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李培林：我國社會治理形勢出現根本性好轉

我國社會治理形勢出現根本性好轉，打破了犯罪率隨著現代化推進必然升高的西方“魔咒”，嚴重暴力犯罪案件、群體性事件、信訪總量、非正常上訪量等社會秩序的關鍵性指標同時出現下降趨勢，特別是成為世界上命案發案率最低的國家之一。同時，互聯網依法治理初見成效，虛擬社會不再是法外之地。我國社會總體安全的好局面，實屬來之不易，為經濟社會發展創造了必要的良好環境。——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學部委員（《人民日報》，2018年2月6日）

52.王思斌：改革開放40年，我國社會政策經歷了從含混、從屬到相對清晰的發展過程

改革開放最初的20年，社會政策混合于經濟政策之中，我們可以稱之為經濟型社會政策。21世紀初，隨著對社會問題嚴重性的認識不斷深入，社會政策理念逐漸清晰，在實踐上則表現為大量社會政策的集中出臺，這一階段的社會政策是補缺型或補償性的。2012年之后，社會政策進入科學化、制度化階段，同時在標準、過程、目標上強調制度化、精準化。這些重要變化是與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經濟社會發展的迫切要求相適應的。——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社會》，2018年第6期）

53.熊躍根：由傳統的補缺型民生制度向普惠型民生制度邁進

中國社會保障體系已由補缺型民生制度向普惠型民生制度邁進。普惠型民生制度既不同于過去的以孤寡老人、殘疾人、棄嬰等在內的特殊困難群體需要為主的補缺性福利制度，也不同于福利國家統一的、均等的高福利體制，而是基于基本需要和公平、注重經濟社會長遠發展和強調公民權利與義務統一的民生保障制度，意味著社會政策與社會公共服務的受惠人群由過去的部分居民向全社會公民擴展，從而進一步保障公民的基本社會權利，提升公民的尊嚴與獲得感。——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光明日報》，2018年1月12日）

54.劉欣：中國社會階層結構總體呈“圭字型”

當前中國社會的階層結構并非想象中的金字塔型，發達國家的階層結構也非想象中的橄欖型。中國社會上層的比重比發達國家還要大，新老中產階層的比重也不低于發達國家，但工人階層的規模卻比發達國家要小，農民階層的規模遠大于發達國家。中國地區間階層結構的差別甚至大于中國與發達國家間的差別。可以用“橄欖型”來描述中國東部地區的階層結構，“圭字型”來描述中國中西部地區的階層結構。若不分地區，中國社會的階層結構總體呈“圭字型”。——復旦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社會學研究》，2018年第1期）

55.李路路：中國社會代際流動機會在減少，社會階層結構趨于固化和封閉

當代中國的社會開放性的擴大并未一直持續下去。最近幾年，相對流動率再次下降，一個最主要的影響因素是，中國逐步形成了一個相對穩定的既得利益群體格局，既得利益社會群體或社會集團擔心不斷進行的改革開放會影響到他們已經獲得的利益，就有可能利用各種資源和機制保護既得利益，其中，強化代際繼承、阻礙代際流動就成為維護既得利益的重要手段，而整個社會階層再生產機制的作用就有可能再度變強。——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社會學研究》，2018年第6期）

56．黨國英：鄉村振興的規劃須防止農村公共品過度供給

從農業發達國家的經驗可以看到，農村居民點的公共服務設施并不多，農民實際上大多都是和就近的城市居民共享城市公共服務。我國有的村莊大搞綠地、大廣場，甚至亭臺樓閣、華表石雕等，鄉村規劃須對此類情形加以警惕，防止農村公共品過度供給。讓農民便捷地和城市居民共享公共服務設施，應當是編制鄉村振興規劃的重要指導思想。為實現這個目標，需要做多方面的改革。——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北京日報》，2018年9月17日）

57.葉敬忠：振興鄉村的關鍵在于振興小農，而非振興資本

當前，小農農業經營方式被納入資本化農業的低端環節抑或消亡，應清除將小農生產方式視為“落后生產方式的殘余”的思想。振興鄉村的關鍵在于振興小農，而非振興資本，農村勞動力的抽離、“三留守”問題以及農村空心化的出現等，都值得重視；鄉村振興戰略應深刻反思現行的產業推進和企業下鄉舉措。——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院長、教授（《北京日報》，2018年7月16日）

58.景躍進：要避免用一把尺子去衡量村莊治理結構的現代化程度

村莊治理結構的多樣性應當成為留住“鄉愁”的一種內在關切。未來中國農村的治理結構將是豐富多彩的，國家與鄉村社會的關系類型亦是如此。面對這樣的復雜性，我們應當力戒簡單化的齊一思維，避免用一把尺子去衡量村莊治理結構的現代化程度。應鼓勵和允許各地根據自身條件，采取不同的適合本地情況的治理結構；應適度下放鄉鎮、行政村設置和管理權限，盡量減少體制層面的一刀切。——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政治學系教授（《治理研究》，2018年第1期）

59.孔祥智：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的“特色”之一正是“各類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小規模農戶”

實現小農戶與現代農業有機銜接，是中國農業經營主體發展的方向。今后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發展重點應該放在對小規模農戶的帶動上。對于中國2.3億農戶，應該保障其承包經營權轉包、出租、互換、轉讓和股份合作的權利。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的“特色”之一是“各類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小規模農戶”，而絕不可能是大規模經營。——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8年第3期）

60.張彥：警惕扶貧攻堅戰中的急躁和厭戰情緒

扶貧攻堅是充分調配各級地方和各部門要素資源的聯合作戰，決勝小康在即，地方和各級機關部門都立下軍令狀，志在一鼓作氣、最后攻關。在這種壓力下，一些扶貧干部為了追求政績不惜采取“數字脫貧”等投機方式，而這與急功近利和消極倦怠厭戰兩種情緒的存在不無關系。扶貧事業關鍵在人，主觀上能動作用的鈍化，勢必影響決勝小康的大局。因此，必須克服不良情緒，穩扎穩打推進扶貧事業不斷取得新勝利。——浙江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院長、教授（《人民論壇》，2018年8月上）

61.鄭風田：深化宅基地“三權分置”制度改革，必須堅持宅基地的使用權可以流轉

探索推動宅基地“三權分置”改革，必須堅持宅基地的使用權可以流轉，不僅在村莊內部和縣域農村戶籍內部流轉，而且應該允許在城鄉間流轉。流轉期限可長可短，最長可以向國有土地流轉看齊，即70年。只有這樣，才可以形成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入市是未來的必然趨勢，但前提是必須明確產權主體及權益分配機制，建立統一的產權交易市場，防止公權力侵占。——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教授（《人民論壇》，2018年4月上）

62.樊綱：“新人新辦法、老人老辦法”仍適用于當下的改革

任何一個體制都會有既得利益。有人說以前改革沒有什么既得利益，現在利益越來越大，越來越難改，其實只要有改革都會面臨既得利益的問題。基本的辦法可以是努力保護既得利益，既得利益先不動，同時發展新體制。這就使得一個“非帕累托”變成了“帕累托改進”。這樣一個邏輯，就是中國的寶貴經驗，新人新辦法，老人老辦法。這在現在都是有用的，比如住房改革、房地產稅等，先把既得利益保住，就往前走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中國經濟50人論壇官網，2018年11月29日）

63.鄭功成：機關事業單位養老金制度真正成熟和定形還有過程

公務員從免費的或者非繳費型的退休金制度改成繳費型社會養老金制度，這是一個進步，這個進步在于雙軌制在制度的層面上已經加以改變，大家都要繳費，積累資金，在制度層面是接軌的。盡管雙軌制的制度痕跡消除了，但當時人們期望的待遇差距迅速縮小的效果不可能在短期內顯現。企業退休人員的養老金水平跟機關事業單位的養老金水平差距還是很大，所以這是一個中長期的過程，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社會保障學會會長，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經濟日報》，2018年3月8日）

64．楊菊華：流動人口更期待在城市擁有住房

流動人口在流人城市生活的時間越來越長，對城市生活空間也有了新的期待；在因務工經商增加收入時，更加注重家庭團聚、子女教育和生活質量的改善，而實現這些訴求的一個重要保障就是穩定的居所。“租來的是房子不是家”道出了無數人對房子的渴求，對屬于自己小天地的熱盼，也道出了現實生活中的無奈與辛酸。住房對流動人口而言，既承載了在城市奮斗的希望，更凝結了他們對與家人團聚的渴望及對家的期盼。——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教授（《人口研究》，2018年第1期）

65.楊華：當前農村新一代年輕女性從“為他人而活”轉變為“為自己而活”

當前農村年輕女性的私密生活正在興起，這是農村家庭權力天平向年輕人傾斜、代際關系軸心轉換以及夫妻關系愛情化的結果，彰顯的是農村年輕女性個體化構建的努力。對于她們來說，村莊已不再是她們精神與心靈的歸屬之所。她們從“為他人而活”轉變為“為自己而活”，越來越在乎個體的身體、情感和精神體驗，并退出村莊的人際關系網絡、交往規則體系和價值評價體系。——武漢大學社會學系研究員（《中國青年研究》，2018年第7期）

66.劉勝枝：青年秀文化背后體現著青年群體復雜多元的社會心態

網生代展示自我、張揚個性的青春心態，屌絲群體追求愉悅、幽默搞笑的娛樂心態，主播群體急于求成、不擇手段的逐利心態，底層青年在秀文化中的突圍和宣泄心態以及空巢青年虛擬生存的孤獨心態……這些心態反映著青年群體的社會生存和心理狀態，也折射著轉型期中國社會的現實秩序和價值觀念的變化。對于商業驅動下的青年秀文化本身，需要加以規范，用更為健康的文化來影響青年群體的心態，形成良性循環。——北京郵電大學數字媒體與設計藝術學院教授（《中國青年研究》，2018年第12期）

67.陳歆磊：“錦鯉”營銷把握了消費者占便宜的心態

營銷的本質都是為了滿足需求。消費者要想防范虛假營銷，最關鍵的是不要抱著占便宜的心理，某些“錦鯉”營銷已涉嫌欺詐，其成功的核心就是把握了消費者占便宜的心態，本質上和電信詐騙并沒有區別。當前，由于我國互聯網發展速度太快，一些法律法規還存在滯后或空白，消費者需注意保護自身權益，工商部門也應加大監管力度，維護市場健康。——上海交通大學上海高級金融學院副院長、市場營銷學教授（新華網，2018年10月28日）

責編/肖晗題 張忠華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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