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改革開放四十年的發展，中國經濟已經進入新常態。從經濟增長方式看，傳統的依靠資源、人口等要素的粗放式增長需要轉向依靠技術的集約式增長和內涵式增長；從產業結構看，不僅需要在三次產業結構之間進行升級，還需要在各產業內進行升級。“新舊動能轉換”從本質上就是要解決經濟增長動力或推動力，使得中國經濟能夠繼續穩定增長。新舊動能轉換一方面需要技術創新，提高各產業的技術含量，進而提高附加值；另一方面需要制度創新，推動包括地方政府、企業等各主體在內參與新舊動能轉換，成為新舊動能轉換的推動力量。
“新舊動能轉換”的本質是經濟增長動力的提升，要以技術創新為基礎
十八大之后，黨中央將中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概括為“三期疊加”，即增長速度換檔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經濟增長換檔期意味著經濟增長的速度會有所下降，2014-2017年的經濟增長速度已經證明了這一點；結構調整陣痛期意味著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即“轉方式調結構”；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主要是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所采取的擴大有效需求所產生的問題或積累的矛盾需要慢慢消化吸收和解決。“新舊動能轉換”是中國在“三期疊加”背景下的必然選擇。
既然是“新舊動能轉換”，就必須要弄清楚“舊動能”和“新動能”分別是什么，即原來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所依據的動力是什么？將來或未來要依賴的動力是什么？按照經濟增長理論，經濟增長是勞動力、資本、技術的函數，技術決定了勞動力和資本推動經濟增長的能力。在所謂的“舊動能”中，勞動力和資本在推動經濟增長中起到的作用更大。一是中國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勞動力最多的國家，近些年許多學者所謂的“人口紅利”消失或下降。所謂“人口紅利”本質上是在勞動力無限供給下，造成其價格低廉，具備“勞動力”要素稟賦優勢，從而可以大量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并以此來推動經濟增長。二是中國是世界上儲蓄率最高的國家之一，改革開放之后，中國居民和企業的儲蓄率一直居高不下，為投資創造了重要的來源，通過不斷地增加投資拉動經濟增長。技術雖然也起著重要的作用，且中國的總體技術水平也在不斷提高，然而經濟增長對勞動力或投資的依賴程度更高。
在中國達到中等收入國家水平之后，傳統的依靠勞動力和投資推動經濟增長的優勢下降或消失。就勞動力來看，中國雖然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但是人口多并非就一定能夠形成有效的勞動力供給，一方面是因為我國人口老齡化逐步加深，老齡人口占比高；另一方面是許多不具備技術或先進技術的年輕人愿意供給勞動力的工資水平遠高于其能夠創造出來的價值，造成失業、高工資并存，勞動力要素稟賦優勢下降。就資本形成來看，高儲蓄是高投資的來源和基礎，然而由于老齡化、年輕人的高消費等，居民儲蓄率正在下降。這意味著依靠高儲蓄增加投資的優勢也在下降。因此，中國傳統的增長方式需要升級，轉變為更大程度上對技術的依賴，而不是勞動力和投資（特別是勞動力），應通過技術進步或創新來解決未來經濟增長的動力問題。
中國總體技術水平的提高，主要是通過消化吸收發達國家的技術，以及梯次接受發達國家的產業轉移來實現的。這種增長方式在中國追趕發達國家的初期或早期是適用的，就像林毅夫追趕戰略中的“后發優勢”一樣。在中國離發達國家無論是人均還是總量上存在一定甚至相當大差距的時候，發達國家愿意將其淘汰的產業、技術等轉移給中國，所以中國能夠在改革開放之后的四十年中快速壯大起來，同時無論是在外國直接投資、技術引進、出口等方面都獲得長足發展。但是，在中國GDP總量達到世界第二位，并且與世界第一大國美國的差距越來越小并超過其1/2接近2/3之后，雖然中國的人均GDP僅達到中等收入國家水平，離發達國家還有一定差距，但中國依靠勞動力、投資和“后發優勢”獲得技術追趕的能力在下降。如果“追趕戰略”“趕超戰略”包括三個階段，即“追”“趕”“超”，那么“追”在初期是最容易的，因為差距比較大，別人不擔心你；“趕”就有些困難了，因為差距已經縮小并且已經存在“超”的威脅了；“超”是最困難的，因為被趕超者已經面臨著實實在在的威脅。
新舊動能轉換以創新為基礎，但創新不是徹底放棄傳統產業，而是既要發展新興戰略產業，也要對傳統產業進行創新發展
新舊動能轉換既包括培育新動能，又包括淘汰舊動能。培育新動能有兩個方面：一是“無中生有”，通過創新培育新產業產生新動能；二是“有中出新”，通過改造提升傳統產業產生新動能。不管是“無中生有”還是“有中出新”，都離不開創新。以“四新”促“四化”中的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都需要“創新”，產業智慧化、智慧產業化、跨界融合化、品牌高端化也都需要“創新”。那么，什么是“創新”？如何理解創新？
對于一個國家、一個地區或者一個企業來說，創新是獲得競爭力、提高競爭力的重要源泉；對于一個國家來講，創新是其得以富裕強大的根本力量。著名經濟學家熊彼特在《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一書中以其在《經濟發展理論》中提出的“創新”和“企業家”理論為基礎，論證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的競爭，認為創新將成為社會主義戰勝資本主義的力量。無論是“產品生命周期理論”還是“產業梯度轉移理論”，創新者作為產業領先者最先獲得高額利潤和超額利潤。對于一個國家的不同地區來講，創新也是獲得競爭優勢的條件，無論是科技創新、產業創新還是管理創新或治理創新等，都能夠幫助其獲得領先優勢；而對于一個企業來講，只有創新才能夠獲得超額利潤。
創新包括多個方面，但是本質是“創”，即“新”是創造出來的，不是跟風形成的。熊彼特在《經濟發展理論》中提出，創新包括多個方面：采用一種新產品或一種新的特性；采用一種新的生產方法；開辟一個新的市場；掠取和控制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一種新的供應來源；實現任何一種工業的新的組織。他還認為，企業家只有在創新的時候才是企業家，否則只能夠是企業的經營者，企業家的隊伍是不斷變化的。這表明，“創新”的本質在于“創造”，即新是創造出來的，不是模仿出來的。有些技術、產業等雖然是新的，但是毫不改進、毫無創造性的應用或發展，最多只能夠是模仿或跟風，不是創新。一個地方或地區發展所謂的新興產業或戰略新興產業并不一定就是創新。中國的“產能過剩”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很多地方在產業發展、產業規劃上僅會模仿或跟風的結果。
但是，也不能夠認為創新就是全新的技術、全新的產業，在傳統產業、傳統技術上也可以創新。許多人認為，傳統的就是落后的，發展傳統產業而不發展新興產業或戰略新興產業就是落后的。這其實是一種誤解，傳統產業雖然在產業上是傳統的，但是可以采用新技術、新業態、新模式來經營。比如，農業可以說是最古老、最傳統的產業，但是從人類基本生存的需要看，農業卻是最基礎的產業，任何國家或民族的生存都離不開農業。關鍵是，在農業經營中要利用現代技術創新的成果，發展現代農業，改變傳統一家一戶的“小農業”，實現規模化、機械化，發展綠色農業，提高農產品質量，提高農業附加值，采用互聯網等現代技術手段經營傳統農業。
創新也不意味著全部推倒重來。比如，山東省的新舊動能轉換中，通常通過兩個“70%”表明任務重、包袱重，一是工業中傳統產業產值占70%，二是重化工業產值占傳統產業的70%。但是，也正是這兩個70%成就了山東省的經濟總量和經濟發展水平，使得2016年山東省的GDP總量達到了1萬億美元，人均GDP超過了1萬美元；也正是這兩個70%表明了山東省的制造業和重化工業在全國的地位，如山東省的化工、鋼鐵、能源等產業都居于全國前列。
所以，作為新舊動能轉換核心的“創新”，既要發展新的產業，“無中生有”，也要在傳統產業上“有中出新”，關鍵是要“創造”出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和新模式，通過“創造”引領，而不是為“求新”而“新”、為“創新”而“新”。
通過制度創新推動和保障新舊動能轉換
制度經濟學認為，制度決定人的行為和資源配置，進而影響經濟績效。新舊動能轉換既需要依靠制度來推動，又需要制度來保障。
新舊動能轉換需要制度創新來推動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基本完善的背景下，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新舊動能轉換既要符合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也要具有中國特色，使政府發揮積極作用。所以，新舊動能轉換應該是在政府頂層設計基礎上依靠市場力量來推動的過程，特別是要通過制度創新由市場進行推動。
第一，新舊動能轉換需要頂層設計，不能夠僅依靠市場力量來推動。新舊動能轉換是一個涉及到全國、各省、市、地區等經濟增長動力轉換的過程，在舊動能尚未轉換成為新動能之前，經濟增長的速度等方面會受到影響，在一定時間內需要以犧牲經濟增長的速度來實現經濟增長動力的轉變。新舊動能轉換最核心的問題仍然是從什么轉換成什么的問題，特別是新動能。各地經濟發展的水平、科技水平、產業結構等存在差別，新動能也會存在差別，基本的原則是各省、各地市要根據自身的具體情況確定新動能。從中央的角度，需要對各地方的新動能進行總體規劃和布局，避免新動能規劃和布局中出現重復建設和地區分割。
第二，新動能包括“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和新模式”等各種創新，各種創新需要以制度創新來推動。一是對各種創新進行制度保護，形成可復制的經驗，并對創新的成果建立制度進行保護；二是對各種創新進行財政補貼或稅收減免，引導創新的方向；三是形成創新的容錯機制，既然是創新就不可避免存在失敗的風險，要容許犯錯誤、容許失敗，形成全社會鼓勵創新的新局面。
第三，新舊動能轉換最重要的是核心技術、關鍵技術創新，特別是被歐美等發達國家控制的核心技術和關鍵技術。中國發展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經濟總量已經遠超過歐洲各發達國家，且已經接近美國的2/3。在這種背景下，中國引進發達國家的核心技術和關鍵技術的難度越來越大。新動能未來所依賴的核心技術和關鍵技術需要依靠本國的科技發展，而科技發展又必須依賴教育，特別是數學、物理學等基礎學科的發展。所以，新舊動能轉換要劃定長期目標和短期目標，明確短期內需要發展的新動能、所依賴的技術以及技術創新的方式和途徑，明確長期內發展的新動能、所依賴的科學技術及創新的方式和途徑。所以要推動新舊動能轉換，就要舉全省甚至是全國之力發展基礎學科，通過制度創新加大各地在基礎教育、基礎科學等方面的投入。
新舊動能轉換需要制度創新進行保障
新舊動能轉換意味著創新，而創新必然是一個“創造性破壞”的過程。所謂“創造性破壞”主要是指無論是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的運用，都必然意味著創新者獲益，而被替代者受損，即有的主體受益，有的主體受損。縱觀歷史，無論哪一次重大技術進步或變革實際上都是一次“創造性破壞”。比如，蒸汽機的采用意味著蒸汽機將替代大量勞動工人，蒸汽機的發明者或所有者獲得收益，而工人可能會因此而失業；再比如互聯網技術的發展所帶來的商業模式的變化，大量的網店對實體店造成了巨大的沖擊，對實體店所有者和經營者都造成了沖擊；在新舊動能轉換的討論中都普遍提到的工業機器人對工人的替代，這雖然大大降低了工人的勞動強度，但由于對普通工人的需求下降，造成大量工人的失業。所以，要保障新舊動能轉換的順利進行，需要進行制度創新，消除新舊動能轉換中可能存在的障礙和阻力。
第一，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新舊動能轉換中最大的障礙或阻力可能來自于失業。傳統的經濟增長模式主要依賴勞動力和和資源的大量投入，雖然中國傳統的勞動力優勢已經降低，但是潛在的失業壓力仍然很大。很多研究都表明，中國的人口紅利雖然在下降，但不代表中國勞動力不足，從數量上看勞動力仍然是過剩的，存在著結構性失業或隱性失業。新舊動能轉換中，由于產業結構的調整，不可避免地也會造成失業。所以，要保障新舊動能轉換的順利進行，首先需要建立良好的失業救助制度和失業保障制度，消除潛在失業者的后顧之憂。
第二，完善科技創新的知識產權轉讓制度。中國已成為世界上專利申請和受理數量最多的國家，然而由于各種各樣的原因，中國仍有大量的專利處于“沉睡”狀態，創造不了效益。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國專利轉讓的途徑不暢，為此，應通過建立知識產權轉讓交易平臺等方式，擴大知識產權宣傳的力度，讓知識產權的持有人和需求方都能夠獲得相關信息，推動知識產權轉讓，提高知識產權利用的水平和效率。
【本文作者為山東大學經濟研究院教授、《制度經濟學研究》編輯部主任】
責編：趙博藝 / 李 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