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當前，我國陷入農村低技能剩余勞動力供給總量相對充裕、高技能勞動者供給相對不足的結構性矛盾之中。因而，有效提高農民工技能水平，加大技能型農民工的有效供給總量，則成為新時代我國產業轉型升級過程中應對勞動力市場出現的結構性短缺風險的關鍵，而重點是要努力構建新時代多輪驅動的農民工技能發展體系。

【關鍵詞】農民工  人口紅利  產業轉型升級    【中圖分類號】F124    【文獻標識碼】A

新時代我國人力資源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點應立足于全面提高農民工的技能水平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抽樣調查顯示，2016年底我國農民工總量達到28171萬人，占全國就業人員總數（77603萬人）的36.3%，占城鎮就業人員總數（41428萬人）的68.0%。雖然我國農民工對GDP貢獻總量不能簡單用就業人口年人均創造GDP數量進行測算，但改革開放40年的實踐表明，沒有低成本、源源不斷的農村“人口紅利”，就難以形成大批與投資、消費、出口相關企業集群的發展。然而，新時代經濟的持續發展，是建立在高質量人力資源有效供給基礎上的。當前，我國勞動力轉移的“劉易斯拐點”陷入農村低技能剩余勞動力供給總量相對充裕、高技能勞動者供給相對不足的結構性矛盾之中。因此，有效提高農民工技能水平，加大農民工技能勞動者的有效供給總量，則成為新時代我國產業轉型升級過程中應對勞動力市場出現的結構性短缺風險的關鍵。

從我國城鄉人口文化程度和實際從事第二產業工作的數量看，提高城市勞動人口技能人才增量空間有限，而大幅度提高農民工技能水平的空間巨大。根據國家統計局2016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的數據顯示，目前我國農民工初中文化程度占59.4%，高中文化程度占17%，大專及以上占9.4%；農民工從事第二產業的比重為52.9%，從事第三產業的農民工主要分布在批發和零售業（11.9%）及居民服務、修理和其他服務業（10.6%）這兩個行業中。雖然我國農民工整體的文化程度較低，但青壯年農民工所占比重為53.9%，而且新生代農民工占比近五成。數據說明，我國的農民工接受技能訓練并大幅提高技能水平的可塑性較強。因此，要全面落實黨的十九大關于促進農民工多渠道就業創業，努力讓其渴望成才、努力成才、皆可成才的愿望得以盡快實現的精神，要刻不容緩地開發我國這座人才資源的富礦，讓農民工的創造活力和聰明才智在新時代競相迸發并充分涌流，支持我國實現從人口紅利向人才紅利發展的戰略性轉型。

農民工技能發展與經濟轉型同步進入重要“窗口期”

雖然近幾年我國外出的農民工增速呈逐年回落趨勢，但農民工總量還在繼續增加，特別是西部和東北地區增速較快，2016年增速分別達2.5%和3.8%。我國農民工逐年遞增的總量態勢，反映出我國的農民工群體基本完成了從農民向產業工人的轉變。但目前我國2.8億多農民工主要集中在建筑、批發和零售、居民服務和其它服務業。隨著我國產業結構的深度調整，特別是構建現代產業發展新體系的過程，必然要推動中國經濟從粗放向集約、從簡單分工向精細分工、從低端向高端轉變，也必將帶來傳統行業農民工數量的減少。但是，經濟結構的調整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夠完成的，因此農民工群體絕對增量還會繼續保持一段時間，這就會出現農民工技能發展與經濟轉型同步進入重要“窗口期”的現象。現代產業發展的新體系對技能人才需求的滯后性，可以為農民工技能提升提供一個最寶貴的“時間差”。如果不盡快利用“窗口期”這個寶貴的“時間差”發展農民工新的職業技能，那么這些較低端的農民工，在整體文化程度偏低的情況下，有可能因產業升級而陷入群體性“失業”狀態，最終演變成農民工的“返鄉潮”，又可能因許多人難以融入農村生活而成為農民工輸出地新型農業體系建設的人口包袱。

從國際經驗看，發達國家在人口紅利消失的“窗口期”，是通過提高人口接受高等教育的比重，來調整就業結構從而滿足產業轉型升級和科技發展需要的。但從我國農民工輸出地的多項調查看，從事簡單體力勞動的農民工，其工作的行業屬性極不穩定，經常在不同的行業領域和區域流動，這就導致大多數農民工難以形成產業勞動者基本的職業意識和實現職業夢想的覺悟。正確把握和利用好這個農民工技能發展的“窗口期”，培育數千萬計與戰略性新興產業耦合程度高的技能人才，是收獲人才紅利，增強經濟內生動力的必由之路。

新時代農民工人才紅利獲取的現實途徑及對策

正確把握新時代農民工技能發展“窗口期”帶來的人才紅利機遇。構建新時代現代產業發展新體系，意味著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跨越關口，實現“兩個階段”的奮斗目標，需要用好“窗口期”帶來的歷史性機遇，人才、技術缺一不可。在我國絕大多數農村經濟的發展水平，還沒有形成對農民工技能人才足夠大的吸引力時，發展城市現代服務主導型經濟有比較充裕的農村勞動力資源儲備優勢。雖然我國低水平、勞動力密集產業還可以再維持一段時期，恰好給傳統、低端產業的轉型升級預留了一定的時間空間，充分利用這個發展的“窗口期”，大幅提高農民工技能水平，可以為工業4.0及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奠定充足的人才基礎。

把農民工技能提升作為新時代人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點領域。新時代，人才供給步入技能驅動時代。這就需要，首先，從生產端入手充分了解科技進步和企業轉型升級能夠釋放什么樣的生產力，提升經濟效率人力資本特征又是什么？才能正確把握新產業體系中技能發展的重點，找到農民工技能提升的突破口。其次，還要充分了解技能換擋的勞動力流向，通過分析勞動力流向可以有效判斷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深度調整的規律，從而安排好農民工的技能培訓和技能人才供給的節奏。最后，要搭建農民工技能發展的公共服務平臺，加大農民工轉崗培訓的力度，在對他們技能升級和結構優化的調整中，使新的人才紅利不斷涌現。

充分認識當代農民工是新時代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推動力量。在城市技能勞動人口增量空間有限的情況下，挖掘農民工的技能潛力，能夠有效防止我國新產業體系發展中出現技能人才接續不上空擋、從而制約新產業體系發展問題的出現。在外出農民工占城鎮就業人員總數達42%的背景下，在城市化率提速、新型城鎮化推進過程，將有數千萬農民工陸續加入其中，成為推動中國經濟邁上中高端水平，完成新舊動能有序轉換的生力軍。為此，必須切實加快推動農民工群體技能水平提高的步伐，實現農民工技能水平向中高端化發展。

努力構建新時代多輪驅動的農民工技能發展體系。多輪驅動的農民工技能發展體系，是建立在終身教育思想基礎上、覆蓋所有人群的普通教育及技能教育培訓體系。它的顯著特點是以企業為主體、職業技術院校為基礎，政府推動與社會參與相結合、普通院校教育與企業培訓緊密聯系、農民工輸入和輸出地密切合作的農民工技能發展培訓體系。要使該體系在農民工技能發展中發揮作用，一是國家要通過完善的法律法規，明確農民工技能發展各相關方的主體責任，特別是要建立通過企業來落實農民工技能培訓基本權利和義務的剛性制度，矯正企業對農民工技能人才只使用不培養的現象；二是要統籌安排好農民工輸出、輸入地對農民工的技能培訓計劃，特別要重視農村初高中畢業、未能繼續升學的新生勞動力的新職業技能培訓；三是要支持和鼓勵農民工輸入和輸出地共建職業技能培訓基地，對各類返鄉人員和擬轉移就業的農民工進行相應的和針對性強的職業技能培訓，最大限度盤活農民工技能人才存量和提高增量；四是要鼓勵和支持部分農民工自費或資助參加一些以提升或發展新職業技能的培訓班或者職業資格考試，加大對40歲以下青壯年農民工發展新技能的培訓資助力度；五是國家要盡快解決好“農二代”和留守兒童的教育問題，以激發他們對職業發展的天然渴望。

（作者為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勞動經濟學院博士研究生）

【參考文獻】

①車士義、郭琳：《結構轉變、制度變遷下的人口紅利與經濟增長》，《人口研究》，2011年第2期。

②張玉鵬：《后人口紅利時代新生代農民工就業趨勢探析》，《經濟研究導刊》，2013年第5期。

責編/劉芋藝    美編/楊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