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來，非洲地區的傳統安全問題有所緩解，但非傳統安全問題逐漸凸顯，成為最嚴重的安全威脅。部族主義、“資源詛咒”、經濟發展滯后、政府治理能力低下、外來勢力干涉以及恐怖主義滲透等，是非洲安全問題產生的根源，使得非洲民眾安全感嚴重缺失。

【關鍵詞】非洲 傳統安全 非傳統安全 【中圖分類號】D58 【文獻標識碼】A

進入21世紀后，非洲安全形勢有所改觀，內戰、政變、邊界沖突等傳統安全問題和地區熱點問題有所減少，但恐怖主義、海盜、傳染性疾病、氣候變化等非傳統安全問題逐漸凸顯，成為影響非洲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問題。傳統安全問題與非傳統安全問題的相互交織，使得非洲民眾安全感缺失。

非洲地區傳統安全問題時有爆發，非傳統安全問題影響逐漸擴大

近年來，非洲地區的傳統安全問題有所緩解，但并未完全消失，仍然時有爆發。第一是，政權交接危機。2017年爆發的津巴布韋危機即是典型的例子。津巴布韋執政黨非洲民族聯盟—愛國陣線內部形成了兩大陣營，一派是以埃默森·姆南加古瓦為首的老派；另一派是少壯派，以“第一夫人”格蕾絲·穆加貝為首，兩大陣營圍繞領導權進行爭奪。最終，姆南加古瓦于2017年11月24日宣誓就任津巴布韋總統，津巴布韋進入“后穆加貝時代”。第二是，軍事政變。軍事政變一直是非洲傳統安全問題的突出表現形式。近年來非洲多個國家都發生了軍事政變，比如2008年8月，毛里塔尼亞參謀部負責人阿卜杜勒·阿齊茲以“挽救國家的民主進程”為由發動軍事政變；2008年12月，幾內亞軍方組織“國家民主與發展委員會”發動政變等。第三是，社會治安問題。非洲多個國家社會治安不佳，最典型的是南非地區，可以說是舉世聞名的高犯罪率國度。

近年來，非傳統安全問題逐漸成為非洲最嚴重的安全威脅，其表現形式多種多樣。第一是恐怖主義。2011年爆發的“阿拉伯之春”及之后的北非國家動蕩，給恐怖主義組織繁殖和散布提供了土壤。利比亞戰爭后，非洲的恐怖主義活動猖獗，雖然恐怖主義是全球性問題，并非非洲獨有，但非洲已經發展成為世界上恐怖主義最活躍的地區之一。“基地”組織北非分支、索馬里“青年黨”和尼日利亞“博科圣地”在非洲呈三足鼎立之勢，分別活躍在北非、東非和西非地區，互相滲透，四處傳播，形成了從東非索馬里到北非馬格里布地區，再經薩赫勒地區至西非尼日利亞的恐怖主義“不穩定之弧”。

第二是海盜。由于海盜襲擊對于海運具有嚴重威脅，近年來國際社會開展了一系列聯合打擊海盜的行動。傳統海盜重災區索馬里、亞丁灣和紅海等地的海盜威脅逐漸減輕，但幾內亞灣海域的海盜案件卻呈明顯增長趨勢，近幾年每年都有數十起海盜案件發生。從已發生的案例來看，從非洲北部的幾內亞沿海到南部的加蓬沿海都有海盜的蹤跡。

第三是傳染性疾病。非洲的傳染性疾病種類很多，諸如腸道傳染病、呼吸道傳染病、病毒性出血熱等，最常見的是艾滋病、瘧疾、拉沙熱、結核、傷寒、霍亂等，各種疾病在非洲不同季節、不同地區輪番爆發。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數據，2015年尼日利亞因瘧疾死亡的人數達到19.23萬，因腹瀉病死亡的有14.37萬人，因艾滋病死亡的有13.19萬人。2016年11月，尼日利亞索克托州再次爆發了大規模的瘧疾疫情，塞內加爾、利比里亞等多個國家也爆發了不同程度的瘧疾疫情。傳染性疾病的肆虐不僅威脅著非洲當地民眾的生命和財產安全，而且由于疾病的干擾，正常的經濟社會活動無法順利開展，阻礙了非洲地區的發展，形成了“貧困—疾病—貧困”的惡性循環。

第四是氣候變化。非洲整體上處于前工業化或工業化初期階段，溫室氣體排放總量和人均量較少，但卻是受氣候變化影響最大的地區。氣候變化給非洲帶來的危害有很多。首先，氣候變化減少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的降雨量，增加了干旱頻率，使平均氣溫升髙，并影響清潔水源的獲取。同時，氣候變化導致的降雨減少，加劇了非洲結構性缺水的困境。此外，西非國家電力的主要來源是水電，缺水也進一步加劇了電力的缺失。其次，氣候變化導致海平面升高，多個幾內亞灣沿岸國家的海岸帶安全將面臨嚴重威脅，尤其是地勢低、人口密集的三角洲地帶。最后，氣候變化導致非洲海洋生物多樣性受到威脅，包括魚類減產、海洋生物種類減少及珊瑚白化等，而陸地上的動植物種類和數量也有減少的跡象。此外，自然環境破壞嚴重、跨國犯罪日益猖獗等，也是非洲主要的非傳統安全問題。

非洲安全局勢呈現傳統和非傳統安全問題交織、陸海安全問題共存等顯著特征

第一，傳統安全問題和非傳統安全問題相互交織。進入21世紀，非洲傳統的暴力行為逐漸式微，非傳統安全問題應運而生。相對于可以清晰辨認暴力發起和來源的傳統暴力行為，這種由社會組織甚至民眾個體發起的暴力行為，方式更加多樣化，來源更難以辨認，目的或公開或隱秘，且隨時可變，波及面更廣，影響也更深遠。21世紀前期，非洲傳統安全問題和非傳統安全問題共存，“阿拉伯之春”后，非傳統安全問題逐漸超越了傳統安全問題，成為更嚴峻的威脅。按照目前非洲的發展局勢，非傳統安全問題將成為非洲未來安全挑戰的主流。由于非洲多數非傳統安全問題跨越國境，是泛地區性問題，導致國際合作需求增加、合作難度加大。采用傳統從上而下的單一線條式治理思維和手段處置非傳統安全問題，是低效的甚至無效的。目前非洲國家普遍不具備良好的治理非傳統安全問題的能力，這讓民眾對政府的治理能力產生懷疑。

第二，陸地安全問題與海上安全問題共存。進入21世紀以來，非洲安全呈現出陸地安全問題與海上安全問題并存的局面。海上安全問題主要是海盜，其有著鮮明的特點，如作案對象單一、地域范圍廣闊、工具先進、靈活機動等。解決海上安全問題需要多個國家的協調與合作，這加大了治理的難度。考究海上安全問題的來源，會發現海上安全問題多為陸上安全問題的延伸和延續，因此，單純打擊海盜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海上安全問題的治理需要實現陸地與海上聯動，實施綜合性的治理。鑒于非洲存在的各類安全隱患無法在短期內消除，陸地與海上聯動的綜合治理不能迅速取得明顯的效果，因此，非洲陸地安全問題和海上安全問題共同存在的局面還將持續。

第三，經濟增長緩慢。部分非洲國家經濟嚴重依賴于某一產業，單一的經濟結構導致了經濟的高度脆弱性，極易受到國際局勢的影響。當前，世界經濟復蘇道路曲折，全球需求不足，國際貿易和投資額下降，部分非洲國家經濟增速放緩，政府財政收入銳減，公共服務支出減少，居民生產生活受到明顯的影響，一些生計困難的民眾通過各種極端方式表達不滿，甚至部分人走投無路，加入恐怖主義組織或極端主義組織。

第四，內部治理和外部干涉的軍事化。多數非洲國家堅持傳統安全邏輯，采用高壓政策和軍事化手段實施安全治理。而外部勢力也通過軍事干涉等多種行為，不同程度地介入非洲國家安全事務，干涉手段呈現明顯的軍事化傾向。外部勢力的軍事干涉壓制了非洲國家安全治理能力的提升，形成了“沖突—外部勢力干涉—外部勢力撤出—沖突重現”的惡性循環。

第五，安全問題的區域化和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全球化和區域一體化的發展使得要素加速流動，成為非洲安全問題的重要誘因。非洲多數安全問題跨越國界，成為了泛地區化事件，單邊問題變成雙邊、多邊問題，提高了危機應對難度。

部族矛盾和部族主義、“資源詛咒”和制度困境成為非洲安全問題產生的根源

第一，部族矛盾和部族主義。多數非洲國家部族眾多，族體構成復雜，國家內部部族矛盾突出。非洲國家部族矛盾和部族主義產生發展的原因有很多，最根本的就是落后的社會生產力導致經濟社會發展嚴重滯后，占據不同地域的部族為爭奪有限的生存資源和空間，產生矛盾和沖突。在長期的沖突中，非洲國家逐漸形成了穩固的地域部族認同和可傳承的部族主義。

非洲國家獨立后，部族主義強化和加劇的因素猶存。首先，非洲國家經濟發展普遍滯后，長期生活在貧困線下的非洲民眾，為滿足基本生活所需，通常會采用見效最快的暴力手段爭奪資源。持續的經濟落后和貧困不斷加深部族之間的敵對，兩者形成了惡性循環。其次，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西方國家在非洲大陸推行民主制度，非洲各國的中小部族希望通過民主制度實現與大部族爭奪政治權力和生存資源的目標，紛紛成立各類政黨，在現代政黨政治的大旗下，各部族展開了新一輪斗爭，但這種斗爭在很多時候采取的仍是傳統的暴力方式。在“民主”的浪潮下，非洲國家的部族矛盾和部族主義再次強化。再次，獲得政治獨立后，非洲國家對西方國家的依賴并沒有消失，尤其是經濟領域，西方國家掌握著很多非洲國家的經濟命脈。而西方國家對非洲國家的直接和間接干涉，導致部族矛盾更劇烈。最后，非洲國家政府處理部族主義問題不當，政策失當加劇了部族矛盾。部族主義對非洲國家政治發展和安全局勢產生了長期的、深刻的影響，使非洲國家處于分裂不和的狀態，對國家的統一構成了威脅，對非洲國家政權的合法性提出了挑戰，危及政局的穩定。

為減輕部族主義的危害，非洲國家相繼出臺實施了多項相關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部族主義仍是非洲安全局勢惡化的重要誘因。同時必須指出的是，宗教問題也是非洲安全問題的重要誘因之一，宗教問題與部族主義問題相互疊加、互相助長。

第二，“資源詛咒”和制度困境。“資源詛咒”的傳導機制可以簡單地描述為，某項自然資源的豐腴帶來資源型產業的繁榮，形成單一的資源型產業結構，但資源部門的擴張會擠占其他行業的資源配置。首先，導致制造業的萎縮。資源型產業的快速發展導致人力資本積累不足，人力資本投入無法得到足夠的收入補償。同時，非洲居民接受教育的意愿普遍較低，難以支撐持續高速的經濟增長。其次，在制度安排不完善的情況下，資源型產業的迅速擴張將帶來嚴重的尋租和腐敗問題。再次，產權制度不清晰、法律制度不完善、市場規則不健全等，會誘使資源使用的“機會主義”，造成資源浪費和掠奪性開采。最后，資源開發將會加大生態環境的壓力，環境問題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障礙。

幾內亞灣是世界著名的油氣產區，也是遭受“資源詛咒”最為嚴重的地區之一，油氣產業對其他產業的“擠出效應”明顯。尼日利亞的尼日爾三角洲地區也是遭受“資源詛咒”最嚴重的地區，多年的油氣資源開采對該地區的生態環境造成了不可修復的破壞。環境破壞不僅是氣候變化等非傳統安全問題產生的原因，也是當地居民長期貧困的重要原因。尼日爾三角洲當地居民無法再依靠傳統的漁業和農業生存，“資源詛咒”帶來的一系列問題導致了當地民眾的不滿情緒。類似的“資源詛咒”還廣泛地存在于多個非洲國家，比如塞拉利昂的“血鉆”、赤道幾內亞的“石油詛咒”等。同時，“資源詛咒”還往往同部族主義、宗教問題交織，成為非洲安全問題產生的根源。

第三，其他重要誘因。首先，經濟發展的長期滯后和嚴重的糧食危機。一方面，為爭奪有限的經濟社會發展資源，非洲不同部族之間會產生相應的沖突；另一方面，長期貧困的非洲民眾迫于生計，不得不從事毒品交易、武器走私、海盜等犯罪活動，甚至加入極端主義組織。其次，政府治理能力低下。多數非洲國家嫁接的西方民主制度與非洲本土傳統存在排異現象，國家機構運行層面存在多種缺陷，政府治理能力低下。再次，“阿拉伯之春”后外部恐怖勢力的滲透。非洲是穆斯林集中地區，也是“基地”組織擴散的理想對象。“阿拉伯之春”后，“基地”組織加快向非洲滲透，“基地”組織北非分支迅速擴張，并與非洲本土恐怖勢力勾結。最后，外部勢力對非洲國家安全事務的干涉，也是非洲安全問題的重要誘因。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西亞非洲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張春宇對此文亦有重要貢獻）

【參考文獻】

①李安山：《非洲民主化與國家民族建構的悖論》，《世界民族》，2003年第5期。

責編/孫渴 美編/李祥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