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從京津冀協同發展角度,雄安地處一個以北京為頂點、以京廣、京津兩條軸線為兩翼的扇形三角展開地帶,可接受各大城市的輻射和擴散,便于和主要城市溝通、交流。在首都以南設立雄安新區,就是要建立一個相對于北京的“反磁力中心”,明確疏解工作的頭與尾、本與末,抵消北京吸引力。
【關鍵詞】雄安新區 京津冀 創新協同發展
【中圖分類號】F29 【文獻標識碼】A
設立雄安新區,既緩解北京大城市病,又增大雄安的經濟存量,是一個雙贏的選擇
對于雄安新區,學術界持有不同看法。一些所謂的唱衰,無非就是從沿海、沿路、臨水等角度看,雄安新區不具有優勢。按照以往新城設立原則,沿海可以收對外開放、暢通貿易之利;沿路可利用現有的交通設施,保障人員與貨物往來;臨水可形成水城交融之勢,保障城市生產生活持續運行。的確,雄安新區不沿海、不沿路,又處在時有旱象的華北平原,但筆者恰恰就屬于唱好派。
首先,沿海沿路布局并不成為現代新區建設的首要考慮。這是因為,不同經濟發展階段對新區建設的要求不同。在對外開放初期,建立外向型產業基地是時代需求,當然需要選擇沿海港口。但在轉型升級成為國家重點時,新區設立就不以貨物貿易往來為導向,選擇港口并不是必要條件。同時,建設聯通雄安新區與其他城市的交通連接線、加大雄安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力度,在資金上、技術上、能力上都不成為障礙。現在不沿路,不等于未來難行路。
其次,水資源不成為雄安新區設立的制約因素。華北平原固然缺水,但雄安新區依托白洋淀,一池湖水可以解決雄安的生態用水;適當擴張白洋淀匯流區,并在雨季增加庫容,可提高用水保障度;南水北調工程增設向雄安的輸水管道,可對新區適度補水;華北夏秋之際多雨云,可人工增雨,等等。即使所有這些因素都不存在,以用水需求否定雄安新區設立的依據也不充分。新區建設的出發點是要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把部分經濟社會活動由北京疏解到雄安,其用水需求也只是在華北平原地域上做了簡單位移,究竟是有利于解決水的問題,還是不利于解決水的問題,一目了然。
當然,過度解讀雄安新區也無必要。近期對雄安新區之“定位”,似乎成為一道學術界的搶答題。筆者以為,“定位”二字大有講究,有些城市一開始定位是什么,最終依然會是什么,有些城市一開始定位不是什么,演變到后來可能會是什么。關鍵在于,城市“定位”具有時效性、可變性,甚至具有權力偏好性,但也并非沒有約束性。新中國成立后,河北的“省會城市”兩度定位“保定”,但最終既未“保”住也沒“定”下,最后省會城市落腳“石家莊”。正因如此,澄清雄安新區“不是什么”十分有必要。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一直強調科學決策,無論“副都”還是“遷都”都意義重大、牽涉面廣,黨中央不會倉促決策。因而,在當前情勢下,明確“遷非”而非“遷都”意義非凡,中央不會讓“遷都”“副都”說擾亂新區建設大局。
從京津冀協同發展角度,雄安處于一個以北京為頂點、以京廣、京津兩條軸線為兩翼的扇形三角展開地帶,可接受各大城市的輻射和擴散,便于和主要城市溝通、交流。尤其是,在首都以南設立雄安新區,就是要建立一個相對于北京的“反磁力中心”,明確疏解工作的頭與尾、本與末,抵消北京吸引力,增加雄安新區對資源與要素的吸引力,既緩解北京大城市病,又增大雄安的經濟存量,還使疏解成本不至于過高,是一個雙贏的選擇。
雄安新區雖位于河北境內,但為黨中央、國務院設定,而非河北省自定新區,政治地位相對超然。在雄安新區召開京津冀協同發展會議,就既無“主場”“客場”之分,亦無“龍頭”“龍尾”之爭。筆者甚至以為,把京津冀協同發展協調機構放在雄安,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當然,配套建設雄安新區發展研究院,既服務京津冀協同發展需要,也兼顧雄安新區各時期發展建設的思路性、對策性方案,也是一個可以想象的著墨點。
雄安新區要做全面深化改革推進區、現代國家治理體系探索區和多規合一實踐區
雄安新區承擔“千秋”重擔,不僅在于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智慧破題,更在于如何落實好黨中央對雄安新區期望,建立符合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治理體系、治理規則和治理機制。顯然,這需要堅定不移地深化改革。習近平總書記在談及雄安新區建設時,明確要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黨和國家領導人把雄安新區與深圳特區、浦東新區相比較,就是寄希望于雄安新區在深化和帶動北方改革中起試驗和示范作用。
首先,雄安新區要做全面深化改革推進區。2013年底,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引起強烈反響。然而,某些國際通行、中國必行的改革舉措,被個別利益集團代理人污名化,甚至妖魔化,并在實施過程中遭遇諸多人為干擾、阻礙。習近平總書記在各種場合一直強調,要貫徹十八大以來的各種重大決策,他強調,“全面深化改革是立足國家整體利益、根本利益、長遠利益進行部署的,要注意避免合意則取、不合意則舍的傾向”。雄安新區要擔當起國家新區改革試驗示范的責任,堅決貫徹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做出的諸多重大決定,敢于啃硬骨頭、敢于涉險灘,敢于沖破利益集團的阻撓,擺脫社會的負面觀感,防范利益集團瓜分改革成果,義無反顧地承擔全面深化改革推進區的歷史使命。
其次,雄安新區要做現代國家治理體系探索區。現代國家治理體系強調合理的賦權、行權、衡權、限權,要求權力設置合理化、權力行使透明化、權力運行規范化、權力制衡有效化、權力監督制度化,形成科學有效的權力運行體制與監管機制。雄安新區應深化城市管理體制機制改革,勇于探索,從提高城市管理效率、有效提供公共服務的角度,探索創新型城市運行新體制、新機制,為建立現代國家治理體系、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積累經驗。
再次,雄安新區要做多規合一實踐區。以往的行政管理中,各個部門獨立確定規劃,獨立行權,結果規劃之間往往不銜接,一塊土地是用于生態還是用于商住,意見不一,各部門規劃往往只具有展示意義,部門間矛盾與沖突成為常態。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國務院確定了多規合一的改革思路,就是要深化規劃體制改革,把經濟社會發展規劃、城鄉規劃、土地利用規劃、環境保護與生態建設規劃、交通運輸規劃、旅游開發規劃、園區規劃等統一到同一張圖紙中,“一張藍圖繪到底”,使權力運行在地理空間范圍內規范化、合理化,提高政府的空間治理水平。
雄安新區要構筑起創新資源不斷密集、創新活動日益蓬勃、創新效率持續提升的創新網絡
在雄安新區設立的新聞稿中,“創新”一詞使用頻度最高,可見黨中央、國務院對雄安新區有極高要求。“創新發展引領區”“努力打造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的創新發展示范區”“發展高端高新產業,積極吸納和集聚創新要素資源,培育新動能”等話語,都帶有原則性和方向性要求,體現了希望雄安新區樹創新型城市標桿的戰略意義。
雄安新區成立后,將面臨著接收北京的非首都功能轉移、本地產業結構調整優化、新建與雄安新區定位相一致的現代產業體系等任務。其中,接受北京的非首都功能轉移可在不長時間段完成,為雄安新區起步奠定基礎;本地落后產業可淘汰或者通過轉型升級加以改造,以適應雄安新區的功能需要;新建與雄安新區定位相一致的、具有創新成果支撐的現代產業體系,增強自我發展能力,將是新區未來發展的主旋律。
在建設雄安新區創新型城市的過程中,要發揮省部共建功能,把國家部委與河北省的創新力量調動起來。為此,一開始就要做好雄安新區創新型產業發展方向的設計。基于規劃安排,國家發改委可把“十三五”期間的大型科技創新項目,工信部可把《中國制造2025》規劃中的先進制造項目,科技部可把推進的科技平臺建設以及其他重大科技項目,在綜合考慮關聯性與互補性的基礎上,一并放到雄安新區。同時,配套考慮研發機構與大學在雄安新區的設置,是從北京遷移過來,還是就近新建。
全球競爭必然體現為創新競爭,創新活躍的國家和城市最終會在競爭中取勝。基于全球競爭態勢與競爭規則,雄安新區應按照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要求,建立起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相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全面推進城市創新。要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尊重專利權,加緊創新要素的吸納與聚斂,聚天下能工巧匠、天下技術成果、天下管理高手而用之,建立起激勵約束兼容且平衡的管理制度,構筑起創新資源不斷密集、創新活動日益蓬勃、創新效率持續提升的創新網絡。
雄安新區要加強與京津及河北其他區域的合作,并加強區域內部的功能分區規劃
布局雄安新區是京津冀協同發展的重要成果,是國家生產力合理布局的一個范例。即使從推進城鎮化和產業升級的角度來說,建設雄安新區對河北省的意義也十分重大。河北雖處沿海地區,但城鎮化水平不高,2016年城鎮化率為53.32%,而全國平均城鎮化率為57.35%;河北工業結構中鋼鐵、水泥、化工等重化工業比重較大,高端制造、高新技術產業還不夠發達。可見,建設雄安新區,可彌補河北在城鎮化與創新驅動方面的不足。
續寫合理布局的新篇章,需要做好新區規劃。首先,要加強雄安新區與京津及河北其他區域的合作。從規劃角度看,應該提高雄安新區的可進入性。高標準建設雄安新區與北京、天津、保定、石家莊等地的快速交通連接線,保障人口與資源在區域范圍內快速暢通流動;在保定與雄安之間、靠近雄安一側建立通用機場,兼顧兩地的空中交通服務;從京津冀水資源一體化調度的角度,科學動態配置區域資源用水,保障雄安新區的生產、生活、生態用水需求。
其次,加強雄安新區內部的功能分區規劃。要構筑組團式布局新模式,防止以往的“攤大餅”模式再現,必須做好城市功能分區。各個功能區之間以綠地、濕地隔開,既減少不合理交通線路,也避免建成區無限制蔓延。各功能區內部應保持相對的獨立性,便于就近安排生產生活。要倡導綠色交通模式,減少城市運轉中的資源消耗。
再次,要加強小區域范圍內部規劃。比如,考慮到新區產業轉型和創新城市建設對人才的需求,可以規劃建設大學科技城,就是把一組高水平科技類大學和科研機構布局于雄安。要在學校校區規劃時考慮暢通學習渠道,可在毗鄰的校校之間不設圍墻,便于學生擇校選課,也便于教師擇校兼課,更便于一個學校開設的講座為多校共享;可通過規劃把不同體系但與相關大學存在專業交叉的研究機構搬到大學內部,便于科研人員和教師進行學術交流和身份互換,實現學研一體化,也便于科研設備的共建共享。
大學校園外,要暢通創業通道。可就近設立對自然資源需求不大的創業創新大樓,廉價提供給各類創業需求者,也便于大學生創業實習。大學科技城外圍,可以設立產業化基地。大學科技城中心區域,一定有圖書館、書店、會展平臺,并與各大學快捷相連,便于查閱資料、購書、講座和學術交流。這樣除了可實現公共資源共建共享外,還可高低搭配,兼顧各方需求。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京津冀協同發展智庫研究員、博導)
【參考文獻】
①《別讓炒房矮化雄安新區千年大計》,《人民日報》,2017年4月4日。
責編/張寒 美編/王夢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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