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敗是阻礙國家經濟持續發展之“癌”

在世界范圍內，人們非常關切經濟發展，因為經濟的停滯和動蕩往往導致政治社會動蕩。無論是西方還是東方，幾乎所有主要經濟體都出現了嚴峻的問題，并影響到社會政治穩定。人民越來越高漲的不滿情緒，給政治帶來了巨大的不確定性，導致激進政治人物紛紛崛起。英國的公投脫歐、法國的國民陣線、德國的右派政黨的崛起，特別是特朗普出任美國總統，無一不是經濟因素的作用。在世界經濟和政治前途越來越不確定的情況下，很多人把目光轉向了中國，希望中國能夠在十八大以后繼續引領世界經濟走出困境，走向復蘇。對中國來說，這取決于是否能夠在從嚴治黨的同時有效地治理經濟和發展經濟。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數十年內走完了西方近兩個世紀所走的路，成為世界的經濟奇跡，然而期間也形成了根深蒂固的GDP主義，追求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成為政策的重中之重。因為GDP只看金錢，不看健康、機會、公平、分配和人類繁榮必需的其它方面。曾幾何時，“腐敗是經濟發展潤滑劑”的理論十分盛行。腐敗的基本定義是利用公共權力、挪用公共資源謀取個人利益。政府過多地對經濟活動設置限制的審批制度，既為官員濫權索取賄賂、“設租”“尋租”提供了機會，也嚴重干擾和扭曲了經濟活動的正常秩序。從更深層次講，腐敗不僅扭曲了經濟效應，更大大降低了政府在普通人眼里的合法性。

十八大以前，多年管黨治黨的寬松軟，致使執政黨自身面臨一些危機，一是腐敗的“癌因子”擴散速度較快，并把目標對準黨內及政府的各個角落；二是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了一些頑固的“既得利益集團”，導致貧富差距的擴大；三是被權錢交易、賣官鬻爵等腐敗行為破壞了的政治生態容易引發公眾的不滿情緒，進而損害黨的執政基礎。在當代中國，國家所有方面的成敗，都取決于執政黨這個政治主體的建設。對執政黨來說，如果經濟發展了，但因為腐敗等因素導致大的社會動蕩，給廣大社會大眾帶來災難，不管怎樣的經濟發展都會失去意義。因此可以說，腐敗與經濟發展是絕對不能相容的，靠腐敗發展經濟必然引起社會政治動蕩，“腐敗之癌”是經濟持續發展的主要障礙。從長遠來看，沒有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是建立在腐敗之上的。“反腐敗影響經濟發展”，無疑是個別人因自身不干凈，擔心反腐敗反到自己頭上而提出的論調。

十八大以來四年多的反腐敗給經濟發展營造了良好的政治生態和市場環境

中國共產黨作為全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肩負著國家社會發展和民族復興的重大歷史使命。執政黨的合法性主要來自其通過經濟和社會發展為人民提供的利益和服務。這勢必要求執政黨在十八大以后對經濟建設的理念政策有所發展，從以前奉行的經濟主義和GDP至上主義轉向經濟和政治并舉，即通過反腐敗、整治寡頭、肅清貪墨、嚴肅黨紀帶動經濟發展。從短期來看，反腐敗對經濟來說也是有一些成本的，可稱之為“整頓成本”。首先，在深度腐敗情況下，中國形成了各種經濟寡頭甚至政治寡頭，或者通俗意義上的“既得利益集團”，觸動利益比觸動人的靈魂還要難，龐大的利益集團使出渾身解數對抗反腐敗。其次，因為十八大以來大規模的反腐敗和嚴肅黨紀國法，使得一些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的官員不再能輕易地從權力的行使中得到額外的好處或利益，他們中一部分人遂選擇不作為，懶政怠政。同時客觀來說，十八大以來的反腐敗是一場深刻的政治社會改革，改革是要做事情的，做事就會觸動很多利益，這些既得利益者就會聚集起來反對改革，盤根錯節的利益格局給反腐敗和深化改革帶來巨大阻力。在反腐敗之后，構造一個健全的制度基礎，即法制和法治，才能成為中國可持續發展的基礎。在這場深刻的政治變革過程中，從權力不受監督貪腐橫行的腐敗政治，走向權力受到監督制約、廉潔用權的廉能政治，是需要有一個過程的。

只有堅決反腐，才能維護市場秩序和社會環境的公正公平；也只有反腐敗，市場秩序和社會環境的公正公平才有保障。因為腐敗蔓延導致的交易成本和經營風險的上升是民營企業最頭疼的問題。以往很多企業設立的公共關系部門，很大一部分工作是為了“應付”政府官員。對民營企業來說，最大的利益不應是獲得能夠去收買權力的機會，而恰恰相反，是要在公平的投資經營環境和正常的市場經濟中創造價值。只有通過嚴懲腐敗，打擊權力“尋租”，斬斷官商勾結的利益鏈，遏制行政權力的“設租”“尋租”行為，營造公平的競爭環境，維護市場經濟秩序，才有利于創造企業公平競爭的投資環境和經營環境。

近幾年隨著反腐敗的深入，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構建“親”“清”新型政商關系后，政府與企業法人正常的公共關系逐漸形成，正改善著民營企業發展環境。在世界銀行發布的全球營商環境報告中，中國排名逐年前移，2016年比2013年累計上升了18位。而與此相對應的另一組數據是，2016年全國新設企業552.8萬戶，同比增長24.5%，日均新設企業1.51萬戶，新增市場主體繼續呈“井噴式”增長。十八大以來的反腐敗是一場深刻的政治和社會變革，改革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要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把千千萬萬中國人的積極性調動起來、把創造力釋放出來，這就是改革最大的紅利，也是反腐敗的最大紅利。

深化改革、簡政放權是反腐敗推動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題中應有之意

腐敗問題實際上是世界各國都面臨的問題，古今中外，概莫能外。通過打擊腐敗，消除市場運行機制的障礙，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決定性作用，將更有利于中國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事實上，長期以來，我國的公共權力在國民生計、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無所不在，一定程度上為掌握審批權力者的以權謀私提供了機會。各類公章和證照束縛人民群眾手腳的事例比比皆是，一些地方辦個事、創個業要蓋幾十個公章，每蓋一個公章可能就提供了一個權力尋租的機會和環節。因此全面深化改革必須從改革行政審批制度入手，加快轉變政府職能，盡可能減少權力尋租的機會。 十八大以來在開展反腐敗和全面從嚴治黨的同時，政府實行行政體制改革，并在近兩年全面提速。截至2017年1月，本屆中央政府已分9批取消下放國務院部門行政審批618項；分3批取消中央指定地方實施行政審批283項；分3批清理規范中介服務事項323項；分3批修訂企業投資項目核準目錄，減少90%審批；分7批取消433項職業資格許可和認定事項；取消、停征、減免496項行政事業性收費和政府性基金；“非行政許可審批”這一概念永遠成為歷史。期待轉變政府職能與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同時推進，加快建設法治政府、創新政府、廉潔政府、服務型政府。

十八大以后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了“四個全面”的戰略布局，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從目標順序安排上說，經濟發展是第一要務；從手段措施上說，全面從嚴治黨也是第一要務，反腐敗是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內容。如果沒有全面從嚴治黨反腐敗，其他三個“全面”都將無從談起，經濟的持續發展將無法實現。對各級領導干部來講，在從政環境發生根本變化的情況下，如何既抓規范約束，又抓引導激勵，加強對官員“既干凈又干事”的規范激勵就成為一個重要的課題。廣大黨員和黨員領導干部能切實做到“忠誠、干凈、擔當”，“反腐敗影響經濟發展”的論調是不攻自破的。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博導，中國人民大學廉政建設研究中心主任）

責編/宋睿宸    美編/于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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