標等方面的豐富內容。

基本原則一為國家治理的主體：人民和政黨的統一。馬克思恩格斯認為，資產階級國家，不管是君主專制國家，還是民主共和制國家，表面上宣揚主權在民，實質上“現代的國家政權不過是管理整個資產階級的共同事務的委員會罷了”。因此，他們強調，在無產階級政黨領導人民推翻資產階級政權、建立無產階級政權后，必須實現真正的人民民主，使人民成為社會的主人，廣泛地參與國家治理。

列寧也高度重視民主問題，認為不但蘇維埃政府的公務員必須由人民民主選舉產生，無產階級政黨也必須實行民主。“黨內的一切事務是由全體黨員直接或者通過代表，在一律平等和毫無例外的條件下來處理的；并且，黨的所有負責人員、所有領導成員、所有機構都是選舉產生的，必須向黨員報告工作，并可以撤換。” 在列寧看來，由于蘇聯社會主義國家是建立在經濟文化落后的基礎之上的，不可能實現共產主義，不可能消滅國家，消滅政黨，要把人民組織起來進行國家治理必須充分發揮無產階級政黨及其領袖的作用。1920年在《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中，列寧指出：“在歷史上，任何一個階級，如果不推舉出自己善于組織運動和領導運動的政治領袖和先進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統治地位。”

基本原則二為國家治理的原則：自由、平等、民主和效率的統一。馬克思恩格斯認為，“理性的勝利”建立起來的資本主義國家鼓吹所謂的自由、民主、平等、博愛，但其政治制度實際是一幅令人極度失望的諷刺畫；而取而代之的無產階級專政國家必須在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基礎上實現真正的自由和平等，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不僅要實現民主，還必須追求治理的效率。列寧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中也指出：“為了處理工農國家的事務，必須實行集體管理制。但是任何夸大和歪曲集體管理制因而造成辦事拖拉和無人負責的現象，任何把實行集體管理的機關變為清談館的現象，都是極大的禍害，應不顧一切盡快根除這一禍害。”

基本原則三為國家治理的方式：民主和集中的統一。馬克思恩格斯認為，要實現國家的治理，既要民主，也要有權威。馬克思恩格斯深刻總結巴黎公社的經驗指出，為了確保人民成為社會的主人，一要保證人民群眾的普選權，所有公職人員都必須由選舉產生；二要保證人民群眾的罷免權，公職人員必須接受公眾監督并隨時可以撤換。他們明確提出無產階級政黨必須樹立領導權威才能確保組織堅強有力，否則，大家都自由散漫、各行其是，毫無組織紀律，黨就會瓦解。在總結巴黎公社失敗的教訓時，恩格斯就明確指出：“巴黎公社遭到滅亡，就是由于缺乏集中和權威。” 恩格斯還指出，權威無論在革命時期還是和平建設時期都是需要的。“沒有權威，就不可能有任何的一致行動”，“而沒有這種統一的和指導性的意志，要進行任何合作都是不可能的!”

列寧進一步發展了馬克思恩格斯關于民主和權威相統一的思想，創造性地提出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并把它作為無產階級政黨的組織原則和國家治理的根本原則。根據列寧的提議，1906年4月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四次（統一）代表大會上，通過了《組織章程》，其中第二條明確規定：“黨的一切組織是按民主集中制原則建立起來的。”在黨章中首次確立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堅持民主和集中的統一確保了人民對國家的民主治理、有效治理，避免了自由主義和無政府主義。

基本原則四為國家治理的職能：管理職能和經濟社會職能的統一。馬克思認為，國家具有兩種功能，具有兩重性，一是國家的階級性，體現為利用政權維護統治階級的“政治統治”，這就是管理職能；二是國家的社會性，必須維護社會發展的基本秩序和處理公共事務，這就是為政治權力提供基礎的“經濟的、社會的職能” 。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是一個有機體，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是相互促進、相互制約的，沒有穩定的經濟基礎、意識形態、社會意識，就難以實現政治統治，所以，國家的治理職能不應該只是停留于政治層面，還應包括經濟、文化和整個社會層面。而且隨著國家的消亡，國家的政治統治職能也會消亡，但其社會服務職能則不會消失。列寧也明確指出，國家的職能，“既是為了鎮壓剝削者的反抗，也是為了領導廣大民眾即農民、小資產階級和半無產者來‘調整’社會主義經濟。” 總的來說，由于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沒有親身經歷社會主義的實踐活動，或者經歷的時間很短，所以他們關于國家治理思想，都是一些原則性、指導性的要求，相對來說比較簡單、抽象，但也為社會主義國家的治理實踐提供了基本遵循。

習近平總書記在國家治理思想上的創新發展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深刻總結我國國家治理的經驗，立足新時代國際國內的新挑戰，把馬克思主義的國家治理思想和中國新時代實際緊密結合起來，提出了許多國家治理的新理念新戰略新要求，開拓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治理的新境界。

治理體制：堅持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國家治理涉及方方面面的治理機構，也包含方方面面的內容。如何確保治理的有序和有效，這就是必須堅持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是最高的政治領導力量。” “我國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優越性的一個突出特點是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形象地說是‘眾星捧月’，這個‘月’就是中國共產黨。在國家治理體系的大棋局中，黨中央是坐鎮中軍帳的‘帥’，車馬炮各展其長，一盤棋大局分明。”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最本質特征，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國家治理機制的獨特優勢，是我們堅定制度自信的底氣所在。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我國形成了黨委領導、政府主導、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治理體制。

治理理念：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根本政治立場。“以人民為中心”思想的提出，確立了人民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的治理上的出發點和立足點，充分表明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治理的價值維度。

治理目標：積極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一個國家制度和制度執行能力的集中體現。把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超越了西方國家治理模式以民主化為單一標準的思想，突出強調了國家治理的民主化、制度化、科學化、體系化、高效化相統一的科學評判標準，為現代國家治理指明了方向，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和國家治理，具有重大而深遠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治理方式：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一個系統工程，是國家治理領域一場廣泛而深刻的革命。” 法治是治國理政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是現代國家治理的基本方式和現代國家的主要標志，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和制度保證，確保了國家治理的民主化、制度化、規范化。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戰略，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了重要保障。

治理內容：注重全面性、系統性和協同性。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堅持以唯物辯證法為指導，運用全面思維和系統思維，提出了“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克服了條塊分割、地方主義、部門主義等長期積弊，著力解決發展不充分不平衡等問題，極大地提升了全面、系統、協同、綜合治理的水平。注重治理的全面性、系統性和協同性，這是對馬克思主義所主張的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治理目標的追求。

治理的民主形式：積極開拓多種民主形式。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民當家作主必須具體地、現實地體現到中國共產黨執政和國家治理上來，具體地、現實地體現到中國共產黨和國家機關各個方面、各個層級的工作上來，具體地、現實地體現到人民對自身利益的實現和發展上來。” 在我國，人民享有廣泛的民主權利，不僅有民主選舉的權利，而且有廣泛參與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的權利。不僅有程序的民主，還有實質的民主。不僅有選舉民主，還有廣泛的多層次的協商民主。特別是協商民主，這是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和國家治理的特色和優勢。

全球治理：堅持共建共商共享原則，積極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高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旗幟，堅持共建共商共享，這是對馬克思關于自由人的聯合體思想的繼承和發展，是中國為解決世界“發展赤字、和平赤字、治理赤字”而提出的中國方案。積極參與全球治理，既展示了中國的大國擔當形象，也為中國營造了良好的外部環境，促進了國家的內部治理。

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一個國家選擇什么樣的治理體系，必須從這個國家的歷史傳承、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以及所要面對的歷史任務的實際出發。我國今天的國家治理體系是長期發展、漸進改進、內生性演化的結果，既立足我國的歷史傳承、文化傳統，也充分考慮到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水平和國內國際的挑戰。“我國的實踐向世界說明一個道理：治理一個國家，推動一個國家實現現代化，并不只有西方制度模式這一條道，各國完全可以走出自己的道路來。可以說，我們用事實宣告了‘歷史終結論’的破產，宣告各國最終都要以西方制度模式為歸宿的單線式歷史觀的破產。”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一系列國家治理思想，是對馬克思主義國家治理思想的新發展，為解決國家治理問題提供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我們必須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研究員、博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