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中國經濟增速出現下行趨勢，引發了人們對于中國經濟前景和運行模式的爭議。近幾年來，筆者一直都在關注這種認識分歧，并試圖用“趨勢思維”分析中國經濟正在發生的變化，逐漸認識到中國經濟可能進入前所未有的運行通道。

經濟發展趨勢和發展新通道

數據分析顯示，2002-2007年間中國經濟增速一直保持在上升通道。但隨著國際金融危機帶來國際經濟環境的劇烈變動，中國GDP增速在2008-2011年間也經歷了較大波動，從2007年四季度的14.2%下降到2009年一季度的6.6%，隨后因大規模刺激政策回升到2010年一季度的12.1%，之后開始繼續下降到2012年一季度的8%以下，這16個季度基本的趨勢是在劇烈波動中經濟增速下行。但從2012年一季度至2015年二季度，GDP增速已連續14個季度保持在7%-8%的區間之內；尤其是2015年三季度開始，GDP季度增速出現“超常穩定狀態”，連續運行在6.5%-7%的狹窄區間內。顯然，中國經濟已從連續上升、大幅波動進入較為穩定的中高速增長區間。分析發現，不僅2012-2016年經濟增長保持在6.5%-8.5%區間的橫向運行態勢已經被統計確認，中期觀察（2011-2020）的經濟增長滑出6%-8%運行區間的可能性不大，進入經濟衰退（負增長）通道的概率更小。

中國擁有龐大的消費市場，對工業產品產生了龐大而穩定的消費需求，進一步推動中國工業成為全球門類最齊全、擁有全球最完善供應鏈的經濟體，形成了全球最大而且是獨一無二的、與經濟周期幾乎不相關的“工業循環死庫容”。

工業構成中的行業結構也出現明顯分化走勢。如，與日常消費相關的行業周期波動較低，而以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為代表的高技術制造業發展快速。以數據為例， 2013-2015年高技術產業增加值占工業的比重上升2個百分點，而六大高耗能行業下降1.1個百分點，采礦業下降近4個百分點，可以看出工業結構不斷升級，對經濟增長形成積極支撐。

雖然經濟增長下行壓力正緩慢減弱，但這些曾經引起中國經濟增速快速下滑的驅動因素目前已經處于低位，短期內恢復到歷史平均水平的可能性不大；雖然向上的支撐力也在逐漸增強，但體量有限，還不可能成為推動經濟進入上升通道的力量。可以預見，未來三至五年中國GDP增速將圍繞7%左右上下波動，預計大概率范圍在6.3%-7.7%之間。

保持經濟增長在新通道持續運行的可能模式

從戰略上考慮，盡量拉長經濟增長在新通道的運行周期，以更加符合中國長遠利益。保持一定增速的經濟平穩運行是升級經濟發展水平、促進經濟結構調整、保障社會全面協調發展的重要條件。從國際經驗看，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時期，經濟增速的快速下滑或大幅波動會破壞市場信心，造成悲觀預期，投資、消費趨于保守，失業問題、財政問題、社會問題可能接踵而至，改革空間被大大擠壓，很容易落入“陷阱”。

保持經濟增長在新通道持續運行，未來有兩種可能模式。第一種，主觀上想重返上升通道，但客觀上無論怎樣踩油門都不可能實現，導致經濟增長雖然橫向運行，但經濟結構僵化、杠桿率高企、質量效率下降。第二種，著眼于經濟結構升級，用增加先進新動能對沖淘汰落后產能引發的下行壓力，經濟增長走勢維持橫向運行，但經濟結構由低端走向高端，經濟素質由粗放走向精細。

必須警惕一種現實的可能性，即長期踩油門的后遺癥爆發。改革開放前三十年，中國經濟運行表現出明顯的政策驅動特性，每當經濟下滑時，適時地刺激一下、踩踩油門，經濟增速馬上能“觸底反彈”；每當經濟過熱，適時收收油門、踩踩剎車，經濟增速就會相應回落到預期目標。但是2009年的一場全球金融危機打破了中國經濟的政策驅動規律，盡管各種各類的宏觀調控政策措施幾乎嘗試了一遍，但對經濟增長的刺激作用顯著減弱，同時政策的副作用卻急速顯現，甚至成為制約調控政策的掣肘。實際上，并不是金融危機改變了中國經濟的運行規律，而是中國經濟發展進入了新的階段，經濟結構發生了變化，因而過去行之有效的傳統宏觀調控手段不再有效。如果我們不能及時認識到這種變化，對傳統政策手段形成依賴，長期踩油門而不敢放松，則可能帶來巨大的資產泡沫，政府與企業債務高企。更嚴重的是市場配置資源誤解導致監管缺失，市場風險頻發，形成經濟運行擾動；市場疑慮不斷加深演變成信心危機，從國際上的歷史經驗來看，拉美等國家的教訓是深刻的，必須引起重視。

努力促成第二種可能性，實現經濟升級。促進經濟升級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戰略選擇。市場正在認可經濟升級趨勢，決策層一直在堅定推進經濟升級，經濟主體已經受惠并開始積極主動調整戰略。可以預見，在中國經濟運行轉換到新通道的同時，經濟結構也將逐步實現升級：低端落后制造業迅速淘汰，加速發展高端裝備制造業和高技術行業，實現制造業升級，并使之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撐；消費成為經濟增長的基礎驅動力，消費成熟度接近發達國家水平，其中包含了消費市場監管與消費品技術標準的構建與升級；社會保障接近發達國家水平；金融發展由數量擴張轉向金融深化（市場化、借貸自由便利、金融滲透至經濟板結領域）。

在新通道里實現經濟升級的政策取向

經濟升級等不來，要拋棄簡單經濟周期規律的行業復蘇幻想，減輕對刺激政策的依賴。短期波動是不可避免的，關鍵是把握趨勢，保持定力。一方面，不以短期波動作為中長期政策制定與調整依據；另一方面，對于短期波動保持密切關注，實時判斷波動沖擊力度，防止其演變成不可承受的顛覆性沖擊。最大限度避免宏觀政策短期化、政策執行形式化。經濟發展規劃和宏觀經濟政策必須真正立足于國家戰略。

一是研究制定革命性通用技術發展戰略。革命性的通用技術會對人類經濟社會發展產生持續影響，例如過去的蒸汽機、電力、晶體管和互聯網。我國當前應重點關注并著力推動下一代革命性通用技術的深度應用，如納米技術、機器人技術和自動化系統，先進材料、生物學和各種工程學，傳感與互聯技術，數據收集、存儲與計算技術，等等。

二是努力增強國家戰略基礎。加快工業更新升級，尤其是先進裝備制造業技術更新，為革命性的通用技術發展奠定基礎。先進裝備制造，應著眼于全球工業生產的高端領域、國防工業的自主研發以及軍民工業的深度結合，大力發展具有自主知識產權、高技術含量和高附加值的高端裝備制造產業。

三是傳統產業結構調整，既要考慮即期市場需求，還要考慮經濟發展階段的特殊性、未來發展戰略和經濟安全。解決產能過剩的目的是為了實現經濟升級，應以結構調整為主線，“加減乘除”并用，而非僅僅關注傳統行業產能絕對值的減少；即使是非“去”不可的落后產能，也要盡可能依靠市場去“出清”，政府所要做的事情是制定詳盡的“落后產能負面清單”并嚴格執法，同步做好社會保障支持、破產企業勞動者再就業指導與培訓等。

四是避免金融風險對于經濟走勢的方向性干擾。只有嚴守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政策底線，才能保持經濟在健康的軌道上運行。嚴格界定主權債務，依法約束主權債務總量與增速，構筑一般市場主體債務向主權債務蔓延的“防火墻”。地方政府負債形式、可負債領域與債務總量都必須有明確的法律規定，國有企業的信用約束必須強化，必須讓各類貸款主體和債權人明白，不僅法律上政府不能對國有企業自身負債提供直接或變相擔保，道義上也不再承擔連帶責任。

五是積極促進經濟走向成熟。發達經濟體不僅是人均GDP達到較高水平，更重要的是市場經濟成熟度處在很高的平臺上。比如社會信用體系，在西方發達經濟體中，信用與生命同等重要，而我國市場經濟的信用文化和信用服務體系建設還處在起步階段。再譬如消費驅動經濟增長模式中的商品與服務的理性消費、人力資本積累性消費在總消費中占較大比例、嚴格的市場監管標準及其監管覆蓋面與行政有效性等一系列問題，這些在發達國家已經習以為常的事情，目前在我國卻仍然是需要深入研究的問題。

【本文作者系中國建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