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產業分工格局既是一種現存狀態，更是一個持續調整過程。在分析一些關鍵變量的基礎上，本文認為，在未來15－20年中，新技術的創新發展和擴散應用都處在加速期；競爭博弈主要集中在發達國家和個別發展中大國，后發國家成長空間有限；發達國家的競爭優勢很可能會強化；國別經濟的重要性很可能會提高。與此同時，社會變革嚴重滯后技術變革導致的社會動蕩、工業信息安全重大事故導致的連鎖反應等小概率事件也不容忽視。我國在新技術發展浪潮中優勢明顯，但一些突出短板仍難以補齊；提升產業發展國際影響力面臨機遇，但要警惕國內產業過快轉移的長期負面影響；超大規模、多層次的國內市場是獨特優勢，但制約優勢充分發揮的障礙還不少；在全球經貿、標準等規則制定中有更多話語權，但硬實力轉化為軟實力的過程將是漫長且困難的。

全球產業分工格局既是一種現存狀態，更是一個持續調整過程。未來15-20年，在新一輪科技和產業變革等諸多因素的綜合影響下，全球產業分工格局將持續調整重塑。清醒認識自身優勢和劣勢，順應時代大勢謀發展，對提高我國在未來全球產業分工格局中的位勢和順利實現長期發展目標至關重要。

全球產業分工格局未來走勢分析

全球產業分工格局主要取決于供給滿足需求的生產方式和空間分布，是隨著供需動態調整平衡而變化的。考慮到很多關鍵變量會同時深刻影響供需兩方面，為求簡明直觀，下文按重要性排序逐一分析這些關鍵變量及重要小概率事件的影響。總的看，未來15-20年間，新技術的創新發展和擴散應用都處在加速期；競爭博弈主要集中在發達國家和個別發展中大國，后發國家成長空間有限；發達國家的競爭優勢很可能會強化；國別經濟的重要性很可能會提高。

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技術發展應用將成為全球產業分工格局的“博弈改變者”

新技術發展改變了不同生產要素的相對重要性，進而改變了不同國家的資源稟賦優勢，最終影響著產業分工新格局的形成。

各方對這類新技術的系統重要性有基本共識，從而也就具有了“自我實現”的效果。綜觀工業互聯網、工業4.0、超智慧社會5.0等發展愿景，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技術的創新發展和應用擴散都是其中的核心要件。這種共識具有引導預期和投資的作用，會使資源更多集聚，最終導致創新加速、應用加快。

產業鏈分工前端包容性將會提高，但終端生產與消費之間的環節將被壓縮。產業鏈分工前端的包容性提高，是分工深化的基本邏輯在新技術條件下的延續。比如，在設計環節，全球24小時不間斷接續式研發能夠讓更多研發主體參與其中。再如，在制造環節，更廣泛的智能互聯以及中間品貿易便利性的提高等，允許跨國企業更充分利用各國生產要素，也讓更多國家參與到全球產業分工體系中。與此同時，傳統模式下生產與消費之間的很多環節將會被壓縮，消費者與終端生產之間將從割裂狀態變為緊密聯系。這些變化會顯著影響產業鏈、價值鏈構成。

數據要素重要性快速提升，“數字紅利”“機器換人”“大規模定制”等都更多指向發達國家競爭力的鞏固和提高。由于需要大量前期基礎設施投資因而競爭門檻很高、充分利用能夠大幅提升生產制造全生命周期效率是商業模式創新的關鍵基礎等原因，數據正逐漸成為最重要的生產要素。這種情況下，主要發達國家在人才儲備、數據基礎設施、知識經驗、關鍵技術積累、營商環境等方面的優勢將會更加凸顯。盡管當前還不存在“制造業回流”的壓倒性證據，但這種趨勢不容忽視。

平臺型企業對產業鏈、價值鏈的掌控力前所未有，將成為競爭新焦點。這類企業具有明顯的“贏者通吃”特征，并且通過與各相關主體建立緊密聯系的生態而擁有了對產業鏈、價值鏈的高度掌控力。當前的平臺型企業主要集中在一般消費品和服務領域，但對生產環節的潛在影響已不容忽視。以汽車產業為例，盡管出行平臺型企業不涉及生產制造，但其發展會對生產制造有很多間接影響，包括汽車消費量、產品形態構成和生產布局等。未來，隨著更多工業互聯網平臺型企業的成長，這種影響將更加深刻。

后發國家希望走出全球經濟的“邊緣地帶”，但實現難度越來越大

后發國家實現追趕的過程，本身就蘊含著全球產業分工格局的重大變化。但這些國家能否再次復制一些東亞國家和地區的工業化道路，實現“排浪式”增長，尚存在著很大不確定性。

留給后發國家的“追趕窗口”將很有限。后發國家都有強烈的發展意愿，也有“后發優勢”。但歷史經驗表明，做到這一點很困難，而且越往后越困難。一方面，歷史上真正能夠完成追趕過程并進入良性增長軌道的國家并不多；另一方面，越是后發的國家，通過工業化進程能夠實現的追趕效果就越有限。羅迪克研究了全球42個主要國家在二戰后至2010年間的制造業發展并指出，在1990年以后達到指標峰值的國家，其達峰時人均GDP水平大約只是1990年達峰國家的40%。這就意味著，相比以前的工業化國家，后發國家會更快、在更低的收入水平上失去制造業高速增長的機遇，也就是經歷了“不成熟的工業化”。

后發國家被鎖定在低端發展水平的可能性較大。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數字經濟發展帶來的挑戰。數字經濟帶來了很多新的產業機會，但相關競爭基本集中在發達國家和個別發展中大國之間，缺少數字化基礎設施和相關配套措施等讓后發國家很難涉足這些領域。二是氣候變化問題帶來的挑戰。20世紀90年代前已完成追趕過程的國家很少受此制約。但未來將會不同，這個全球性問題已經客觀存在，也將抑制后發國家延續現有的工業化發展道路。三是更難達成發展共識。強烈的社會共識，是后發國家開啟起飛進程的一個重要心理準備。戰后的德國和日本是如此，我國在改革開放后也是如此。努力實現經濟增長、民族復興的共識，為整個社會提供了強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但在以多元化、透明為重要特征的互聯網時代，做到這一點會受到更多擾動，難度明顯增大。

新興中產階層的興起，將強化“產消一體型”國家的成長

對產業發展而言，需求總量很重要，需求結構和地域構成同樣重要。中產階層代表著重大需求，全球產業分工格局的變化將朝著更好滿足這種需求的方向延展開來。

新興中產階層主要集中在亞洲地區，全球消費地圖布局將更趨平衡。目前，全球消費主要集中在發達國家。未來，以中國為代表的一些國家將成為全球中產階層興起的主要貢獻者，這將重塑全球消費地圖。據預測，2030年全球中產階層的數量將達到49億人，其中2/3會集中在亞洲地區；亞洲地區對全球中產階層增量的貢獻率達到85%。

“產消一體型”國家將持續成長。這些新興中產階層的典型特點是，消費習慣未被鎖定，對新產品、新模式的接受度相對較高，品牌忠誠度相對較低。因此，市場競爭的關鍵將更多體現為對需求的快速響應能力。這就要求企業持續強化與消費者的互動，考慮到本地化知識的可移動性很差，將研發、設計、生產等布局到與終端消費更接近的地方會更為有利。這種情況下，現有的“產消一體型”國家將同時具備創新驅動、投資驅動、消費驅動的特征，國際競爭力和成長性都比較強，而高度依賴出口的國家將面臨更大挑戰。

全球化與反全球化的博弈將持續存在，中短期波動回潮將反復出現

全球產業分工格局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全球化的產物。過去幾十年中，全球化整體向深入推進，但反全球化的聲音和行動也頻繁出現。這種情況在未來將長期存在。

經濟全球化繼續深入推進的長期趨勢基本可以確認。對于實現世界經濟總體上的長期增長和繁榮，經濟全球化發揮了關鍵作用。其基本邏輯非常簡明直接，對此的爭議其實不多，結果也是實實在在。從大方向來看，由于其本身具有的巨大積極作用，經濟全球化繼續向深入推進的長期趨勢比較明確。

反全球化聲音和行動將反復出現。反全球化主要是以一種犧牲全球經濟長期利益的方式，維持甚至強化了一些發達國家的相對經濟力量。這種現象有其“合理性”。一是個別發達國家已把反全球化當作解決國內社會矛盾、調整國別經濟關系的“行之有效”的手段。二是國際金融危機后出臺的反全球化措施還將持續存在。比如，自2008年以來，G20國家共出臺了1671項貿易限制措施，截至2016年10月被取消的僅有408項。三是不能低估人們所持信念的堅定性，無論這是對是錯。全球化會產生一些“絕對的輸家”和很多“相對的輸家”，這些群體很可能會堅定抵觸全球化。

一些有全局性影響的小概率事件不容忽視

影響全球產業分工格局的因素紛繁復雜，其中一些盡管并不直接，但一旦出現將會產生系統重要性影響。

社會變革嚴重滯后技術變革導致的社會動蕩。在技術變革和使之成為必需的社會變革之間，通常存在一個明顯的時間差。斯諾夫里阿諾斯曾指出，“技術變革能提高生產率和生活水平，所以很受歡迎，且很快便被采用；而社會變革則由于要求人類進行自我評估和自我調整，通常會讓人感到受威脅和不舒服，因而也就易遭到抵制”。新技術帶來很多好處，但也對人們既有的道德觀念、生活方式產生強烈沖擊，還會影響就業機會分布及收入分配格局等。一旦多因素匯聚產生較為廣泛的社會動蕩，全球化必將嚴重受阻，國家主義、民族主義以及國別經濟的概念就會更加重要。

工業信息安全重大事故導致的連鎖反應。未來，工業信息數據將會呈現出指數型增長態勢，并且相對集中在少數平臺型企業手中。一旦出現大面積事故如遭遇黑客入侵等，將對制造業發展帶來啟停效應，顯著增大生產過程的負擔，并帶來全球性協作力度減弱、保護主義等一系列問題。除制造業外，能源領域如電網信息安全問題也將越發緊要。

全球產業分工格局調整重塑中的中國位勢

在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技術發展浪潮中優勢明顯，但一些突出短板中期內都難以補足

新經濟實現更大發展的基礎要件比較齊備。與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不同，我國經濟的完整性、多樣性很強，在全球新興產業競爭中脫穎而出的可能性較大。一是新興中產階層規模巨大。這為新產業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市場空間和試錯空間。二是具有雄厚的制造業基礎和較好的IT基礎。盡管都不是最頂尖水平，但全球同時具備這兩方面堅實基礎的國家極少。三是人力資本提升的長期努力正“開花結果”，對全球高端人才的吸引力也有所提高。此外，我國在長期規劃能力、法律法規適應性調整能力、跨產業協作協調能力等方面也有著相對優勢。

核心技術不掌握等突出短板在中期內很難補足。實現核心技術的突破，長時期的基礎學科積累是重要條件。盡管我國近年來R&D投入絕對量很大，占GDP比重也在快速提高，但在存量上與領先國家還有明顯差距，而且還存在著基礎研究比例偏低的結構性缺陷。中期內，在航空發動機、數控機床、先進材料、生命健康等一些關鍵領域，我國要想取得明顯突破仍難度較大。還要特別強調的是，工業互聯網平臺型企業是建立在一系列核心技術之上的“生態系統”，很可能成為未來競爭的“絕對制高點”。這個領域的成敗對我國的長期發展至關重要。

后發國家開始成長為我國增強產業影響力提供了機遇，但要警惕國內產業過快轉移的長期負面影響

后發國家的成長為我國提高產業影響力提供了良好機遇。產業梯度轉移是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律。從國內發展現狀看，如果能夠實現向后發國家的有序產業轉移，既為國內實現轉型升級騰挪出資源和空間，也有利于增強在全球產業布局中的話語權。而且當前全球正處于新一輪標準競爭的過程中，如果能借此實現國內標準的更廣泛應用，將為提高產業鏈、價值鏈的掌控力奠定堅實基礎。

如果把握不好國內產業向外轉移的節奏，將會帶來很多長期隱患。歷史經驗表明，產業轉移和外包是培養潛在競爭者的“最好手段”之一。具體來看，一是影響經濟發展前景的隱患。一個國家開始去工業化時的人均GDP越低，其去工業化進程對經濟增長前景產生影響的可能性越大，而我國制造業占比開始下降時的人均GDP水平比很多國家更低。二是影響創新發展的隱患。制造“普通商品”和創造一個新的高科技未來之間并沒有絕對界限；一旦缺少對生產制造過程的實際參與和理解，技術演進的經驗鏈條就會斷裂，很多創新根本無從談起。三是重視制造業發展的社會規范和共識，在短時間內可能難再形成。

中產階層興起帶來的超大規模多層次國內市場是獨特優勢，但制約這一優勢充分發揮的障礙依然不少

超大規模多層次國內市場是我國的獨特優勢。我國國內消費市場的特點非常契合推動新產業發展的要求。一方面是體量規模巨大。我國國內消費市場的容量巨大且潛力巨大，已是世所公認的。另一方面是呈現出多層次。規模巨大但競爭愈發激烈的“傳統需求”，既為企業提供了市場空間，同時也對企業轉型升級提出了迫切要求。不斷涌現擴張的“新興需求”，表現出明顯的“嘗鮮”特征，將對新技術、新產品、新業態發展大有裨益。

制約國內需求充分釋放及其拉動國內產業發展的障礙依然不少。包括基尼系數較高、高房價、社會保障體系仍不完善、消費者保護力度還不夠等等。此外，國內需求拉動國內產業轉型升級、進而實現“產消共榮”良好局面也面臨障礙，還需要繼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實現國內生產與消費之間的更好匹配、相互促進。

在全球經貿、標準等規則制定中有更多話語權，但硬實力轉化為軟實力的過程將是漫長且困難的

在全球經貿、標準等規則制定中的話語權將持續增加。綜合國力的提高，自然會反映到國際規則制定、全球事務治理等方面。比如，我國制定的部分智能制造標準逐漸獲得了國際認可，在國際電工委員會（IEC）已經主導制定了20項智能制造國際標準，其中13項已經正式發布，智能制造系統架構已納入ISO/IEC智能制造標準地圖組。考慮到我國經濟發展的基本面，類似的現象會越來越多。

硬實力轉化成軟實力將是一個長期、困難過程。從國際看，很多國家對我國的快速崛起持矛盾心態，發自內心“鼓掌歡迎”的仍有待提高。這種態度會在很多具體事務中有所體現。從國內看，一方面，對國際事務的理解和洞察、引導和把握等方面的能力建設仍需加強。發達國家的這些能力是在幾十年乃至上百年的起起伏伏中積累形成的。我國需要經歷一個長期學習過程，甚至不可避免交一些“學費”。另一方面，國際影響力需要全球領先的實踐作為支撐。積極方面的例子包括國內扶貧、數字經濟、新能源等領域的發展。但反過來看，在知識產權保護、營商環境等方面與發達國家還有不小差距，在這些領域提高影響力需要付出艱巨努力。

【本文作者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產業經濟研究部第三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員】

責編：趙博藝 / 董惠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