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中央批復了《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16年—2035年)》,批復明確指出:“嚴格控制城市規模。以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為硬約束,切實減重、減負、減量發展,實施人口規模、建設規模雙控,倒逼發展方式轉變、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城市功能優化調整。”這對北京的發展方式提出了新要求,也是未來北京城市發展必須貫徹落實的核心思想。
北京減量發展面臨的機遇與挑戰
經過40年改革開放,我國在由農業大國轉向工業大國的同時,產業也由農業主導轉變為工業主導。目前,仍面臨兩方面問題:一是我國工業大而不強,與工業強國目標仍存在很大差距;二是我國工業在量的發展上已經面臨“天花板”制約。原因在于我國已經成為世界制造中心,提升空間非常有限,同時還由于我國人口紅利逐漸消失、資源環境面臨巨大壓力,大量原材料需要從國外進口,如石油、鐵礦石等。因此,提升發展質量、實現減量集約發展,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北京發展的必由之路。
機遇方面。一是新一輪技術變革蓄勢待發,世界各國都開始加快新技術的研究開發和新產業的戰略布局,一系列新技術、新業態、新商業模式正在涌現。二是我國仍處于大有可為的重要機遇期,正處于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中國速度向中國質量、中國產品向中國品牌轉變的關鍵轉型期。三是我國發展已進入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已然發生變化,經濟已由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從“有沒有”向“好不好”轉變。四是北京處于構建高精尖經濟體系和實施“騰籠換鳥”戰略的關鍵期,正依托京津冀協同發展這一國家重大發展戰略,剝掉“白菜幫”、做優“白菜心”。
挑戰方面。一是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世界范圍內“逆全球化”思潮和貿易保護主義盛行,世界格局面臨重新洗牌。二是我國制造業面臨“雙向擠壓”局面,高端制造業向發達國家回流及低端制造業向東南亞外遷,使得我國經濟發展將面臨來自發達國家高端打壓和新興經濟體低端擠壓的雙重壓力。三是人口資源環境面臨巨大壓力,我國人口紅利逐漸消失,資源環境壓力逐漸加大,導致原有高投入、粗放型的經濟發展方式已經難以為繼。四是北京面臨“大城市病”嚴峻形勢和首都功能發揮不足等挑戰,人口超載、交通擁堵、空氣質量惡化等問題仍較為嚴重,首都核心區內發展空間嚴重不足。
北京減量發展的基本思路
針對上述機遇與挑戰,未來我國經濟結構調整的出路在于:一是推動傳統制造業向高端制造業轉型升級,降低人口資源環境制約。二是推動服務業大發展,從工業大國向服務大國轉變,這也是我國未來改革開放的重要方向。要實現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的目標,我國需要大力提升服務業在GDP中所占比重。對于北京市來說,重點在實現服務業高水平的“引進來”和“走出去”。
當前,北京正處于轉型發展、提質增效的關鍵時期,框定總量、限定容量、盤活存量、做優增量、提高質量是北京未來城市發展的基本要求,其中,發展主線是盡快實現減量發展。減量包含三個方面:一是減“絕對量”,即剝掉“白菜幫”,按照《北京市新增產業的禁止和限制目錄(2015年版)》和《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疏解不符合首都功能定位的產業,如一般性產業特別是高耗能產業和區域性物流基地、區域性專業市場等第三產業;二是減“相對量”,即實施“騰籠換鳥”戰略和構建高精尖經濟體系,也就是做優“白菜心”,減少同一類產業或功能中的低端部分、做強高端部分,在產業鏈各環節中減少低端環節、發展高端環節,如2017年北京市服務業占比已達80.6%,但技術含量和收益率不高,減“相對量”迫在眉睫;三是市域內減、區域內增,即充分利用京津冀協同發展這一歷史機遇,實現北京市域內減量,通過中關村“走出去”和實施“飛地”模式等戰略,實現北京“瘦體強身”的同時帶動津冀的快速崛起。
北京減量發展的重要舉措
推動CBD業態升級,從CBD1.0版本升級為2.0版本。CBD曾對北京經濟社會發展起過重要的支撐作用,但當前主要業態為高端生產性服務業。隨著我國邁向世界舞臺中心,對標國際高端CBD,首都北京CBD尚屬傳統類型,是1.0版本;而世界城市CBD業態主要以高品質生活性服務業為主導,屬于2.0版本。當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要求給北京市高品質生活服務業打開了廣闊空間。北京市應超前謀劃、搶占先機,聚集高端服務要素、引進國際高品質生活性服務業類企業總部,將CBD打造成國內高品質生活性服務業的集中聚集區和標桿地區。
促進服務業高水平、寬領域對外開放。作為我國服務業擴大開放的試點地區,我們建議北京服務業對外開放的政策內容及政策力度應對標自貿區關于服務業政策的優惠力度,提升北京服務業對國際高端服務要素及服務業國際總部的吸引力。具體來說,北京市服務業應實現更高質量的“引進來”和更高層次的“走出去”,積極搭建高水平國際經貿交流合作平臺,不斷提升區域外資整體利用規模和效益,不斷完善區域對外投資服務體系,鼓勵和支持企業開展對外投資。大力發展服務外包,鼓勵外資企業開展高端服務外包業務,支持跨境電子商務發展,鼓勵企業充分利用中韓、中澳等自貿協定,推動對外貿易規模擴大及結構升級。
探索“走出去”模式和“飛地”模式。北京可充分利用自身優勢品牌,通過優勢品牌的輸出整合津冀資源,通過與津冀簽署合作協議,實現GDP分計、稅收分成、利潤分享,在減量的基礎上實現北京市GDP增速和財政收入高質量增長,一方面帶動津冀發展,另一方面實現自身減量發展。如可以探索中關村、大紅門、新發地、朝陽CBD等區域內知名品牌對河北的輸出,在利用河北建設用地指標和勞動力數量等資源優勢的基礎上,通過北京的優勢品牌集聚國內外高端要素和高端企業入駐,通過高效的組織模式帶動河北、發展北京。同時,可探索利用在天津和河北設立“飛地”模式,實現北京減量發展。可借鑒“深汕特別合作區”模式,充分利用北京在天津市清河農場的“飛地”及與河北省政府試點的“飛地”模式,在天津與河北設立3—5個“飛地”并納入北京市管理,繼而輸出高水平的組織管理模式。
“騰籠換鳥”全力促進高精尖經濟體系形成。疏解是手段,發展是目的。北京與紐約、倫敦、巴黎、東京等世界城市的發展水平和發展質量相差甚遠,因此,如何高效使用有限的土地資源、集聚高端資源特別是高端人才在京落戶,是實現減量發展、高質量發展的基本保障。一是嚴格執行《北京市新增產業的禁止和限制目錄(2015年版)》和《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疏解非首都功能,實現人口規模、建設規模雙下降。二是充分運用創新手段實現減量發展,在打造全國科技創新中心的過程中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驅動產業結構高級化,建設高端引領、技術溢出、連通內外的全球創新網絡重要節點和創新策源地。三是高效利用騰退出來的土地資源,在保障首都功能、生態功能正常發揮和生活功能高效便捷的基礎上,通過發展十大高精尖產業,高效利用有限空間,實現疏解整治促提升。
(作者為首都經濟貿易大學特大城市研究院副院長、教授;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區域經濟學研究生毛若沖對本文亦有貢獻)
【注:本文系北京市社科基金項目“北京綠色發展指標體系及監測研究”(項目編號:17JDYJA014)階段性成果】
責編/周素麗 張忠華(見習) 美編/于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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