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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扶貧:新時代扶貧工作的重要內容

隨著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了轉變,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現狀成為了新時代的主要問題。針對2020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強調,“讓貧困人口和貧困地區同全國一道進入全面小康社會是我們黨的莊嚴承諾”。黨的十八大以來,脫貧攻堅戰取得了決定性進展,6000多萬貧困人口穩定脫貧,貧困發生率從10.2%下降到4%以下,扶貧工作在農村基礎建設、農業發展、醫療衛生服務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隨著貧困地區人民群眾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物質條件的改善,人們對精神文化的需求更加凸顯,文化扶貧成為了新時代扶貧工作的重要內容。

文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五位一體”總布局中的重要組成,文化扶貧不僅是文化建設領域的一項重要任務,更是國家扶貧體系的重要內容?!吨泄仓醒雵鴦赵宏P于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提出,“扶貧先扶智,增強貧困人口自我發展能力”,正式將文化扶貧納入政策的“中心議題”,充分肯定了文化扶貧的重要意義。中宣部、文化部、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等部門在文化精準扶貧工作上不斷探索前行,充分發揮文化在脫貧攻堅過程中的“扶志”“扶智”作用,激發內生動力、鞏固扶貧成果、推動貧困地區經濟可持續發展。文化扶貧工作不僅在全面小康決勝期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更將在后扶貧時代發揮引領落后地區精神文化進步、帶動經濟社會全面發展的支柱性作用。

文化扶貧是扶貧的更高要求

文化扶貧是全面的扶貧,服務于貧困地區人民群眾的美好生活需要。文化作為更高層級的需求,其發展往往滯后于經濟發展,因而越是貧困地區,文化發展水平越是滯后。貧困地區的文化建設往往存在空白和缺位,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不夠完善,人民群眾的精神文化需要得不到滿足,現有的文化資源得不到科學合理的保護和開發。文化扶貧不僅可以補足脫貧工作在文化建設方面的短板,還能為貧困地區經濟發展提供新的思路。盤活貧困地區文化資源,推動特色文化產業建設,從而實現經濟轉型發展,提升貧困地區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

文化扶貧是精神的扶貧,是脫貧攻堅的重要抓手。文化在脫貧攻堅工作中的重要意義突出體現在“扶志”和“扶智”。貧困地區長期貧困的原因除了地區限制、經濟水平等客觀因素外,文化貧困和落后文化等主觀因素的影響也十分嚴重。一些封閉落后的思想限制了人的全面發展,面對貧困問題產生“等、要、靠”的消極情緒,甚至抱殘守缺用懷疑和拒絕的態度看待扶貧工作,鼓吹讀書無用論、爭搶貧困縣的帽子。文化扶貧能夠推進貧困地區群眾形成適應社會發展的正確價值觀念,摒棄不良習氣和落后思想,增強科學常識和理性認識,排除阻礙農村發展的文化因素,從而鼓舞貧困地區人民自覺努力奮斗,抓住黨和國家扶貧開發的政策紅利,實現與全國同步進入全面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

文化扶貧是徹底的扶貧,是預防再度返貧的根源性舉措。貧困是一個階段性的狀態,能否走出貧困靠的不止是一時的救助,更需要強大的內生動力。如果扶貧工作只停留在經濟和物質層面,已經脫貧的群眾是極易再度回到貧困的狀態。這不僅是對扶貧資源的浪費,更會使貧困群眾產生懷疑和不滿情緒,因此防止返貧和脫貧攻堅同樣重要。一個負債累累的企業家遇到比貧困戶更艱難的情況仍然可以度過難關重新出發,而貧困戶即使手握各種補貼資源卻依然可能再度返貧,這其中的本質差別就在于文化。人的文化素質是制約貧困地區減貧脫貧的關鍵,這里的文化素質不僅是堅決脫貧的意志品質,還有規劃未來實現理想的能力。只有進行深度的文化扶貧,才能實現對貧困地區社會、文化、經濟的系統升級,實現扶貧工作從治標向治本的轉變。

十八大以來文化扶貧碩果累累

各項政策接連出臺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扶貧工作,脫貧攻堅取得了一系列成就,尤其在法律政策方面高屋建瓴,為扶貧工作的開展提供了一系列指導性、支持性政策。涉及文化扶貧的政策文件除了針對文化扶貧的專項政策外,還有一些源自文化政策、扶貧政策。2015年1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頒布《關于加快構建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意見》提出“促進城鄉基本公共文化服務均等化”和“推動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貧困地區公共文化建設實現跨越式發展”的要求。2015年12月,文化部等七部委聯合印發《“十三五”時期貧困地區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規劃綱要》,從文化建設的視角對文化扶貧工作提出了頂層設計。2016年5月,《貧困地區發展特色產業促進精準脫貧指導意見》中提到要促進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拓寬貧困戶就業增收渠道。2017年5月,文化部發布《“十三五”時期文化扶貧工作實施方案》,指出不僅要全面提升貧困地區文化建設水平,更要發揮文化在脫貧攻堅工作中“扶志”“扶智”作用。

財政資金切實保障

近年來,中央每年撥付大量的財政資金用于扶貧工作,但是劃撥到文化建設領域的比重較低,資金依然是制約貧困地區文化建設的關鍵問題。2017年3月重新修訂的《中央財政專項扶貧資金管理辦法》在資金支出范圍與下達中明確指出,專項扶貧資金可用于教育、科學、文化、衛生、醫療、社保等社會事業支出,為扶貧資金在文化領域的使用提供了政策依據。在文化領域,為保障貧困地區用于公共文化建設的財政經費,2016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央補助地方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專項資金管理暫行辦法》,實現了公共文化政策和公共財政政策的有效對接。此外,各部委、各級政府還劃撥了用于文化扶貧的各類專項資金,如中宣部、文化部、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等都在專業領域設立了文化扶貧的對口項目,投向文化扶貧的專項資金逐年加大。

基礎配置不斷完善

文化扶貧基礎的就是貧困地區的公共文化服務建設水平,伴隨著到2020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文化領域提出了到2020年基本建成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目標。對此,十八大以來,農村地區特別是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和集中連片特困地區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務兜底工程不斷推進。農村廣播電視“村村通”“戶戶通”工程打通了老百姓收看電視的“最后一公里”,農村電影放映工程為落后地區提供了看電影的保障,農家書屋工程滿足了對閱讀最基本的需求,鄉鎮綜合文化站工程可以自由開展豐富的文化活動,農村數字文化工程利用數字化手段為農村地區傳輸海量的文化資源。特別在貧困地區,實施了貧困地區民族自治縣、邊境縣村綜合文化服務中心覆蓋工程,以及貧困地區設備購置項目?;竟参幕詹粩喑鴺藴驶?、均等化方向努力。

文化開發模式全方位探索

文化扶貧不僅是對貧困地區進行公共文化服務的兜底保障,更可以在有條件、有資源的地方進行文化資源的開發利用,通過產業升級帶動人民群眾脫貧致富。利用特色文化產業脫貧的案例不勝枚舉,老少邊窮地區往往是特色文化產業資源豐厚的地區,圍繞傳統資源的開發利用不僅能將傳統的工藝品、文化習俗進行變現,更能服務于地區經濟整體性布局。如貴州黔東南苗族的銀飾、陜西的皮影、安徽的宣紙等有形的文化產品可以產業化開發,而草原文化、茶文化以及各地特色的民俗文化則可以發展體驗式經濟。在全國范圍開展的特色小鎮培育工作已經于2016年和2017年公布兩批共403個全國特色小鎮,為盤活貧困地區經濟發展提供了新思路。異曲同工的還有全域旅游,國家旅游局于2016年先后兩批公布了共500個全域旅游示范區創建名單,隨著全域旅游示范區的開發建設,自然資源和人文資源將成為貧困地區的重要財富。

現階段文化扶貧的短板

不同地區文化需求差異大

當前國家對于貧困落后地區的文化扶持力度很大,興建了大量的體育健身設施和圖書館、活動室,基本實現了基礎文化設施全覆蓋。然而,有些文化設施和文化產品卻面臨著無人問津的尷尬處境,一批批圖書、器材源源不斷地送到鄉村,但卻束之高閣。與此同時,貧困落后地區的人民群眾仍然反應精神文化需求得不到滿足。這背后主要原因有兩個方面:一是貧困落后地區的人民群眾受生產生活方式、教育文化水平、休閑娛樂習慣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和制約,在精神文化方面有著差異化的需求,最典型的就是少數民族地區具有獨特的精神文化生活方式;二是貧困落后地區的群眾自身文化水平有限,文化扶貧所提供的內容遠超過他們的文化需求。在河北某村調研時有村民談到,自己小學文化,上學的時候都不看書,書報雜志更不愿意看,貧困地區往往文化教育基礎差,日常的文化生活以打牌、看電視為主,因而文化產品曲高和寡。我國地域遼闊,不同地區的文化風俗差異很大,加之隨著經濟的飛速發展,不同地區之間的社會發展程度差距不斷加大,從而產生了嚴重的文化斷裂現象。也就是說,即使文化發展水平在均值上實現了均等化、標準化,但文化需求的頂層和底層間差異非常大,文化的供給體系、需求體系以及供需平衡方面仍然存在著不匹配的問題,這成為文化扶貧能否起到實效的巨大挑戰。

非物質脫貧滯后于物質脫貧

在文化的發展中,物質文化的進步總是先于非物質文化,文化扶貧也同樣遵循這個客觀規律,最先也是最容易發生改變的是器物和制度層面,其次是風俗習慣層面,最后才真正能夠對文化價值觀層面產生影響。其中,器物和制度主要依賴于政府的供給和設計。當前的文化扶貧工作主要集中于基礎文化設施的建設和基本公共文化用品的供給,如廣電傳輸網絡、文化活動中心、圖書室等,然而在實際工作中卻存在有載體缺內容、有建設沒維修的情況,使扶貧成效大打折扣。貴州省遵義市的扶貧干部反映,山區的“村村通”“戶戶通”工程雖然確實實現了電視信號入戶的要求,但因山區地廣人稀路難走的現實情況,維修人員不可能為一戶專程上山,一旦出現使用故障,只能等待維修人員集中上門,而這個過程是極其漫長的。山區的情況還有一定的特殊性,而文化下鄉的窘境則更為普遍。文化下鄉的書籍、電影往往不受百姓關注,村里的圖書室常年上鎖、電影放映機空轉的情況不在少數,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時間上的滯后。當這些文化內容真正送到貧困群眾手中的時候,很多已經是幾年前的東西了,而隨著移動互聯網的普及,微博、抖音則成為他們豐富精神文化的主要途徑。因此,當前文化扶貧的主要問題已經不再是文化物質的缺失,更多的是非物質層面的低效。如果文化扶貧只停留在載體層面,那么就很難起到移風易俗、提升文化價值觀的效果,最終只能流于形式,成為一個好看的數據而已。

貧困文化根深蒂固且代際傳遞

貧困文化是文化扶貧最大的阻力,也是全面小康脫貧攻堅工作的“老大難”。貧困地區長期以來積累了很多落后的傳統文化風俗習慣,比較普遍的有對教育的忽視和重男輕女的偏見,更嚴重已經到了鄉風民俗的層面。界首市委辦副主任李志超在訪談中提到,有些貧困戶存在“讀書無用論”的想法,這給防控輟學工作帶來很大阻力。一方面,當地村民認為其鄰里孩子沒有接受教育,其子女不完成學業也就顯得無關緊要,久而久之便成為了全村風氣;另一方面,父母思維模式和眼界的局限制約了其對子女教育的長期投資,從而影響了子女的未來發展空間。貧困地區依然存在嚴重的重男輕女現象,“養兒防老”的傳統思維模式依舊根深蒂固地存在于當地人的認識觀念中,這直接導致男性在家庭中的教育資源、財產分配額度、生活質量條件普遍優于女性,也自然造就了脫貧率在貧困地區男性比率遠高于女性的結果。這些根深蒂固的貧困文化是文化扶貧的“硬骨頭”,極大增加了文化扶貧的難度。而且,貧困文化不僅是貧困地區文化治理的頑疾,更有著很強的代際傳遞效應,往往呈現家族式、遺傳式的情況。小崗村第一書記李錦柱在訪談中提到,文化貧困的代際傳遞問題是影響脫貧攻堅效果的重要制約因素,難點在于普遍文化素養的提升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不破除貧困文化就很難實現徹底的脫貧,脫貧工作就陷入了吃力不討好的困境。

心理貧困禁錮扶貧對象的主動性

“扶貧”不是“養貧”,要想實現真脫貧、脫真貧的效果,不僅要國家“扶到位”,更得貧困人群“扶得起”。得益于黨和國家優厚的脫貧政策,一些貧困地區的人民群眾對于貧困的現狀十分滿意,對脫貧工作產生被動、消極的情緒,甚至出現了不愿脫貧、不配合脫貧的情況,拒絕脫貧摘帽,反而爭當貧困縣。基層扶貧干部普遍提到,當前的多數貧困地區人口為了在將來長期享受優惠政策,不愿在脫貧確認書上簽字,擔心會失去作為貧困戶所享受的一系列優惠條件。一方面,這阻礙了扶貧工作的有效開展、降低了扶貧資源分配效率;另一方面,這側面凸顯了扶貧精神還未根植于每一個貧困農戶心里,部分扶貧開發工作依舊治標不治本。這是由于貧困地區長期在思想文化方面落后,致使貧困地區人民群眾對扶貧工作出現認識偏差、對脫貧喪失斗志。物質貧困并不可怕,而心理貧困則將成為阻礙貧困地區脫貧致富的根源性因素,如果不消除貧困心理的不良影響,就很難改變落后地區“等、要、靠”的吸血心理,更遑論造血功能的實現。心理貧困是文化價值觀層面的問題,潛滋暗長荼毒甚深,不僅極易使前期扶貧的成果付之東流,更重要的是消解貧困地區人民群眾積極主動配合扶貧工作的熱情,成為消滅貧困的內在阻力。

資源開發造成文化生態破壞

文化扶貧是對貧困落后地區的文化輸入,對于貧困文化、落后思想而言文化扶貧毋庸置疑,但是貧困地區往往是民族文化、傳統文化的聚集地,隨著主流文化的強勢輸入,民族文化、地域文化、傳統文化勢必會受到沖擊和影響。尤其在文化資源開發的過程中,隨著人口、資本等要素的流入,當地的文化環境隨之而發生改變,一旦開發不當,還會消解文化多樣性甚至形成新的文化霸權。云南麗江就是典型的案例,深度的旅游開發確實帶動了當地經濟的發展,成為了云南的一張名片,但是隨著旅游承載力的過載和旅游亂象的頻發,麗江的文化生態已經不復從前,失去傳統文化本色的景點其文化生命力將會大打折扣。有學者指出,文化扶貧需要注意的是將貧困人口看作沒有文化的群體而自上而下的輸入,很多情況之下外來輸入的文化不能匹配當地民眾的需要,與當地的文化生態不能很好融合,致使很多文化扶貧項目遭遇失敗。文化開發是文化扶貧的升級形態,但升級的前提和基礎是穩定的文化生態結構,破壞式開發、同質性開發都是殺雞取卵式的短視之舉。

進一步提升文化扶貧質量的建議

推進文化領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扶貧的本質是供給,要進一步提高文化扶貧資源的使用效率,就要推進文化領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優化扶貧資源的投入結構,在資源分配的時候更貼合實際,以達到文化精準扶貧。供給方面,全面補齊公共文化服務供給的短板,尤其在文化資源貧瘠的地方,做好實現公共文化服務均等化、標準化的兜底工作;需求方面,也要因地制宜了解當地群眾的文化偏好,有的放矢避免文化資源浪費的情況。武漢大學國家文化發展研究院院長傅才武提到,要加強基層百姓的文化自發需求和多樣化形式與國家在文化管理層面的格式化管理之間協同,如《關于推進政府向社會力量購買公共文化服務的指導意見》就提供了聯通國家和百姓需求的一個政策接口,使供給的文化服務更加精準對接困難群眾的需求。

此外,在文化資源豐厚的地方,發揮文化資源優勢,實現傳統文化資源的創造性轉化,通過發展文化產業增加落后地區收入,讓未來的“國民經濟支柱性產業”成為“撬動”扶貧攻堅的一個有力“支點”。中國傳媒大學教授齊勇鋒認為,貧困的根源是文化貧困,特色文化產業作為特色經濟、在地經濟和體驗經濟,在整個文化經濟發展中體現出契合市場在地化、體驗化和特色化的產業發展要求和消費需求,是化解長期以來文化貧困和城鄉分離這一瓶頸問題的現實路徑。在具體工作中,應當發揮中央統籌協調、地方自主落實的作用,中央制定區域協調發展的宏觀戰略和各項支持性政策,賦予地方更多的自主權;而地方則應結合當地實際情況進行更多的創造性發揮,做到既能夠達到統一標準,又能夠符合貧困地區人民群眾的實際需要。

文化扶貧的內容要更加豐富

文化是精神需求,文化扶貧更重要的是傳遞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從而提高貧困地區人民群眾思想覺悟、道德水準、文明素養,發揮“扶志”“扶智”的重要作用。因此,文化扶貧不能停留在物質、載體的層面,諸如圖書室、活動中心、“村村通”“戶戶通”這樣的基礎工程是文化扶貧的必要不充分條件,更加重要的扶貧工作應該落實到文化內容上,要讓優秀的文藝作品、文化形式能夠通過當前的基礎建設在貧困地區廣泛傳播,真正起到以文化人、鼓舞人心的作用。但同時,也要緊跟時代發展,創新文化內容的傳播方式,讓困難群眾更加接受文化扶貧。十八洞村喜好苗歌,有扶貧干部采用上門唱苗歌的方式走入了人民群眾當中,化解了以前政策宣傳存在的阻力。用文化統一思想,了解民心,不但豐富了人民群眾的生活,也推動了扶貧工作的全面開展。甘肅隴南扶貧干部趙炎強也提到,通過抖音宣傳扶貧政策、帶著村民一起拍抖音,吸引了很多貧困戶的積極參與,取得了很好效果。文化扶貧不應以數量而應以質量論成敗,越貧困的地區越是思想文化薄弱的陣地。如果文化扶貧建設非但沒有起到實效反而被人詬病,就會給一些歪風邪氣提供作亂的空間。對此,要在全面建設貧困地區文化基礎設施的基礎上,創新文化傳播方式,充實文化扶貧內容,提供更多鼓舞和幫助困難群眾脫貧致富的文化產品。

激發扶貧對象的內生動力

扶貧不能“授之以魚”,文化扶貧更不能“填鴨”。文化的意識形態屬性要求文化的接受者必須主動接納才能真正發揮其影響力,這要求文化扶貧工作必須以讓貧困地區人民群眾真正認同并接受先進文化為前提,激發其主動脫貧的積極性。只有貧困主體真正意識到文化扶貧的重要意義,才能防止其產生被動、消極的心理,并不再將文化扶貧看作是“走過場”“添麻煩”“不務實”的行為。

對此,在文化扶貧過程中,一要做好輿論宣傳工作。一方面加強對脫貧戶的政策宣傳和思想教育,引導脫貧戶轉變思想觀念,激發脫貧致富的主觀愿望;另一方面樹立典型,發揮鄉賢在貧困地區的“意見領袖”作用,摒棄貧困地區的落后文化,使科學文明的價值觀深入人心。二要強化制度引導。針對“越扶越貧”的現象,可以通過減少一次性發錢發物,鼓勵貧困戶通過自己的辛勤勞動獲取合理勞動報酬的方式來避免。界首市出臺的產業扶貧后獎補政策,通過先給予前期啟動資金500,待到貧困戶產業發展達到獎補條件后,再把剩余部分以獎補的方式發放,有效解決了“等、要、靠”的問題。三要充分發揮人的作用,以情化人。十八洞村第一書記龍秀云在訪談中提到,曾經有一個貧困戶是孤兒,盡管給他提供了住房、教育等方面的幫助,他卻仍然陷入了“越扶越窮”的怪圈,后來龍書記意識到孤兒最缺乏的是家庭的溫暖,于是跟他結對幫扶,將他認作自己的家人,從情感上給他支持,最終使他實現了脫貧致富。

文化扶貧要同教育扶貧相配合

文化貧困和教育貧困是緊密相關的,缺少教育就難以樹立文化,沒有文化就不會重視教育,只有統籌推進文化扶貧和教育扶貧,才能形成消滅貧困文化、提高思想道德和科學文化水平的合力,也只有通過高水平的文化扶貧和教育扶貧,才能真正發揮文化的“扶志”“扶智”作用,為貧困地區實現產業塑造、經濟轉型提供智力和人力的支持,實現徹底脫貧。一方面從教育著手,確保適齡兒童能夠全部入學接受科學文化教育,塑造全新一代的價值觀,培養其文化需求,并在此基礎上,發揮“小手拉大手”的作用,用孩子的言行來影響、規范大人,從而實現全民素質的提升。另一方面從文化著手,在貧困群眾當中普遍宣傳科學思想,破除落后貧困文化在教育工作中的阻礙,提高貧困群眾對科學文化重要性的認識。

通過文化扶貧和教育扶貧相互配合,實現文化在扶貧工作中“授之以漁”的效果。在具體落實中,首先要整合資源,武漢大學國家文化發展研究院院長傅才武認為,現在扶貧高度的組織化、結構化,非文化部、扶貧辦一家所能解決的問題,需要創新協同,建立一個學界、政府、社會機構和中介組織,特別是社會力量和志愿者聯通的機制。其次要加強教育,一是提高貧困地區的教育質量,尤其是基礎教育的質量和水平,進一步縮小城鄉教育的差距;二是專門針對建檔立卡貧困戶進行技能就業培訓,提高其素質,比如“雨露計劃”等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三是大力發展貧困地區的職業教育,職業教育有助于貧困地區人口習得一技之長,增加就業收入。

文化扶貧應注意保護文化生態

任何一個地方都有隨著長期發展而自發形成的原生文化,這些原生文化中有些是需要摒棄的落后文化,也有一些是歷史積淀出的優秀傳統文化、特色文化。在沒有外部力量干預或影響的條件下,它們往往會處于一種相對平衡的“自然”狀態,而隨著文化的扶貧開發,勢必會對當地的社會習俗、傳統習慣、價值觀念、族群意識、地域心態等造成一定影響。這就要求文化扶貧既要有去其糟粕取其精華的文化自信,又要對原生文化心存敬畏,防止文化扶貧變成文化入侵,消解原生文化,形成新的文化霸權。因此,在文化扶貧工作中,應當堅守綠色扶貧的理念,將綠色發展的要求貫穿文化扶貧的始終,尤其在文化開發的過程中,既要發揮文化引領第三產業綠色發展的效果,又要尊重文化生態本身的綠色開發。華中師范大學教授范建華提到,在扶貧開發中要創建互惠文化,一是要在鄉村內部,通過情感、道德、傳統習俗和文化制度等方面的力量來增強村民之間的聯系,培養村民對村落的情感和道義感,使之在不斷變化的外部環境中仍能保持自身凝聚力。二是協調鄉村不同社會力量之間的利益,建立互惠協商機制。當下鄉村面臨著大量外來利益集團的布局,如何在不同利益群體之間實現新的均衡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互惠原則為這個問題的解決提供了有益的借鑒和參考。

【執筆:人民智庫研究員 王 虹】

責編:楊 陽 / 蔡圣楠

責任編輯:賀勝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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