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偷漏稅古來有之，是一種不良的經濟行為，為了減少或免予交稅，不同的社會群體會采取不同的偷漏稅措施。歷代王朝主要通過加強財政制度建設，防范偷漏稅的發生，并對偷逃行為予以嚴厲打擊，同時，統治者也努力尋找“國富”與“民強”之間的平衡點，避免與民爭利。

【關鍵詞】稅收  財政史  偷漏稅  賦役制度    【中圖分類號】K252    【文獻標識碼】A

在古代中國，偷漏稅的歷史與納稅的歷史一樣悠久；對國家而言，建立并不斷完善財稅制度，加強稅收監管，防范偷漏稅行為，是國家經濟制度建設的重要內容。

“各顯其能”的偷漏稅行為

在中國古代的稅收結構中，農業稅是財政收入的最大宗，人頭稅是主要的稅種，鹽業稅所占的比例較高，商業稅占比較低，其他稅種收入有限。此外，賦稅和差役在許多時候是可以相互替代的，所謂“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差”，納糧與當差并沒有嚴格的界限，因此偷漏稅與逃避差役的性質是一樣的。

歷代偷漏稅最主要的途徑是隱瞞田地和人口數量。權貴勛戚憑借掌握的特權比普通百姓更有機會偷漏稅，擁有更多的財富讓他們更有偷漏稅的原動力。按規定，國家通常會賦予權貴官紳個人、家庭定額人口和田地的免除賦役的特權，但在貪婪本性和追求財富的強烈沖動的驅使下，他們還是想匿隱更多的人口、田地，以逃避賦役。許多普通百姓為逃避賦稅和差役，也會主動或被動把土地、乃至自己“投獻”到豪強門下。

生活在明朝嘉靖、隆慶和萬歷年間的徐階是松江府華亭（今上海松江區）人，他一度登上明代文臣權力的最高峰——內閣首輔，為官之前，他家道也不富裕，掌權后迅速在家鄉置辦了驚人的產業，為逃避賦稅，他隱匿了大量的人口和田地。據明代于慎行在筆記小說《榖山筆麈》卷五中講，“華亭家人多至數千，有一籍記之，半系假借。海至相君第，請其籍削之，僅留數百以供役使，相君無以難也。然自是華亭賓客、蒼頭毋敢借聲勢橫溢”。這說的是徐階的“家人”多達數千人，其實有一半是假的，目的是逃避賦役。雖然徐階有恩于海瑞，但海瑞一是出于公心，二是為了保護徐階的名聲，親自到徐階府上請他把隱匿的人口清理出來，但仍然留下數百人之多。當時，其他土豪劣紳聽說海瑞來了，趕緊把朱紅大門改成黑色，凡事低調收斂，擔心海瑞找上門來。

官紳富戶想盡辦法偷漏稅，在明朝前期已形成風氣。朱元璋為了減輕貧苦之家的負擔，同時確保國家的財政收入，在賦役征收時，規定富戶大族要承擔更多的責任，江浙一帶的富戶為了逃避賦役，想出了許多辦法，其中之一就是將名下的財產分割，再假托在別人名下，降低戶等，這種方法還有專稱，叫“鐵腳詭寄”，甚至在當地形成了“通天詭寄”的風俗：“鄉里欺州縣，州縣欺府，奸弊百出。”朱元璋自然不會聽之任之，除嚴厲打擊外，他下令編造土地簿冊——“魚鱗圖冊”，“隨其稅糧多寡，定為幾區，每區設糧長四人，使集里甲、耆民躬履田畝，以量度之圖，其田之方圓；次其字號，悉書主名；及田之丈尺四至，編類為冊，其法甚備，以圖所繪狀若魚鱗然，故號‘魚鱗圖冊’”。

普通百姓沒有豁免土地和人口之權，他們只能想辦法利用賦役規則來減輕負擔。比如，歷代王朝針對不同戶籍有不同的差派規定，百姓有時候通過析產分戶的方式，通過降低戶等少交稅；在以一戶為單位承擔賦役的規定下，又會拒絕分家。所以，有的王朝統計上來的戶數特別多，戶均人口特別少，有些王朝的情況則相反。還有一些戶籍，會利用特殊的戶籍身份，實現“避稅”或“逃稅”的目的。出家為僧為尼，或寄田產于寺院道觀，以達到逃稅的目的，這在許多朝代都有出現。有些王朝為保證軍戶當差，會給軍戶一些特殊的優免待遇，以軍人或軍戶的身份逃避稅收在許多王朝都曾出現。在《元典章·戶部卷八》中有一條“軍人孫真匿稅”的記載，元朝大德七年（1303）六月十八日，有江西行省官奏報，龍興路官員查有孫興等軍人，攜帶絹布19匹賣給了段子鋪的常四，“匿稅”“未曾交鈔”，最后查得孫興等人是到大都當差的軍人，樞密院令史李安貞解釋說，他們以攜帶貨物交易，籌措盤纏路費為由，“自來不曾納稅”。

元朝時曾出現過仿造稅印的現象。皇慶二年（1313）十月，負責稅收征管的宣課提舉司上報主管部門稱，至大二年（1309）他們逮捕了一位名叫沈愛帖木兒的人，私自雕刻仿造稅印，按元朝的法律規定，“匿稅之物，告人給賞，已有通例。其偽造稅物雜印，私熬顏色，偽稅物貨，比之匿稅情犯尤重”，毫無疑問，這類行為要比偷漏稅更加惡劣，應當予以更加嚴厲的懲罰。

除偷漏稅之外，歷代都存在避稅行為，它是稅法的一種逆向行為，商人因為稅負太重，利用制度或規則的不完善、漏洞等選擇規避或放棄，此舉并不違法。比如明代的南京在宣德年間設有上、中、下三新河鈔關，到成化時因收稅太重，“以致商舟避稅去泊江口，每有風濤之厄”，說明商人寧可冒生命危險也要去避稅。再比如，明景泰二年（1451），太醫院的醫士張驛上奏皇帝說，京師百萬人口多依賴商人販運，但京城的商業稅太重，他很擔心“旅畏避稅重，不肯來京，致使百物騰貴”。此外，避稅行為極易誘發走私現象，再發展為偷漏稅。 “苛政猛于虎”，普遍百姓為了逃避賦役，在災害之年或者衣食無著時，會離家出走成為流民。中國歷代流民潮的出現，賦役沉重是重要的誘發因素，不少流民演化成“民變”或“起義”，這也是王朝不愿意看到的。

“與時俱進”的稅收征管舉措

打擊偷漏稅行為最有效的辦法首先是建章立制，有法可依，制度“牢籠”是最可靠的保障。“國家存在的經濟體現就是捐稅”，進入早期國家時期，相應的賦役制度應運而生，當時的中央財政主要來自諸侯和人民的貢納。春秋戰國時期，列國紛爭，國家對財政的需求急劇上升，增加稅收成了現實的需要。魯國的管仲提出“相地而衰征”，按照土地的不同情況分等征收農業稅，在保證稅負公平的情況下，增加政府財政收入，齊桓公得以富國強兵，稱霸天下。魯國的“初稅畝”、秦國的“初租禾”等稅制都受管仲的影響。被譽為法家始祖的子產提出了“作丘賦”，增加百姓軍賦，小小的鄭國因此實力大增。

稅收制度的完善是建立在已有財產、人口和登記制度基礎之上，編戶齊民，就擁有了征派賦役的資本，歷朝對此都非常重視。早在戰國、秦漢時期，中央對地方官進行考核時，就要求地方官在年終時把轄區內的戶口、賦稅、盜賊、獄訟等項編造計簿，層層上報，謂之“上計”。從湖南長沙走馬樓出土的吳國簡牘看，三國時期各類簿冊圖籍的編纂已相當完善，普通百姓的“黃籍”登錄有每個家庭成員的姓名、性別、地位、年齡和健康等，他們的不同身份又決定了他們承擔的賦役類型等。同樣的戶籍、財產信息登記簿冊，還大量出現在敦煌吐魯番文書之中，構成國家稅收管理的最重要依據。在王朝更迭時，這些資料也成為新政權的立國之本。秦末，項羽與劉邦爭天下，劉邦先入關中，“籍吏民，封府庫”。元末徐達率明軍攻入元大都（今北京），同樣是“封其府庫、圖籍、寶物”。

不同歷史時期的賦役制度有很大的差異，稅收制度的“與時俱進”是國家財政收入的必要保障，也是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時代要求。秦漢之前主要直接針對田地和人頭征稅，隋唐時期的租庸調制盛行，唐中后期出現的兩稅法成為此后數百年最重要的征稅方式，明清出現的一條鞭法、攤丁入畝和地丁合一都是時代的產物。隨著國家管理的地域越來越廣，人口越來越多，稅制規定也越來越詳細，對稅收征管的各個環節要求越來越明確，這從一個側面也表明偷漏稅的形式、手段和方法也在“與時俱進”。宋代《慶元條法事類·受納稅租》有納稅立法：“某鄉某都人戶姓名若干人，幾月幾日合鈔送納今年夏或秋稅租奇零物帛之類共若干數，內集戶姓名納若干。”清雍正時，在河南任職的田文鏡在其《撫豫宣化錄》一書中多次下令，要嚴格規范、遵守交納稅糧的程序，如《嚴禁包納錢糧等事（敕令小民自投封柜）》《勸諭遵旨盡首稅課等事（稅銀勿得隱匿不報）》《嚴禁征還借谷等事（嚴禁違例多收息谷）》等，防止稅務征管部門和納稅人作弊，偷逃稅糧。

商業稅征收的比例雖然不高，卻關系到國計民生。尤其是唐宋之后，農產品商品化程度不斷提高，宋代還鼓勵發展手工業和商業，城市貿易活躍，海外貿易發達。為加強稅務管理，增加財政收入，政府在城市設置專門的稅務機構，在水陸交通要道設立榷關或鈔關。據《宋史》卷186載，“商稅。凡州縣皆置務，關鎮亦或有之；大則專置官監臨，小則令、佐兼領；諸州仍令都監、監押同掌。行者赍貨，謂之‘過稅’，每千錢算二十；居者市鬻，謂之‘住稅’，每千錢算三十，大約如此”。據統計，熙寧十年（1077）全國州縣墟鎮稅務總數有1993個，京師開封、西京洛陽、北京大名府、南京應天府和臨安府俱有都商稅院，各州府有都稅務，各軍、縣、鎮有稅場，即便在地處偏遠、交易不發達、稅收在千貫以下的小集市，官府也要征稅，稅收體系相當完善。

歷代相沿的懲處偷漏稅措施

法律的神圣與權威是不可撼動的，至少普通的官紳之家違法必然要受到懲處，甚至皇親國戚也不會被豁免。在打擊偷漏稅方面，歷代王朝也是想盡了辦法。西漢武帝開征“算緡錢”后（向商人開征的高額財產稅），逃匿稅收的現象變得嚴重，朝廷遂出臺“告緡令”，即《漢書·武帝紀》中所說的“令民告緡者以其半與之”，即舉報逃稅者可獲違法者50%財產的獎勵，鼓勵揭發偷漏稅的行為。有記載說，當時中等收入以上家庭皆破產，可見打擊面之廣、力度之大。

宋代同樣把罰沒收入的一半獎勵給舉報者或成功抓捕者，據《宋史·商稅》：“應算物貨而輒藏匿，為官司所捕獲，沒其三分之一以半畀捕者。販鬻而不由官路者罪之。”另據《宋會要輯稿》記載，凡販賣私鹽有偷逃稅的，一兩以上杖十五，販賣私茶一斤杖一百，販至二十斤以上處死、示眾，販私酒五斗處死，這樣的懲罰極其嚴厲。

元代打擊偷漏稅時，既繼承了前朝的重罰與獎勵措施，又考慮到了本朝多民族國家的不同特點，《元典章·戶部卷八》“隱匿商稅罪例條”規定，“匿稅者，其匿稅之物一半沒官，于沒官物內一半付告人充賞外，犯人笞五十，其回回通事并使官銀買賣人等，入門不吊引者，同匿稅法”。

明初，朱元璋嚴刑俊法，重典治國，他對經濟領域的犯罪懲處尤其嚴厲，他發動的“空印案”和“郭桓案”都是在經濟領域內的整肅。他認為“空印案”是各級官員的“欺罔”行為，是嚴重的經濟贖職和犯罪行為。“郭桓案”則是一起牽連甚眾的經濟大案要案，既有官員，也有大批地主富室。洪武十八年（1385），御史余敏、丁廷舉告發北平布政司、按察使司有官員伙同戶部侍郎郭桓、胡益、王道亨等通同作弊，貪污稅糧，侵盜國庫。明太祖親自審問后發現，從中央六部官員，到地方各布政司的官吏均有涉案，后來又牽涉出府州縣級的官員以及江南賦稅大戶。一時間，朝野官吏富商士紳卷入其中，引起了更大面積的告發和恐慌，最后入獄被殺者超過萬人，追出贓糧700余萬石，顯然明太祖的這次打擊經濟犯罪被擴大化了。朱元璋打擊偷漏稅，重點打擊了官商勾結的協同作弊，可以說是把握住了重點。在古代中國，許多稅務征管部門執法犯法，許多官員以打擊偷漏稅為名，巧取豪奪，反而擾亂了經濟秩序。所以，不僅要堵塞偷漏稅的制度漏洞，還要打擊國家權力機構濫用職權的行為。明萬歷年間礦監稅使遍布全國，百姓“稍不如意，則誣為漏稅”，胡亂指責商人偷漏稅，合法的財產被剝奪，百姓苦不堪言。

稅收是國家與百姓之間最直接的經濟紐帶，“國富”與“民富”的對立與統一，是歷代政治家長期關注的話題。“國”與“民”的利益分配，如何找到最佳的平衡點？“藏富于國”，還是“藏富于民”，“國富民足”的雙贏能否實現？這是國家稅務征管和財政政策制定時必須考慮的。《禮記·大學》稱，“德者，本也；財者，末也。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國家強制、無償地再分配社會財富，必須牢牢恪守稅收“固定性”的基本屬性，把財政的權力關在籠子里，不能肆意揮稅法的大棒，任性追求稅收規模和增速。歷代王朝的滅亡，無不與國家財政的崩潰有關，財政崩壞的最直接原因又是納稅人無力承擔高昂的稅收負擔。因此，國家在打擊偷漏稅行為的同時，必須分析偷漏稅的具體原因，完善制度，培植稅源，愛惜民力，民富才能國強。

（作者為中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院長、教授、博導）

【參考文獻】

①陶一桃：《中國古代經濟思想評述》，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01年。

②陳高華等：《元典章》，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

責編/張蕾    美編/王夢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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