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國家治理的基礎在于人民，國家治理的有效性取決于也體現在體制的活力上。政治認同、包容性、社會彈性既是體制活力的體現，也是體制活力的源泉，正因為如此，我們要在明確我國體制相較于其他政治文明的優勢的同時，從政治認同、包容性、社會彈性三方面著手，保持體制活力的持續性。
【關鍵詞】中國體制活力 源泉 持續性 【中圖分類號】D602 【文獻標識碼】A
在人類社會發展所處的世界大背景和時代大背景下，中國的經濟發展、政治穩定、社會和諧已經構成全球亮麗的風景線。對中國的體制及其活力情況進行探討，不僅有助于國際社會對中國提出的和平崛起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等戰略有更為全面的了解和更加穩定的預期，增強國際社會對中國國家治理有效性的了解，而且有助于我國在冷靜總結自身發展特點的基礎上審時度勢，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保持國家穩定優質發展。
中國體制承接傳統優勢，對接現代特點，正在成為現代政治的典范
一般地，體制的活力是與一個國家的穩定與發展相聯系的，而在流動性和不確定性已經成為常態的全球化時代，穩定是動態的，發展是比較的，換言之，流動性增強了比較性，不確定性動搖了穩定性，一國體制的活力程度不僅取決于該國自己的歷史對比，而且取決于同一時代國家間的比較。筆者認為，衡量一國的體制活力，可以從政治整合性、經濟和文化的包容性、社會的有序流動性或彈性來衡量。
在西方發達國家的政治發展譜系中，發達國家顯然是國家有效治理的榜樣，其有效治理體現在政治上，就是歐美17世紀以來探索而成的以政黨政治為基礎的西方式代議制民主政體。議會中的爭論抽象出來，就是不同利益的選民群體之間的利益爭奪與妥協，相應地，與之相聯系的就是多利益爭奪與妥協的規則的重視。不容忽視的是，宗教信仰在歐美發達國家的國家建構中也發揮了政治整合的重要作用，甚至是這些國家的建國基礎。簡言之，西方發達國家的政治整合主要建立在基于利益規則和宗教信仰基礎上，其政治也就更多地具有利益政治的特征。而在中東地區，宗教，或者更準確地說，一個宗教共同體的成員身份，才是身份認同的最終決定因素，因此，中東地區的大多數國家都將宗教身份認同與政治整合等同起來。
相較而言，中國的政治整合并不過多強調利益，而是強調認同，且在認同中并不過多強調身份，而是強調基于文化共同體的政治價值。這種整合方式就決定了中國的政治更多地是從政治價值的共鳴入手，更多地是通過協商來確認價值，繼而圍繞價值來確定體制和規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過程就是生動的例子。中國有著豐厚的治國理政的歷史遺產，無論是舟水之論，還是為政之辯，其破題均在于價值共鳴，或者說是價值優先序的共鳴，而不在于利益的爭奪。當然，這并不等于說中國的政治整合不重視人民或不同人群的利益，也不等于說中國的政治整合不重視規則。而是在價值確定的基礎之上，在一定價值和信念的指導下，形成對待和處理人民共同利益以及不同人群利益實現的具體規則，而規則也更多地體現為形式多樣的協商和意見的溝通。也正因為如此，中國當前的體制就與中國的傳統體制之間形成了連續性，但是改變了兩千多年王朝統治模式下的天地君親師的價值排序和與之相適應的政治整合價值體系，正在樹立起傳統政治價值體系與世界文明對接的以中國共產黨提出的政治信念為基礎的政治整合價值體系。現實中，我國人民政治協商制度的長期實踐，以及各級政府在立法和行政領域與民協商的實踐，都是認同政治的體現。因此，中國的體制特點首先在于價值認同，其次是基于價值認同的規則和制度穩定性。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體制承接傳統優勢，對接現代特點，正在成為認同政治的典范。也正是認同政治，使中國在改革開放進程中保持了政府的強大團結力，較好地處理了改革、發展與穩定之間的關系，為國家的發展和人民福祉的提升創造了有利條件。
中國體制是包容性發展的踐行者
20世紀90年代以來，有關失敗國家/失效國家的研究逐漸增多，美國學者德隆·阿西莫格魯和詹姆斯·羅賓遜從漫長時空和制度演進層面分析國家興衰和國富國窮，認為國家之所以失敗是因為采取的是掠奪排斥的汲取性制度而非共決共享的包容性制度，國家之所以繁榮則在于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都具有包容性。按照這兩位學者的觀點，西方發達國家的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都具有包容性，而這些國家包容性制度的建立具有偶然性。但是，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黃金發展時期和確立了福利國家政策之后，西方發達國家制度體系的僵化程度開始強化，同時，某些領域的包容性又趨于泛濫，從而導致了這些國家的應激反應——制度內斂。目前歐洲法國、德國等國家所面臨的難民問題和國內少數族裔權益問題，以及美國“美國優先”的全球利益分配策略和“美國人優先”導向的就業政策等，都是包容性不足的表現。
從人類歷史的發展來看，制度總是在不斷變遷的，會隨著時勢而體現出包容性有無和大小的變化。但如果包容性能夠內化為一個國家民眾代代相傳生生不息的內在特點，那么，這個特點終將會把國家拉到包容性發展的軌道上來。中國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所經歷的王朝興衰、外族入侵、民族融合等形成了中國人民和而不同和有容乃大的包容精神，從而使包容性已經內化為中國人的特性。盡管在一些歷史階段，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個別時段，這種包容性被壓縮了，出現過包容性不足的制度和政策，但改革開放以后，中國人民海納百川的包容性特性又得到了極大發揮。也正是因為具有包容性，中國成為幸存至今的文明古國。具體來說，當前中國體制的包容性首先體現在對市場作用的不斷認知和拓展，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相結合，用政府刀刃向內的改革來創造創新創業的制度空間。其次體現在政府不斷加強與社會公眾之間的互動和溝通，決策者與適度開放的有序公眾參與相結合，不斷提升政策質量，由此形成了一個鼓勵創新、寬容試錯、敢于糾錯的政策空間。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體現，在于中華文明所具有的包容和融合性上。中國在歷史上的王朝更迭就經歷過不同文明和宗教信仰的碰撞，并形成了“以文化之”的文化融合力。
中國體制是彈性社會的捍衛者
一個具有體制活力的國家，其社會也是有彈性的，具體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社會結構具有平衡性，二是有跨越社會結構的縱向流動性。
社會穩定則國家穩定，而社會穩定首先要求社會結構的穩定，但社會結構的穩定并不能是人為設置的靜態穩定，而是具有良性動態變動的穩定，也就是說，社會結構需要具有動態平衡性。而社會結構的動態平衡性首先就體現在收入分配的平衡上。在一定意義上，西方發達國家的發展歷程就是這些國家的人民不斷突破僵化的社會結構的歷史，而我國告別王朝家天下統治的過程中，僵化的社會結構被打破也是一個重要領域。但正如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所指出的，現有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并沒有解決分配公平問題，只會讓富人更富，窮人更窮。皮凱蒂的觀點實際上反映出發達國家收入分配已經失衡，從而導致社會結構的僵化，而社會結構一旦僵化，整個社會將失去發展的動力。不僅如此，已經有研究表明，西方發達國家跨越社會結構的縱向流動性也正在變得越來越差，有研究表明，在當今美國，個人改變出生時社會階級屬性的難度要高于歐洲，而BBC跟拍49年的紀錄片《56 UP》也揭露了在英國，社會階級難以跨越的事實。跨越社會結構的縱向流動性變差，其結果是加劇社會結構的僵化，并將社會結構的僵化進一步固化，其結果將成為馬克思所警示的階級沖突和由此而來的社會動蕩。
相較而言，中國一直有保持社會彈性的傳統，但有這種傳統并不意味著社會就會因此而穩定發展。中國歷史上也出現過因貧富差距過大和社會縱向流動變差而導致王朝更替的故事。而改革開放之后，中國首先以恢復高考打開了社會縱向流動的空間，同時又用市場競爭打開了社會橫向流動的空間。隨著社會和國家財富的積累，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編織社會保障網來縮小貧富差距，用西部大開發和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中部崛起等發展戰略縮小地區發展差距，由此保持了整個社會結構的彈性。不僅如此，執政黨始終注意拉近執政精英與民眾之間的距離，從改革開放以來的行政體制改革歷程來看，公務員隊伍呈現出開放和透明態勢，政府對民眾訴求的回應性和與民眾的溝通互動也都在不同程度地加強，這反過來也有利于保持社會結構的彈性。
從政治認同、包容性、社會彈性三方面發力，進一步激活體制活力
國家治理的基礎在于人民，而核心主體在于執政者和政府。政治認同、包容性、社會彈性既是體制活力的體現，也是體制活力的源泉，正因為如此，我們要進一步激活體制活力的源泉，需要從這三個方面發力。
一是在增強價值認同的同時切實加強制度認同的凝聚力。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的民族主義并不能充分提供凝聚認同的向心力，與時俱進的價值觀和相關政策才是國家認同的可持續來源。因此，我們需要切實加強公民教育，強化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加強政府制度供給和執行力度，特別是通過經得起歷史檢驗的司法實踐，保護民營經濟發展和公民合法權利，樹立社會對法治的堅定信仰。
二是進一步拓展體制的包容性。當前，我國體制包容性上面臨的顯著挑戰是制度化參與機制和渠道還并不能滿足持續增長的公眾參與需求。亨廷頓20世紀五六十年代對發展中國家的研究表明，在公眾參與需求持續增長，而國家未建立好參與機制的情況下，會造成“體制過載”，其結果就是社會動蕩和不穩定，甚至會將國家推向失敗和崩潰。值得注意的是，經過近四十年的改革開放，我國民眾的財富增長較快，文化素養程度也大幅提高，對公共事務的參與熱情也越來越高，承擔公共利益責任的愿望也越來越強烈。一般而言，有穩定收入的群體屬于有恒產者，他們的參與訴求往往也是建設性的、穩定性的訴求，我們還需要為社會公眾疏通和搭建有效的公共事務參與渠道，增強體制的吸納性，引導公眾的有序參與，通過協商和溝通，將公眾的有序參與轉化為強大政府的團結力和國家凝聚力。
此外，對于中華文明傳承的文化包容性，不僅需要注意國內主流價值觀對亞文化和亞價值觀的包容和各民族間的包容，而且需要注意，隨著中國國力的顯著提升，中國對外國人的吸引力也越來越強，對不同種族和文化傳統人群越來越包容。但是，我們同時需要注意的是，包容不等于無限制、無節制的接納。目前，西方的經濟自由、民主制度和文化多元體系正遭遇挑戰，我們還需要運用在改革開放過程中所形成的有鑒別的學習能力和有辨別的包容能力，提出更為凝練的核心價值觀，增強經濟上的影響力、政治上感召力和文化上吸引力，以拓展我國體制的包容性。
三是切實增強社會彈性。近年來，社會上關于“寒門難出貴子”的討論日益增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盡管2012年到2015年，中國的基尼系數總體上是呈下降趨勢，但一直沒有低于0.4，盡管中國城鄉居民收入的相對差距在縮小，但城鄉收入倍差也一直沒有低于2.6。這就需要我們繼續切實采取有效舉措來縮小貧富差距、城鄉差距和地區差距，如在簡政放權增強創業就業的同時，切實加強財稅領域的改革，運用稅收杠桿來調節收入分配制度，提升社會中等收入人群占總人口的比重。
需要注意的是，社會結構平衡是動態的，政策的制定和執行也是動態的，我們還需要分析和評估目前的社會縱向流動情況，如當前高等教育、職業教育中生源家庭的城鄉分布和家庭收入情況等，同時收集、分析和評估社會公眾的心理預期，將實際情況與民眾的自我社會地位評價和心理預期進行比對，在此基礎上考慮政策震蕩區間，一方面加強政策對社會縱向流動的調節力度，另一方面以適度的社會保障水平引導社會公眾的心理預期向政府各領域的政策基線靠攏，保持社會流動和社會活力。
（作者為國家行政學院研究生院副院長、教授、博導）
【參考文獻】
①[美]塞繆爾·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責編/孫娜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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