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伴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以及改革開放進程的深化，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還將進一步加速，社會各界對于“人民幣的崛起”始終給予了高度的關注。人民幣崛起意味著人民幣需要更多地承擔儲備職能，不僅需要以國家經濟的發展和金融業的開放為基礎，而且需要制度保障和政治伙伴。

【關鍵詞】人民幣國際化 制度保障 外匯儲備 【中圖分類號】F82 【文獻標識碼】A

從2009年開始，在自身經濟崛起和美元危機的雙重刺激下，中國開始采取措施鼓勵人民幣走向海外。人民幣國際化寄托了中國在大國崛起進程中的貨幣抱負，因為人民幣崛起不僅是經濟和金融的崛起，更是政治上的崛起。它不僅是對中國在開放金融環境下管理貨幣的經濟能力考驗，更是在大國競爭的體系中，通過貨幣外交搭建有利的政治框架，并為人民幣崛起保駕護航的政治考驗。而這場考驗的關鍵衡量標準就是人民幣作為國際外匯儲備的情況。

人民幣在世界外匯儲備中正處于從第四梯隊向第三梯隊的過渡階段

外匯儲備意味著長期持有，意味著對一種貨幣的持久信心，特別是官方層面的外匯儲備代表著該國政府對儲備貨幣國的信任。因此，一國持有另一國的貨幣資產作為外匯儲備，是對該國國際貨幣地位的最大支持。當前，中國經濟的崛起要求人民幣走向國際化進程，人民幣發揮儲備貨幣職能勢在必行。

外匯儲備又稱為國際儲備，是一種官方資產。外匯儲備主要以外幣資產儲備為主，在虛擬經濟和金融市場不斷發展的今天，資本的跨國流動日益頻繁，容易誘發貨幣危機，而外匯儲備的目的就是官方持有，以備不時之需。同時，由于它集中體現一國政府對一種國際貨幣的信心，因而對私人市場具有指標性意義。因此，外匯儲備份額是衡量一種貨幣的國際貨幣地位的最佳指標。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每季度都會發布已知的全球外匯儲備中各種幣種所占據的份額。根據IMF的最新評估，2016年第四季度全球各國央行持有約845億美元規模的人民幣外匯儲備，占全球外匯儲備總額的1.1%。相比之下，人民幣在外匯交易和國際支付中則占據了更大的份額。雖然人民幣在外匯交易和國際支付中的份額都遠低于美元，但仍高于人民幣所占的外匯儲備比重。

當前，世界外匯儲備體系呈現出金字塔式的結構。其中，美元處于該金字塔的塔尖，占據了60%左右的儲備份額；歐元僅次于美國，在外匯儲備中占據了27%的份額；英鎊和日本居于第二梯隊；法郎、加元、澳元和港幣等居于第三梯隊；當前人民幣在世界外匯儲備中仍處于第四梯隊，因為人民幣主要在國內使用，在國際使用較少。然而可喜的是，人民幣正處于從第四梯隊向第三梯隊的過渡階段。

人民幣成為國際儲備貨幣是必然的趨勢

人民幣作為國際外匯儲備規模的增長就意味著人民幣首先要實現“崛起”。筆者認為，一種國際貨幣的形成需要以國家經濟的發展和金融業的開放為基礎，而且需要制度保障和政治伙伴。人民幣成為國際儲備貨幣是必然的趨勢，其原因在于中國現已初步具備了上述條件。在人民幣“崛起”的道路上，歐元（德國馬克）以及日元提供了可用于參考的重要歷史經驗。

德國從1973年的蛇形浮動匯率開始，與西歐貨幣伙伴緊密合作。德國主要通過“貨幣聯合戰略”，減少自身以及歐洲對美元的依賴。兩個原因使得德國成功推行了這一戰略：一方面，德國自身經濟發展良好，貨幣穩定，為市場提供了足夠的吸引力，使得其他國家采取了追隨馬克的行動；另一方面，德國通過政治領導獲得了歐洲伙伴對德國馬克的支持，建立起歐洲貨幣聯盟。此外，德國通過制度的力量，將德國的貨幣影響力進行“鎖定”，從而建立起了德國的貨幣領導地位。而日元崛起過程中，遭遇到了較大挫折，這與日本政治領導力孱弱有關。日本在日元國際化的進程中并沒有建立起有效的國際公信力。日本并非一個政治大國，這在很大程度上約束了日元變成一種有影響力的國際貨幣。

德國和日本的例子表明，德國的聯合戰略和日本的單邊戰略在貨幣崛起上集中體現在國際政治領導能力，而國際政治領導能力對于貨幣的崛起至關重要，進而影響到了一國貨幣能否成為國際儲備貨幣。

人民幣國際化及其作為外匯儲備的可能發展

當前，中國為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動，這些行動有助于推動人民幣成為重要的國際儲備貨幣。從2009年開始，中國的國際貨幣戰略發生了一個重大的方向性轉變，即從依賴美元轉向脫離美元，釋放人民幣的國際活力，這一進程是漸進式的。

為了加速推動人民幣的國際化和在各國央行中的儲備化，一方面，中國需要在國際層次上進行奮發有為的貨幣合作外交。這主要體現在如下四個方面：第一，建立貨幣互換伙伴關系，與其他國家的中央銀行簽署本幣互換協議。第二，建立貨幣結算伙伴關系，即政府允許和支持私營部門在對外經濟活動中使用本幣作為結算和支付幣種。第三，建立貨幣交易伙伴，以此增加市場上人民幣的可獲得性。第四，建立清算伙伴合作機制，為人民幣的大規模國際使用提供便利。

另一方面，中國要積極打造人民幣崛起的國際制度基礎。在全球層面，中國主要采取了如下措施：一是推動“二十國集團”取代“七國集團”成為全球經濟治理的核心平臺；二是推動既有全球金融機構（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改革，以反映中國貨幣地位的崛起；三是推動SDR的國際貨幣職能，弱化美元的儲備地位。在區域層面，中國同樣采取了三方面的努力：加強“金磚機制”、“10+3”和“上海合作組織”框架下的貨幣合作。

總之，通過“伙伴建設”與“制度建設”，中國為人民幣作為國際外匯儲備貨幣奠定了初步基礎。然而隨著近年來人民幣匯率的雙向波動，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出現了回潮的趨勢，受此影響，其作為儲備貨幣的推進速度被延緩。預計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人民幣在全球外匯儲備的總和中將長期保持現有的份額。雖然中國在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道路上進行了大量的努力，然而人民幣占國際外匯儲備的份額若想要在短期內達到英鎊和日元的水平，將會比較困難。

造成人民幣國際化放緩的原因主要有兩點。其一，美元和歐元作為主要國際外匯儲備，其在國際儲備總份額中的比重有不斷自我增強的趨勢，而且由于“路徑依賴”的形成，放棄美元、歐元等主要儲備還存在著各種成本。當前，市場對美元和歐元的信心仍然要強于人民幣，人民幣作為儲備貨幣，不得不面臨著這一挑戰。其二，美元和歐元作為國際儲備有其自身邏輯，然而人民幣不可能沿用這兩個邏輯，實現自身作為儲備貨幣的擴大化。美元作為很多國家的主要儲備貨幣得益于美國在貿易中的長期逆差，每年逆差高達5000億美元，大量的美元流向其他國家，進而成為了儲備貨幣。歐元之所以成為主要儲備貨幣，是因為其投資市場向全世界開放，大量投資人在歐盟國家進行生產性投資，賺取了大量歐元，因而使得歐元成為了儲備貨幣。顯然，中國在貿易中很難出現大量的貿易逆差，因而人民幣無法通過這種方式流通至海外；同時，中國也沒有對國內很多的行業進行投資開放，所以外國投資人賺取中國外匯的能力有限。總之，人民幣儲備職能的增強，既無法走“美國路線”，也難以走“歐盟路線”，而需要自己探索出一條“中國路線”。

人民幣國際化并非一帆風順的，因而人民幣作為國際外匯儲備貨幣規模的增長很有可能是十分緩慢的。一方面，世界各國對美元與歐元的“路徑依賴”使得人民幣替代兩者存在很大的困難；另一方面，美元和歐元成為儲備貨幣的不同路徑均不適合人民幣，人民幣還需要尋找一條全新的“儲備增長路徑”。

（作者單位：河南大學歐亞國際學院）

【參考文獻】

①李巍：《制衡美元：政治領導與貨幣崛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②張宇燕：《人民幣國際化：贊同還是反對？》，《國際經濟評論》，2010年第1期。

責編/張寒 美編/于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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