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 國家發展 評估體系 標準 【中圖分類號】F120 【文獻標識碼】 A

國家發展動力的重構

當前，中國國家發展的歷史方位可以從時間和空間兩個維度上進行辨識。時間上我國已經進入經濟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的時間敞口導致了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常態。空間上，經過改革開放30多年的持續高增長，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和世界的空間秩序也正因此而發生改變。中國國家發展的這種時空結構的改變，清晰地宣告一種舊的發展模式和歷史階段的終結，也就是李克強總理在2013年夏季達沃斯論壇上說的“中國經濟發展的奇跡已進入提質增效的‘第二季’”。提質增效的第二季如何實現，關鍵在于新的增長動力的重塑，打造中國發展的2.0版主要就是打造國家發展動力新體系。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我們的戰略目標，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是三大戰略舉措。”①不難看出，習近平總書記明確將“四個全面”劃分為一個目的和三個手段的關系。新的戰略目標的確認，毫無疑問是國家發展新動力體系中最重要的部分。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就是再造國家發展動力，就是按照中國夢的頂層設計來實施國家發展的戰略步驟。一個發育充分、功能完善、強大有力的社會，無疑是實現中國夢的必要基礎和途徑，是中國夢走向現實的物質與精神力量的生產和儲備。全面深化改革說到底就是政府（權力）配置資源讓位于市場（資本）配置資源，其實質還是通過政治技術杠桿的運用，引發政治權力和行政權力的道德轉型與實踐轉型，進而達到去杠桿、擠泡沫、調結構，重塑國家發展動力，激活要素分配與活力，轉變發展方式，實現可持續發展。全面依法治國是國家發展能力有效培育的長期基礎，是國家發展新動力誕生和成長的護城河與防火墻，是國家發展動力內生機制保持生命力的安全屏障。加強全面從嚴治黨，就要規范權力的分配和使用，杜絕權力的扭曲和濫用，營造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發展環境和氛圍。

國家發展動力的評估

國家發展動力的評估，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一方面，就評價本身而言，還是作為政治話語的一部分，難以跳出政治體系的自我邏輯和理解；另一方面，就動力本身的屬性而言，結構形態上既可以是要素也可以是體系，存在類型上既有可量化的也有不可量化的，評價方法上既可定量又可定性，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要做到科學評價，首先就要對中國今天的發展與成就做出一些前瞻性的認知。中國今天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已由全球化的重要參與者逐漸轉變為領導者和引領者。我們在對中國發展動力評估上，就要事先對這些未來性積極變量做出認真考量，要把過去習慣以歐美為重要參照的外生性評價轉變為以中國作為領袖大國為主的內生性評價。中國的發展成就和愿景必將超出歐美體系的范疇，必須要確立一套以我為主的中國標準，該標準必將會因中國國際地位的積極變化而極具國際性，逐漸會扮演國際風向標的作用。其次，在對中國國家發展動力的評估上，要對現代化的科技因素與制度因素進行有效區分，技術上落后可以繼續學習趕超，但制度上一定要充滿自信并不斷完善。最后，要對改革開放的階段性做出有效區分，要看到輸出性改革逐漸取代輸入性改革的必然性和趨勢性，尤其伴隨著人民幣的國際化，資本、管理、技術、價值觀、文化的輸出進程必將加快。我們有理由相信，在世界格局中，中國的元素會逐漸多起來，中國主動融合世界的能力也會逐漸強大起來。

基于上述分析，國家發展動力評估應該主要包含以下幾個重要維度。

第一，創新能力能否突破。我國依靠要素成本優勢所驅動、靠大量投入資源和消耗環境的經濟發展方式已經難以為繼。從發展上看，主導國家發展命運的決定性因素是社會生產力發展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只有不斷推進科技創新，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才能實現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大國，正在大力推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經濟結構調整，必須把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實施好。”②無論中國發展模式未來怎樣調整，創新驅動的軸心地位都不能動搖。在中國國家發展動力塑造的所有工作中，創新驅動無疑都要處在首要關鍵的位置，只有落實好科技創新、管理創新、服務創新，才能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態等深層次問題，理應把創新能力能否突破作為評價國家發展動力重構成敗的首要標準。在國家創新能力評價體系中，諸如知識創造、企業創新、創新績效等三個一級核心指標都是可量化的，創新資源和創新環境可以從定性的角度得到科學說明。

第二，發展效益能否提升。一方面，我們要看到中國改革開放帶來的經濟發展成就和社會文明成果，另一方面我們也要看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體制承載的壓力和困境。中國發展遇到的最大困難是結構性問題，經濟結構、政治結構、民族宗教結構、區域結構、城鄉結構、社會階層結構、文化結構、人口結構等方面的紅利都在逐漸消耗，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和理論自信的根基尚未牢固，法治、民生、效率、公平等方面更高層次的統籌難度正在逐漸加大，所有這些問題最終都指向發展效益的優化，提升發展效益就是營造發展環境和激發發展內生動力。粗放式發展讓位于集約型發展、數量型發展讓位于質量型發展、外延性發展讓位于內涵型發展、局部發展讓位于全面發展，必將成為中國發展重塑動力的不二選擇。在發展效益評估中，像國民經濟核算、能源、投資、貿易、人口和就業、社會和科技等數量指標統計都是可比較的，但像民主、法治、公平、效率等非數量指標只能定性分析。

第三，發展代價能否減少。中國以往賴以發展的要素紅利正在消失，老齡化制約了人口紅利，城鎮化結束了廉價土地，法治和人權事業的巨大進步終結了低法治、低人權的透支紅利，改革深水區的難度抑制了改革紅利釋放的速度。一旦舊的發展模式和時代終結，就意味著傳統的發展成本支付系統開始失靈。如何讓發展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真正做到統籌兼顧，關鍵是要降低發展代價，擴大發展收益和盈余，抵消發展紅利減損，重塑發展要素支撐系統，確保實現平穩發展、科學發展、良性循環發展，這是衡量國家發展新動力成果的重要方面，也是發展晉級對動力系統提出的內在要求。諸如單位GDP能耗、億元GDP工傷死亡、社會環境、傳染病發病率、社會階層流動性、人才流失率等指標，都可以考量中國發展動力的質量和成本代價。

第四，發展風險能否管控。近期A股市場的波動起伏提醒我們，隨著發展體量增大、領域增多，中國發展的波動性將會逐漸增強，開放市場與全球經濟波動的關聯性將會逐漸增大，中國發展的風險管控要求將會越來越高。在國家轉型升級的發展動力重塑過程中，有效提升各級政府的專業化水平，增強國家發展風險管控的能力，打造風險防范系統和應急機制，筑牢筑寬國家發展的“護城河”和“防火墻”，勢必成為現代國家發展動力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風險管控的能力和水平、風控體系的水準和專業下沉度，也必將成為檢閱一個國家發展能力的重要指標。社會安全系數、經濟安全系數、發展風險評估機制、發展風險預警機制、發展風險應急機制、社會風險化解率等指標都可以作為衡量發展風險管控能力的尺度。

第五，政治社會穩定能否保證。過去30多年的改革開放，無疑在經濟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也在政治邏輯上極大強化了對經濟高增長的依賴。就“拉美陷阱”的發生來看，用經濟綁架政治是一種危險的做法。經濟增長不足以解決發展的所有問題，發展的框架結構也不應該只有經濟一個準繩。國家的政治安全、社會安全、文化安全、生態安全維護都有對經濟增長的強烈需求，但經濟高速增長不必然增強以上領域的安全提升，增長也不必然就是發展。因此，在國家發展動力的構造過程中，一定要走出GDP的單向度崇拜，同時注重從政治建設、社會建設、文化建設、生態建設等方面彌補短板，真正夯實托舉中國社會長遠發展的制度基石、社會基石、精神基石和生態基石。著重把發展成就轉化為政治穩定的利好，用政治穩定去支持、維護和規范發展，努力實現政治發展、社會發展、文化發展、生態建設與經濟發展的共贏，這是中國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由之路，也是國家發展動力重構的應有要義。政治社會穩定狀況，可以從社會群體性事件發生、維穩和安全支出、公檢法政權機關規模和涉法涉訴案件數量等方面做出合理判斷和有效判定。

國家發展動力評估的歷史方位

關于國家發展動力的評估，既不能撇開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整體邏輯，也不能脫離世界歷史的潮流趨勢，逡巡當下沒有歷史眼光，自說自話缺乏國際視野，都不能正確地對國家發展動力做出科學評價。這就要求我們站位要高，視野要寬，格局要大，必須從近現代以來中國社會現代化的整體邏輯和國際化現實圖景兩個維度，對國家發展動力評估的歷史方位做出有效說明，以此確認國家發展新型動力建構的科學性、適當性和有效性。

現代化維度。“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這個夢想，凝聚了幾代中國人的夙愿，體現了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整體利益，是每一個中華兒女的共同期盼。我們這一代共產黨人一定要承前啟后、繼往開來，把我們的黨建設好，團結全體中華兒女把我們國家建設好，把我們民族發展好，繼續朝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奮勇前進。”③從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中不難看出，十八大選舉產生的新一屆中央領導班子自覺把任期工作與中國近現代發展的整體邏輯統一起來，以高度的歷史自覺和政治使命感主動順應“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整體利益”，以此為遵循架構十八大班子的政治空間和工作任務，進而才有“中國已經進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定性階段，實現這個目標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關鍵一步”這樣清晰的政治方位和奮斗目標。這是一種了不起的政治智慧和情懷，能夠自覺把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放置到中華民族近現代歷史的整體當中去理解，使十八大班子的政治小周期主動順應中國近現代歷史的大周期，這既體現了十八大班子唯物主義的科學態度，又充分體現了以中國共產黨為領導核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這種歷史的內在延續性和統一性回應，注定中國未來新型的發展模式和動力機制具有深厚的歷史底蘊和強大的生命力。現代化從林則徐、魏源等“睜眼看世界”開始到今天依然腳步未曾停歇，我們還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征途上繼續奮斗。我們有理由相信，黨在重塑國家發展模式和動力機制的選擇中，一定會自覺繼承歷史底蘊和邏輯，主動順應現代化趨勢和方向，只會在現代化道路上走的更自覺、更主動、更專業，現代化作為一個參數在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坐標中只會更活躍、更權重、更豐滿。國家發展動力的評估也只有在現代化的鏈條上才會找到其邏輯地標和歷史方位。

國際化維度。早在鴉片戰爭時期，中國的閉關鎖國就已經為西方的堅船利炮所打破，中國就已經被動地進入“世界歷史”。和歷史上被動的“門戶開放”不同的是，中國改革開放自覺加速了走向“世界歷史”的深度和廣度，到今天中國已以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身份在國際事務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自貿區”、“一帶一路”、“亞投行”、“絲路基金”、“金磚國家銀行”等由中國出面領導組建的區域性或國際性組織已經越來越多，影響力也越來越大，中國由全球化的重要參與者正變身為領導者和引領者，全球化的不可逆注定中國必將繼續加大“走出去”的廣度和力度。因此，把國際化的深度和廣度作為衡量中國新型發展方式和發展動力的重要標準，既符合中華民族歷史逐步成為“世界歷史”的長期趨勢，也符合中國未來亟需拓展發展空間的迫切需要。中國的發展空間已經離不開世界，“世界歷史”的演繹也愈加需要中國的擔當和盡責。國際化、全球化、世界性、區域性等現代國家特性不可背離，只能跟進，中國可以主動選擇自我認同的國際化方式和策略，可以加大新一輪全球化的中國元素和比重，也可以抬升中國在未來全球格局中的份額和主導性，增強話語權，但惟獨不能拒絕和放棄國際化參與。這既是衡量中國國家現代性的重要標準，也是中國轉變發展方式、重塑發展動力、開發發展空間的主要途徑。國際化的縱深參與程度就是國家發展動力評估的重要依據，也是國家發展動力塑造的未來主流方式，也只有在中國元素國際化的份額上升中，中國才會真正形成新的發展比較優勢。所以，關于國家發展動力評估的歷史方位，一定要加上國際化參數的考量，以此來保證國家發展動力評價的邏輯性和時空性。

現代化是內生指標，國際化是外生指標。只有內外兼修，把本土邏輯與國際邏輯兩個參數結合起來，中國國家發展動力體系才會兼有歷史與全球兩種品格，才會在國家發展實踐中取得成功，也才能真正獲得日久彌新的生命力。

（作者為中共中央黨校黨建部原理室副主任）

【注釋】

①摘自習近平2015年2月2日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十八屆四中全會精神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

②摘自習近平2014年8月18日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七次會議上的講話。

③摘自習近平2012年11月29日在參觀“復興之路”展覽時的講話。

責編/張夏夢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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