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源型城市是以本地區礦產、石油、森林等自然資源開采、加工為主導產業的城市。目前，我國共有資源型城市118個，約占全國城市總量的18%，覆蓋總人口1.54億，其中東三省資源型城市合計30個，約占全國資源型城市的1/4。作為我國重要的能源、資源戰略保障基地，由資源型城市匯集起來的資源型地區是國民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重要支撐，資源型地區的平穩、有序與健康轉型是新時代必須直面的問題。

當前我國資源型地區長期積累的產業結構單一、經濟活力不足、民生問題突出、生態破壞嚴重、治理體系不完善等矛盾尚未得到根本解決。隨著我國經濟發展步入新常態，能源、原材料等行業產能過剩問題日漸突出，大宗資源性產品價格低位震蕩，國際能源格局發生重大調整，又進一步延緩了資源型地區轉型的速度。

資源型地區轉型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引導資源型地區逐步走出“路徑依賴”和“資源詛咒”的困擾，擺脫傳統發展模式依賴，培育發展新動能，需要我們具備系統思維，通盤考慮，頂層設計。在這個過程中，需要正確認識我國資源型地區轉型中的幾個關鍵問題，處理好如下幾個關系。

正確認識和處理“老產業”與“新動能”的關系

資源型地區的產業結構一般都比較單一，大多數屬于傳統的“老產業”，而正是這些傳統產業構成了現有資源型地區工業和經濟社會發展的堅實基礎和比較優勢，具有積極的現實生產力價值。隨著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加快推進傳統產業改造升級成為普遍共識，激活沉淀的要素資源成為創新發展的驅動力。因此，在資源型地區轉型的過程中，應正確處理“老產業”與“新動能”的關系，找到實現資源型地區新舊動能轉換接續的關鍵點。

一方面，要充分利用、挖掘原有產業的基礎與優勢，提升產業整合的有效度，與接續產業實現互補式對接，延長產業鏈條，形成新老結合的良性產業集群，避免陷入單一的投資拉動型經濟發展路徑；另一方面，要不斷集聚新動能發展的各類要素與資源稟賦，培育更多的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以新動能優化經濟結構，實現資源型地區產業結構的接續性升級，特別是要在把握“兩化”融合的基礎上，積極搶占云計算、大數據、物聯網、空間信息等產業技術制高點，推動資源型地區生產方式向柔性、智能、精細轉變。

正確認識和處理“頂層設計”與“地方治理”的關系

國家高度重視資源型地區轉型發展工作，國務院先后發布了《關于促進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的若干意見》《全國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規劃（2013-2020年）》等一系列文件和規劃，國家發改委也出臺了《關于加強分類引導培育資源型城市轉型發展新動能的指導意見》，進一步明確分類引導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的目標任務和政策措施。可以說，國家層面關于資源型地區轉型發展的頂層制度設計已經謀劃完成，制度體系已近完備，余下的關鍵問題則是制度的有效落實，即如何基于“新建型”“成長型”“成熟型”和“衰退型”這四類不同的資源型地區，根據各區域上述資源型地區的結構性特征，有針對性地實施差異化的地方治理路徑的問題。

一方面，各地方政府應透徹領會“頂層設計”的制度理念和基本方向，全面謀劃國家關于資源型地區發展的總體布局，避免出現歪曲性或選擇性執行政策的問題；另一方面，具體到不同的資源型地區，則要發揮“地方治理”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應出臺系列細化、配套、可操作的具體舉措，根據各區域資源保障能力和經濟社會可承受能力，分類施策、因地制宜、特色發展，避免千篇一律。

正確認識和處理“經濟發展”與“職能轉變”的關系

實現“經濟發展”是資源型地區轉型發展的核心要務，經濟的高質量發展，需要不斷調整產業結構，實現“外生依靠型”向“內生自主型”增長的有效轉變。政府應因勢利導，既要有效市場，也要有為政府，兩者相得益彰，共同發揮作用。

因此，在處理“經濟發展”與“職能轉變”的關系中，一方面，應發揮市場經濟的基礎性和決定性作用，強化資源要素的市場化配置，充分尊重市場意志，大力推進減政放權，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不斷掃除妨礙提高行政效能的制度羈絆，創優發展環境，激發市場活力，促進資源型地區服務型政府建設；另一方面，應構建資源型地區新型營商環境，加快轉變政府職能，增加資源型地區公共服務的有效供給，運用信息化手段提高行政效率和行政審批透明度。政府應成為資源型地區資源開發、資源補償、生態建設和環境整治等方面的責任主體，逐步將資源地區轉型中的生態環境治理成本內部化，對資源衰竭地區，給予必要的資金和政策支持。

正確認識和處理“自我發展”與“借力發力”的關系

產業結構單一、發展活力不足是資源型地區轉型發展遇到的普遍問題，長期以來形成的“自我發展”的計劃經濟式思維是桎梏資源型地區轉型發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在資源型地區轉型發展過程中，應正確認識和處理“自我發展”與“借力發力”的關系，單依靠自身的“孤島式”發展時代已經過去，跨界發展已經成為經濟轉型發展的普遍共識。

因此，資源型地區轉型發展應放眼世界、拓寬視野，積極融入國際或國家區域發展戰略。我國很大一部分資源型地區都與“一帶一路”“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有交集，因此，資源型地區轉型發展應抓住這些難得的歷史機遇，拓寬思路，借力發力，突破發展。在“自我發展”與“借力發力”的同向共振中，不斷筑巢引鳳，推進資源型地區產業鏈的域內外延伸、推動融合性產業復合與循環發展，推進資源型地區的產業結構向多元、差異、新型方向轉變。

正確認識和處理“轉型收益”與“轉型成本”的關系

應該說，促進資源型地區經濟轉型發展是對過去計劃體制下政策負效應的積極、主動補償與修正，從長遠看，促進資源型地區轉型發展的“轉型收益”中不僅蘊含著經濟性收益，表現為區域財富的增加以及民眾生活水平的提升，而且更應彰顯出包含經濟效益在內的“整體性”收益，特別是通過資源型地區轉型發展促進環境質量提升所帶來的相關外部性收益；同時，資源型地區轉型過程中還會付出諸多成本，這些成本或是顯性的或是隱性的，大致涵蓋了產業及相關結構轉換成本、生態環境修復和保護成本、轉型過程引起的社會性成本等方面。

因此，為了正確認識和處理“轉型收益”與“轉型成本”的關系，應在全面認識“轉型收益”的豐富內涵的基礎上，綜合研判特定地區資源型地區“轉型成本”的實際承載能力。在促進資源型地區經濟轉型發展的過程中，應最大限度地增加轉型地區民眾的“轉型收益”，減少因轉型而付出的“轉型成本”，消除政策實施阻力，暢通政企、干部群眾間的關系，通過建立和健全國家、企業和個人共同支持的資源型地區的社會保障機制，對區域內各類生活困難人員實施分類施助，適當降低養老、醫療和失業保險等方面的繳費標準；此外，還應完善區域環境補償機制。

隨著我國經濟發展步入新常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持續深入推進，資源型地區可持續發展將面臨更多嚴峻挑戰。當前，我國已進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勝階段，資源型地區轉型發展面臨新的要求，擺脫傳統發展模式依賴、培育發展新動能已成為轉型發展的關鍵任務。為此，我們應在“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指引下，客觀分析資源型地區轉型發展的現實和潛在問題，準確把握和充分利用國內外各方面有利條件，積極探索各具特色的資源型地區轉型發展的新路徑、新模式和新舉措，并及時總結成熟經驗，及時上升為國家政策，加快國家層面的資源型地區轉型政策的迭代速度，努力開拓我國資源型地區轉型與創新發展的新局面。

【本文作者為東北大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教授、博導】

責編：李 懿 / 董惠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