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九大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關鍵時期召開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會。作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一環，脫貧攻堅也吹響了決勝的號角。從中央到地方，各級各部門在脫貧工作上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效。盡管如此，有些地方頭頂上貧困帽子摘了，但是頭腦里的貧困帽子依然戴著。貧困意識已經成為脫貧攻堅進程中的主要障礙，脫貧摘帽必須先脫掉貧困意識，否則難以實現穩定脫貧的目標。“生理上”脫了貧，“心理上”的貧困依然存在，容易形成脫貧與返貧的反復。

習近平總書記早年在寧德地區工作的時候就意識到貧困地區的脫貧首先要解決觀念上的貧困。他在《弱鳥如何先飛——閩東九縣調查隨感》一文中指出，“地方貧困，觀念不能貧困”“扶貧要先扶志，要從思想上淡化貧困意識”。筆者結合在西部某國家級貧困縣（以下稱為F縣）的所看所感，解剖分析貧困地區干部群眾身上貧困意識的種種表現。

貧困地區干部的貧困意識

第一，把“等、靠、要”當成習慣。貧困地區的干部普遍有一種“等、靠、要”的思想，認為“我”貧困了，上級理所應當地幫助，富裕發達地區理所應當地支援。地方發展遇到難題，首先想到的是向上級打報告，而不是認真思考如何利用本地條件解決。上級領導調研檢查的時候，干部匯報的主要內容是擺困難，求援助。這種思想進一步延伸到工作作風上，就是消極等待，把經濟社會發展提檔進位的希望寄托于別的縣區退步上；在招商引資上，沒有主動走出去的積極性，而是寄希望于上級安排協調或發達地區的支援上。以F縣為例，前幾年因為各種機緣巧合，圍繞一個央企項目建設“飛地型”園區。作為以農為主的國家級貧困縣，F縣本應充分利用這個項目加大招商引資，拉長產業鏈，做大第二產業，實現縣域經濟跨越式發展。然而，三年來F縣幾乎沒有主動去東部地區開展招商活動，導致其錯過了珠三角地區產業轉移的歷史機遇。中央開展東西部扶貧協作工作之后，F縣又把招商引資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對口幫扶的東部某省身上。

第二，滿于現狀，甘于貧困。貧困地區的干部有一種“安貧樂道”的“高士之風”，認為貧困并不是什么要不得的壞事。在他們看來，貧困不僅不是壞事，還有很多好處。比如說，因為貧困，生活、工作節奏慢，人的心情舒暢，所以容易健康長壽。F縣不僅是個長壽縣，還是榜上有名的“國際慢城”。因為貧困，沒有工業污染，空氣質量好，水源好，生態好，比大城市的環境質量高很多，因此他們認為現在這個狀態很好，不著急發展，發展了反而會破壞這種令人滿意的生活、工作狀態和自然生態。即使到發達地區考察學習，看到該地的城市建設成就、居民生活富足，他們僅停留在考察時給予贊嘆或內心的艷羨，回來之后依然故我，那些“贊嘆”和“艷羨”并沒有轉化為鼓勁趕超的壓力、動力。“貧困地區就是這樣”早就成了他們的口頭禪，也成為所有問題的答案。

第三，盲目自大，極度自卑。貧困地區的干部并非沒有因為貧困而產生的自卑感，只是這種自卑往往以極度自信的形式表達出來，結果就變成了一種盲目自大。從個體心理學上分析，這種極度自信源于一種代償心理，即因為貧困，所以需要另外一些成就來平衡，而這些成就必須是獨特的，唯一的，能夠給本地帶來自信心和自豪感的。比如說F縣投入大量財政資金支持的某旅游項目，動輒宣稱華南第一，或全國領先等等，實際上規模并不大，項目也僅在開業時維持短暫的火爆，現在更是成了爛尾工程。談起生態好就一定要說是全國最好的，講起農產品品質優，就一定要說是直供粵港澳等等。這一思維也影響到了一些項目的謀劃，一些政府投資的項目經常脫離本地實際，忽視了F縣作為國家級貧困縣的定位，結果造成公共資源的浪費。盲目自大的心態一旦遇到打擊，往往就快速轉化為極度自卑，通過示弱來為自己之前的言行錯誤開脫。F縣的干部也是如此，針對批評意見，習慣以貧困縣的客觀實際為借口，以貧困地區干部的素質差為借口。

第四，作風浮躁，缺乏活力。貧困地區的干部作風往往在急于求成的浮躁與墨守成規的僵化之間搖擺。一方面他們有急于擺脫貧困的進取意識，表現為熱衷于搞短平快、容易出成績的亮點工作，很少花費精力謀劃穩固脫貧的基礎性工作，如F縣近幾年在鄉村旅游方面投入了很多資金用于經營民宿、墻體彩繪、城鄉美化亮化等，但是在產業發展、健全基礎設施、公共服務方面卻謀劃不多。現在投資的建設工作雖然容易博眼球、出亮點，但是對于形成脫貧的造血功能貢獻并不大，甚至還有弊端。另一方面又有限于客觀因素的制約難以快速擺脫貧困導致的僵化做派，表現為墨守成規、機械的、僵化的開展工作，或許他們認為怎么努力也不會改變這種落后狀態，遇到困難能推就推能躲就躲，實在躲不過干脆就拖著。

貧困地區群眾的貧困意識

貧困地區干部身上存在的貧困意識在當地群眾身上也有不同程度的體現，群眾的“等、靠、要”思想也是非常嚴重。近年來脫貧攻堅中，很多幫扶政策是只有貧困戶才能享受的。在利益的驅動下，出現了一種爭當貧困戶的現象。在貧困戶認定和動態調整的時候，被評上的歡天喜地，沒有被評上的則要與村干部理論一番，成為脫貧滿意度調查的隱患，少數走極端的群眾甚至還成為信訪上訪群體。此外，貧困意識還體現在當地群眾的日常生活中，比如盲目攀比的心態，名目繁多的陳規陋習等等。

干部的貧困意識往往通過“以上率下”帶動了群眾，有些則是群眾的貧困意識投影到干部身上，二者是一個相互影響相互滲透的關系。貧困意識的成因，簡要來說有幾個：首先是貧困環境的因素，物質決定意識，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其次是習慣，習慣成自然；第三是心理上的因素，借用一個術語，貧困意識可以算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癥”的一種表現。

貧困意識的危害

羅列上述種種表現，并不是說貧困地區的干部群眾都是如此，筆者也不否認很多奮戰在脫貧攻堅一線的干部群眾，埋頭苦干，積極進取，創先爭優。F縣就有很多這樣的干部，為了讓群眾過上更好的生活，實現脫貧摘帽，不辭勞苦，加班加點工作。大部分群眾也辛勤勞動，依靠自己的雙手實現致富奔小康。但與此同時，一些干部群眾身上的確存在著諸多不利于脫貧攻堅的情形，將這些情形歸納概括出來有利于采取有針對性的措施來消除它們，更好地推動脫貧工作。反之，對這些貧困意識聽之任之，將嚴重影響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如期實現，脫貧攻堅的任務也難以完成。

貧困意識的危害之一：失去脫貧的內生動力

這是對脫貧工作的最大危害。凡是貧困意識比較重的干部群眾，他們有一個普遍的認識，即不用努力去搞脫貧工作，反正國家或上級會幫著想辦法，到時候自然而然就能脫貧。這種思想表現在工作上就是缺乏脫貧工作的積極主動性，以應付為主，在工作謀劃上慣于做穿衣戴帽的表面文章，不愿或者根本就不想把主要精力花在產業發展方面。在一些群眾身上則表現為把扶貧當成一種“福利”，不愿脫貧，不想脫貧，脫貧就是吃虧。幫扶干部到家里開展脫貧工作，首先看干部是否帶東西，帶少了還有意見。這種情況不僅打擊干部的積極性，還造成非貧困戶的激烈反彈。特別在一些導向問題上出現了偏差，比如原來那些因為懶、饞、賭等而貧困的人，有人關心，還有政策扶持；而靠辛勤勞動致富的群眾，卻什么都沒有，傷了勞動者的心。

貧困意識的危害之二：很難割斷貧困的代際傳遞

貧困意識對脫貧工作的另外一個危害是難以割斷貧困的代際傳遞，換言之，就是沒有拔掉窮根。客觀來說，貧困意識的存在使得地方干部缺乏對扶貧工作的長遠謀劃，特別是那些能夠形成造血功能的產業發展項目，因此無法解決脫貧的穩定性問題。即使靠財政投入當年脫了貧，也很容易返貧。群眾的貧困意識更是讓他們看重眼前利益，因而讀書無用論盛行，認為孩子早出去掙錢才是正路等等。主觀來說，雖然物質條件上可能達到了各種設計的精準脫貧指標，貧困的帽子摘了，但是干部群眾心理上的貧困依然存在。干部群眾的“等、靠、要”習慣依然存在，浮躁的作風依舊存在。

貧困意識的危害還表現在其它方面，比如因重眼前、輕長遠而造成的資金浪費；因“等、靠、要”的習慣錯過了發展機遇；因工作作風敷衍塞責而引發的干群矛盾；因價值導向的錯誤引導造成不良社會風氣等。總之，貧困意識的存在已經成為脫貧工作的嚴重障礙，擺脫貧困必須先脫掉貧困意識。

脫掉貧困意識的重點

脫掉貧困意識，先從干部工作抓起

毛澤東同志早就指出，路線定了之后，干部就是決定因素。這是我黨開展工作的基本方法，脫貧工作同樣如此。要想脫掉貧困意識首先從干部工作抓起。

首先，在選配干部工作上，組織部門要注意選拔思路開闊、創新意識強的干部到貧困地區工作，特別是極少數關鍵崗位的領導干部。有條件的地方可以公開選拔東部發達地區的干部來掛職甚至任職；本地干部的選配，也需要注意縣區之間的交流，避免屬地干部過于集中的情況。思路決定出路，習近平總書記能夠跳出閩東作為貧困地區的老框框，提出“弱鳥可望先飛，至貧可能先富”的超常判斷，與習近平總書記個人的經歷、思考是有直接關系的。同樣，只有思路開闊、創新意識強的干部才更容易跳出貧困地區的地域局限，打破貧困環境形成貧困意識、貧困意識形塑貧困環境的惡性循環，更有可能為貧困地方探索出擺脫貧困的新路徑。

其次，在干部教育工作上，組織部門要利用好掛職、外出培訓等方式，注意把那些有培養潛力、年富力強的干部送到發達地區去鍛煉，鍛煉回來之后還要大膽使用到重要崗位上，學以致用。貧困地區的干部教育要多利用外出學習培訓這種方式，讓貧困地區的干部多到發達地方參加培訓，多開闊眼界，多學習先進的工作方法，激發干事創業的內生動力。當然也要注意盡量選擇有追趕可能性的發達地區，否則又會發生上述提到的從極度自信到極度自卑的轉化，或者聽天由命的狀況。

第三，在干部管理上，紀檢和組織部門要強化干部作風監督，形成正確的用人導向。一方面紀檢部門要充分利用全面從嚴治黨向縱深發展，針對貧困地區干部作風的特點，采取有針對性的措施，扭轉干部不作為、慢作為的不正作風；另一方面組織部門要不斷創新黨建工作，善于發現使用那些有干勁、有想法的干部，并大膽啟用到重要崗位上來。

最后，在人才工作上，組織部門應該挖掘本地優勢，吸引外來人才到貧困地區工作。外來人才的進入可以形成管理學上的“鯰魚效應”，帶動本地干部意識的轉化。吸引人才的同時也要用好人才，保護好人才，這是形成“鯰魚效應”的前提。

脫掉貧困意識，要注意發揮黨組織的引領作用

貧困意識歸根結底是思想問題，黨組織是解決思想問題的主陣地。解決干部的思想問題要靠黨組織，解決群眾的思想問題也要靠黨組織。一方面，黨組織應該承擔起黨員干部的思想教育工作。貧困地區的各級黨組織要充分利用過組織生活、政治生活的方式，在黨員干部中加強擺脫貧困意識的思想教育工作，克服“等、靠、要”的思想，弘揚致富光榮的價值觀，激發干事創業的熱情。另一方面，充分利用組織優勢，在宣傳工作上下功夫，善于利用新媒體，采用群眾樂于接受的方式，逐漸轉變干部群眾的貧困意識。同時充分發揮基層黨組織的帶動作用，用黨員帶動群眾的方法，帶領群眾擺脫貧困意識。

脫掉貧困意識，要注意移風易俗

貧困落后的環境是形成貧困意識的主要客觀因素。地方的陳規陋俗對群眾和干部的影響也很重要。貧困地區的各級政府應該發揮主導作用，破除陳規陋俗，提倡移風易俗。比如F縣一到秋冬，就會有各種節日，以村為單位，各家各戶大擺筵席，并沒有什么民俗儀式，只是吃飯喝酒，參加的人數越多越榮耀。過一次節，花費往往要上萬元，致使有些家庭甚至還要舉債過節。F縣的農村建房也是越蓋越高，家里沒有幾口人卻要建三層以上的水泥樓。結果房子建好了，生活又貧困了。這些行為或現象是一種盲目攀比的陋習，對擺脫貧困有害無益，要堅決剔除、改正。

總之，貧困的發生是多因素綜合起作用的結果，但是頭腦里的貧困是根本性的。環境決定意識，意識對環境也有反作用。貧困意識的反作用不利于當前的脫貧攻堅，擺脫貧困的首要任務是擺脫貧困意識。

【本文作者為中共富川瑤族自治縣委副書記，清華大學、日本東北大學博士】

責編：賀勝蘭（見習） / 張盈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