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道德綁架”本身是一種不道德的行為，是對權利的一種侵犯，“道德綁架”現象根本的原因在于權利意識的缺失。切實保障公民身份平等的權利，是消除“道德綁架”的根本。

【關鍵詞】 道德綁架 義務 權利

【中圖分類號】C913 【文獻標識碼】A

近年來，“道德綁架”大有愈演愈烈之勢。可以很容易地舉出一些“道德綁架”的例子：公交車上不給有需要的人讓座，可能就被指責為缺乏教養、沒有道德，甚至招來耳光；假如成了道德標兵，就只能處處奉獻，犧牲自己、幫助他人，否則就是“欺世盜名”……在今日中國，諸如此類的事情太普遍、太常見了，以致于一方面可能苦于自己被挾持、被強迫著身不由己地去“做好事”，另一方面也可能不自覺地參與了這種挾持和強迫。

“道德綁架”是對權利的一種侵犯

有些人認為，“道德行為”扎根于人的本性，任何以外在壓力來強迫他人做出“道德行為”的做法，都是“道德綁架”。按照這種觀點，那么，諸如譴責某人棄養父母，聲討某人背叛妻子或丈夫，批評、處罰某人隨地吐痰、在公園里攀折花枝或在深夜喧嘩擾民等，自然也屬于“道德綁架”。這顯然與我們的常識相悖，事實上很少有人會將此類行為看作“道德綁架”。這里的區別在于，贍養父母、忠于配偶、不隨地吐痰、不擾民等已被人們公認為一個人基本的道德義務。對于道德義務，使用一定的外力，特別是輿論的力量，來迫使人們履行是允許的，甚至是必須的。確實，真正體現行為者之利他善意、德性品行的行為，只能是出自行為者自由意志的行為，強迫不可能產生這種意義上的道德行為，而只能產生“非道德”（不是“不道德”）的順從行為。但是，在道德義務的范圍內，必要的外在壓力是任何一個社會進行道德規訓的必要手段。因此，不能說對“道德行為”的任何強迫，都是“道德綁架”，只有當強迫、要挾發生在要求他人去做超越其義務的奉獻時，才是“道德綁架”。換言之，當一個人履行了他的道德義務以后，他可以進一步繼續奉獻、繼續為善，社會也應該鼓勵他繼續為善。但必須明確，他是否選擇繼續為善，做出超越于其義務的奉獻，那是屬于其“自由”范圍的權利，而不是“必須”范圍的義務。如果將他的權利視作他的義務，以要求義務的方式來對待他的權利，導致的就是“道德綁架”。也就是說，“道德綁架”是對權利的一種侵犯。

道德義務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積極的義務，即作為一個特定社會的成員必須要做哪些事；一類是消極的義務，即作為特定社會的成員一定不能做哪些事。相應地，道德領域中的外力強迫或者說“道德的強迫”也就有兩種，一種是通過外部壓力強迫一個人去做他必須做的事，另一種是禁止他做不能做的事情。可以發現，發生在今日中國社會中的那些令人反感的“道德綁架”，基本上都是對第一種“道德強迫”的濫用。

與傳統熟人社會相比，現代陌生人社會的“道德綁架”現象相對凸顯

回顧中國以往歷史，我們可以看到，在傳統中國社會中確實一直存在著一種將“利他取向”的道德行為與外在強制聯系在一起的基因。這在很大程度上與中國傳統政治的道德化或者說道德的政治化有關。傳統中國強調“德政”“仁政”，教化的政治和道德混合在一起，道德義務和政治義務沒有相對明確的區分。于是，一方面，常常以經濟特別是政治上的實利來回報某些人的善行，如“舉孝廉”，這導致“偽君子”盛行（一個社會無疑應該鼓勵、景仰善行義舉，但不能使善行義舉變成晉升的門檻，否則必然導致偽善盛行）；另一方面則又將政治領域中的強制性方式施用于道德領域，如以強迫性的“順”來規范“孝”，以“為富不仁”“六親不認”等指責來索取原本應出于自愿的施舍和幫助。所有這些，從某種意義上講，都具有一定程度“道德綁架”的意味。不過，傳統社會畢竟是個熟人社會，人與人的交往以及交往中的倫理關系，更明確地說，助人和受助的關系，絕大多數都發生在特定的熟人或者說私人之間。用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的話說，傳統社會中的道德，基本上是一種維系、調節私人關系的道德。而在特定的私人之間，往往會比較自然地產生出一種應該相互幫助、彼此扶持的積極的義務感。因此，盡管熟人社會中的人們對于道德行為中或隱或顯的外在強迫也會感到壓力，但一般還不致于產生“被綁架”的感覺。原因就在于，他們在內心里面也比較容易認可，在親人親戚、朋友鄰里需要幫助的時候施以援手，是自己應該做的事。

但現代社會不同。從根本上講，現代社會是一個陌生人社會。陌生人之間的關系和熟人之間的關系不同，相互之間的期待也不同。這不是說陌生人之間沒有義務，但社會中陌生的人與人之間的義務與熟人之間的義務在內涵和表現形態上是不一樣的。首先，在陌生人之間難以產生熟人之間那種相互幫助的直接的義務感，要求甚至強迫一個人一定要去幫助一個與自己沒有情感聯系的陌生人是不合情理的。因此，在現代陌生人社會中，一些基本的積極義務都是通過法律明確規定的形式（如納稅），通過國家（政府）來間接地實行的，也即積極的道德義務轉變成了明確的政治性義務。其次，在陌生人與陌生人之間的直接關系中，相互之間的道德義務主要表現為消極的義務，即不做妨礙、干擾、影響別人的事情。在陌生人之間的相處中，只有當一方違背對方的意志干擾、妨礙了另一方時，給予輿論譴責等適當的外力強制才是必要的、正當的。否則，在一個人履行了基本的法律義務之后，任何再以道德的名義來迫使他做出額外奉獻的行為，都是對“道德強制”的濫用，都是粗暴的“道德綁架”。并且，這種“道德綁架”侵犯了別人不受干擾的權利，妨礙了別人的正常生活，其本身就是一種極不道德的行為。

在現代陌生人社會中，道德義務主要是一些消極性的義務，即不去做什么的義務。當然，這并不是說，我們不贊成人們超越這種義務而去做出更多的善行義舉，去為增進社會公共福祉做出更為積極的貢獻。而是社會應該鼓勵、景仰善行義舉。而且，一個良好的、有生機有活力的、能增進與每一個人都相關的公共福祉的“好社會”，需要社會成員更積極的行動。問題是，怎樣才能引發、培育出這樣一種道德意識和精神？要引發培育人們對于公共福祉的關懷和積極奉獻精神，諸如要大公無私、要奉獻犧牲之類的說教無濟于事。恰恰相反，我們不能一下子從“大公”開始，而必須從“小公”開始，通過對那些人們比較容易切身地體會到與自己之休戚相關性的小范圍的公共事務的投入參與，讓他們慢慢地體會到，在這個世界上，還存在著許許多多使人與人之間聯合起來的、相互關聯的利益，進而在這種體認中，逐步地、習慣成自然地引發出人們的公共關懷和奉獻精神。而“道德綁架”，是絕對不可能“綁架”出這種意識和精神的。

“道德綁架”現象根本原因在于權利意識的缺失

“道德綁架”本身是一種不道德的行為，而且還敗壞真正的公共意識和奉獻精神生長的社會土壤。那么，為什么在今日中國社會，這種現象會變得如此常見呢？筆者以為，表層的原因很大程度上與今日中國社會中存在的怨恨心態有關。

德國思想家舍勒曾指出，一個社會，如果一方面人與人之間在實際權力、資產和實際修養上存在極大差異，另一方面某種平等的政治權利和其他權利的觀念卻不脛而行，從而，在這一社會中，人人都認為自己有“權利”與別人相比，然而“事實上又不能相比”，那么，這種社會必然會集聚強烈的怨恨。從平等的價值觀念出發，大家都應該一樣，別人應該與我一樣，但實際上，別人與我大不一樣，有那么多人都比我有錢、有權，比我優越，為什么別人可以那樣，而我必須這樣？當然，現代文化所公開正式地承認和肯定的平等價值觀，是允許和鼓勵所有人都可以通過奮斗、競爭而變得一樣好，一樣“有價值”。

著眼于當下中國社會，筆者以為，導致“道德綁架”的更深層的原因還是在于權利意識的缺失。這不僅僅是因為“道德綁架”本身是對被綁架者之正當權利的侵犯，還因為，今日中國社會中的“怨恨”本身就與權利意識的缺失密切相關。如上所述，怨恨是平等的價值觀念和不平等的社會結構之間緊張的產物，由此，如何“正確地理解平等”以及在現實社會中保障這種“正確理解的平等”，就決定著“怨恨”心態是否會產生與流行。如果將平等理解為“無差異”，那么，無論怎樣都不可能消除“怨恨”。因為，無論怎樣都沒有可能達成“無差異”的現實社會。但是，如果將平等理解為以“權利”（以及相應的“義務”）的方式得到明確的那些方面的平等，那么，人們就能容忍其他方面的不平等，因而只要社會切實保障這些方面的平等，也就能消除怨恨產生、流行的土壤。

在某種意義上，權利，特別是公民權利和義務的制度體系，就是在一方面應對市場機制形成的不平等，另一方面對下層無限制追求平等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它在肯定并維護平等的同時，并不否定自由以及與之緊密聯系的差異。于是，法律制度一方面通過落實權利與義務的平等，特別是保障社會下層有尊嚴的生活，并限制強者的特權，實質性地限制社會結構的不平等，從而從現實結構層面緩解可能產生的怨恨，另一方面則通過促成上述這種關于平等的共識，使人們認識到并承認，平等乃是公民身份和與之相連的權利（及相應義務）上的平等，而不是所有人之間的無差異。因而，它在賦予追求平等之正當性的同時，也給了這種追求以限制和約束，從而一定程度上控制了那種追求“無差異”之平等狀態的激情，以及與之相伴隨的怨恨。但是，毋庸諱言，在今日中國，這樣一種立基于權利（以及相應的義務）的“正確理解”的平等，無論在觀念上還是實踐中，都還沒有真正完全確立起來。于是，一方面，強者常常將自己的優勢轉化成不受限制的特權，甚至“贏者通吃”（因而也就得不到真正的“尊敬”），現實社會結構的不平等得不到有效控制；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對平等的“正確理解”，大眾對無差異式之平等的無休止追求也得不到有效的調節和控制。筆者以為，這是今日中國社會中“怨恨”泛濫的土壤，也是作為“怨恨”之宣泄的“道德綁架”之最為重要的根源。

如果說權利（以及相應的義務）意識的缺失是“道德綁架”之最重要的根源，那么，消除“道德綁架”現象的根本，也就在于要確立這種意識和保障。“道德綁架”何時休？也許作為個別的現象，它不太可能完全消失，但是，當基于公民身份平等的權利和義務意識普遍地確立起來，并且在制度性的實踐中得到切實保障的時候，這種現象必將大為減少。

（作者為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導,杭州師范大學政治與社會學院教授）

【參考文獻】

①[法]托克維爾著、董果良譯：《論美國的民主》（下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年。

責編/賈娜 美編/于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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