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從近代以來，中國文化中的新舊角力態勢經歷了三次變化：即從以舊壓新到以新壓舊，再到當今“后傳統”時代新舊并存、雜糅共融狀態的轉變。這三次變化折射出時代的政治、經濟、軍事等實力性領域的狀況與文化變革之間的內在聯系。從歷史和現實的發展趨勢來看，傳統與現代的結合才是中國文化發展的未來走向。

【關鍵詞】中國傳統文化 現代性 近代歷史 【中圖分類號】G02 【文獻標識碼】A

如果從1840年鴉片戰爭算起，中國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換已經歷了一百七十多年的歷程，這一百七十多年我們通常將其劃分為“近代史”、“現代史”和“當代史”三個時期，它大概可以算是中國有史以來變化最為劇烈的時段之一，用天翻地覆、海立山飛來形容一點也不為過。萬國競存、工商互通的現代世界格局與弱肉強食、西強東弱的力量對比使得在相對封閉的環境下形成的、以相安、相守為目標的中國傳統文化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沖擊，面對西方列強的強勢入侵，傳統與現代之間的文化沖突由此開啟，傳統既然已失去了告訴人們該何去何從的能力，人們就只能靠自己去尋找突圍之路，因此精神上的背井離鄉也就成為現代人不可逃脫的文化宿命。

中國文化的現代化“歷程”：以舊壓新和以新壓舊時期

百年中國現代與傳統的關系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三種態勢和精神氛圍：即以舊壓新時期、以新壓舊時期和當今后傳統時代的新舊并存、雜糅共融時期。將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作為近代史的開端，更多的是出于一種象征性的意義，其對中國整個國家的影響還比較有限，更為創巨痛深、影響深遠的開端應該是從1856—1860年的第二次鴉片戰爭算起，它導致的結果已嚴重到一個國家“首都”的陷落、形式上的“亡國”。由此也就開啟了與現代化相伴始終的古今之爭——新與舊的對立、傳統與現代的激烈沖突。新與舊的對立也意味著東西文化的對立，新派以西方文化為依托來要求變革，力圖為西方文化爭取到“同文明”待遇，使文明由單數的“華夷之辨”轉變為與中國并存的另一種文明。

這種以新壓舊的態勢隨著“庚子之變”后1901年清末新政的開啟基本結束，“庚子之變”后政治守舊派徹底失勢，維新派占據上風，慈禧太后和光緒帝開啟新政，仿行立憲，由此新舊移位，現代開始壓倒傳統，西學開始壓倒東學，由此開始了古今之爭的第二個階段，也就是新壓倒舊的時期，它到五四時期以“西化”激進派的面目出現。這一時期，除舊才能布新成為時代共奉的信條，由此推動的反傳統浪潮不斷高漲，直至二十世紀中后期達到高峰。從文化作為社會資本的角度來看，“西學”在中國作為新興的文化資本迅速升值，西學已成為文明之基、人類公理乃至宇宙真理的化身；而廢科舉之后的“中學”由于與仕宦之途脫鉤，開始備受冷落，迅速貶值，進而波及到中醫、中藥，甚至漢字、漢語等都面臨被廢止的命運。文化決定論的思維在當時急于尋找靈丹妙藥來救國的知識者中非常盛行，這與維新者無緣介入和推動實力領域的變革相關。正是實力領域改革的毫無起色、舉步維艱才引發對所有一切的否定，將破壞等同于建設，進而將傳統文化視為萬惡之源，認為只有拔除文化之根，才能救亡圖存，這顯然帶有濃厚的將文化政治化的功利主義傾向。一個人如能走出這種急功近利的思維方式和現實的壓力，其對傳統的看法就會較為客觀、公允一點，可以將文化與政治分開，而不至于將一切都一鍋燴。一個國家如果衰頹到不能再正常履行其作為一個國家的職能，那么與之相關的一切都會面臨毀滅性的危機。近代“傳統”的危機與國家的政治、經濟、軍事的危機具有連帶關系。“四書五經”因為不能抵御外侮、救亡圖存，就被宣布成應該丟棄的“廢物”，這種思維方式顯然失之簡單、粗暴，在心理上則近于一種自憎、自卑和遷怒的病態。

“后傳統”時代：傳統與現代之間出現的新態勢

第三個時期則是新舊并存、雜糅共融時期，也可以稱之為中國式的“后傳統時代”，傳統在經過一百多年來的顛覆、沖擊之后已不再以威權性社會生活的主宰者面目出現，而是以多元選項中的一項存在；傳統游魂附體式以新的形式復活，曾被犁庭掃穴、斬草除根的傳統在擺脫了被政治歸罪的經濟主導的新時代表現出了一種頑強的自我修復能力，這表明對傳統的需求源于人性深層的動力，不是可以輕易被鏟除的。現代社會并未如啟蒙主義者所希望的那樣徹底與傳統決裂，而是開始與傳統共存互動、共同發展。英國學者安東尼·吉登斯認為：“認識到社會需要傳統，這是完全理性和合理的。我們不應該接受世界應該廢棄傳統的啟蒙思想。傳統是必需的，而且總是應該堅持，因為它們給生活予連續性并形成生活。”傳統與現代的關系在后傳統時代表現出更多的互補性，這是因為兩者之中的極端性成分經過人性的檢驗、百年的汰洗已大為衰減，而且社會結構的實質性變化也使得其發揮功能的方式發生改變，由外在的強制轉向內在的自我規約、自我塑造。在后傳統時代，現代和傳統的對立雙方都已經意識到自己的獨木難支，因此產生了相互合作、長久共存的必要；傳統中明顯不合于現代精神的專制主義、權威主義、精英主義、等級主義等不合于現代價值的成分被大為消減、弱化、祛除，有益于人性提升與社會和諧的方面開始被發明改造為一種新型傳統；青年時代的魯迅暢想的“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取今復古，別立新宗，人生意義，致之深邃”的東西調和、新舊兼容的文化現代性理想只有在這樣擺脫了急迫的現實危機的“后傳統”時代才真正具有了實現的可能和條件。

后傳統時代的現代性又以更為先進的手段在更為廣大的空間里為傳統的承傳提供了舞臺。在傳統時代，人只是被動地生活于某種被給定的單一傳統中，而進入后傳統時代的人則生活于由各種傳統所共同構筑的世界之中。傳統作為一種世代相傳的被存儲起來的智慧，日益得到人們的重視和尊重，他們已毋須再像五四時代的人們那樣，被迫面對蘇生還是毀滅兩者必居其一的單選題，可以更為從容、更為理性、更為客觀地思考、處理傳統與現代之間的關系。

傳統文化現代化的出路：傳統與現代的“聯姻”

傳統既有其被發明的一面，也有其作為一種客觀性的存在的一面，而“傳統”如何呈現與我們自身的意向性密切相關。我們既往對傳統認識的偏頗，往往與我們的現代觀念的偏頗相關，我們被籠罩于這樣一種主觀化、片面化的“現代性”想象之中，沒有走出主觀自我的能力，因之也就失去了真正理解傳統、理解他者的能力。正如蘇東坡所說：“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啟蒙主義的現代敘事往往是一種從主觀化的自我唯一性出發的“第一人稱敘事”，其所言說的“傳統”往往是被現代性指控為“有罪”的起訴書，正如梁啟超在《中國史界革命案》中的名言：“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譜而已。”該言雖包含明顯的常識性錯誤（二十四史絕對不只二十四姓、二十四家皇帝），但卻流傳甚廣，因為他發泄的是對民主共和的極度渴望，對君主專制的深惡痛絕情緒，所以歷史自身對他來說無關緊要，他給歷史貼上政治標簽之后就把它一筆勾銷了，這種對歷史和“傳統”的態度可謂是現代性的歷史虛無主義的源頭。傳統、歷史在這種強勢的、情緒化的現代性指控面前，喪失了自我言說的權力、資格和場域，因此也就無法言說自身，因此要讓傳統和歷史開口說話，就必須在傳統與現代的對立雙方之外擬設一個“第三方立場”，從比較超邁的立場促成傳統與現代之間的對視與對話，這樣才能進一步地加深我們對傳統和現代的理解，不拘一格地從傳統和現代中汲取我們所需要的精神文化，以滿足我們在機遇與風險并存的后傳統時代的遂生、安所的雙重需要。

總之，“現代”代表的是一種當下的、現世的生存體驗和時代訴求，“傳統”代表的則是一種世代生存體驗和超時代的價值規范，將兩者結合起來，人才能站得更高、看得更遠、活得更好！

（作者為南開大學文學院教授）

【參考文獻】

①李叔同著、郭長海編：《李叔同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

②《魯迅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

③[英]安東尼·吉登斯著、周紅云譯：《失控的世界——全球化如何重塑我們的生活》，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

責編/王妍卓 牛牧瑤（見習） 美編/王夢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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