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林毅夫和張維迎兩位教授關于產業政策存廢的爭論引發了各界的熱議，也吸引了很多著名學者的加入。這場產業政策之辯并非普通的學術爭論，其對于經濟步入新常態的中國意義重大，甚至決定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成敗和中國經濟的穩健運行。

產業政策是政府為促進或者調整一個產業的發展而制定的各項政策。其內涵不僅包括產業規劃、產業支持、稅收優惠等方面，還包括產業組織、產業結構等各方面的內容。目前中國經濟尚處于工業化中后期階段，在“十三五”期間，經濟正處于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期，筆者認為，產業政策對中國經濟不僅需要而且必須。因此，要深入研究究竟如何制定能夠執行得更好的產業政策，取消不適當的產業政策，來支持中國經濟發展。

為什么當下中國需要產業政策？首先，在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后，沒有政府的干預和支持，就不會有帕累托改進效應。根據“格林沃德-斯蒂格利茨模型”，失去政府等非市場力量的干預，市場通常不能產生帕累托的最優效果，并會引發如壟斷、負外部性和公共物品之外的市場失靈等現象。因此，產業政策是避免市場失靈的需要，也是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需要。

其次，處于趕超階段的經濟體都需要產業政策的支持，而目前中國仍處于趕超階段。產業政策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二戰后十幾個成功的經濟體都實施產業政策。從國外的產業政策經驗來看，制定產業政策來支持經濟發展并實現趕超的國家比比皆是。從工業革命以來，無論是歐美國家還是日韓等國，都曾經通過制定產業政策和發展規劃來支持經濟發展。從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各國實施的產業政策來看，產業政策在各國不僅沒有削減，而且普遍存在，甚至有增強勢頭。另外，中國經濟是從向市場經濟轉軌發展而來的，產業或者企業自身受指令性到指導性計劃的慣性不同程度上依然存在，因此，目前從發展階段來看，還不能立即消除產業政策。

再次，創新需要產業政策，只有更多的激勵機制才能使得新興產業得到更好更快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以及支持經濟長遠發展的創新和研發（R&D）等都需要產業政策的支持。而在一國加入WTO等組織前后的幾年時間里，一些幼稚產業也亟需產業政策的扶持。在互聯網與移動互聯網逐步變革生產力和生產方式的時代，以及在新材料、新能源、下一代信息技術等新技術、新產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逐步興起的背景下，中國經濟的發展離不開產業政策的支持。

中國要更好制定實施產業政策，還需要注意以下幾個問題。首先，產業政策需要符合市場規律，中國作為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國家，在產業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過程當中，需要堅持的一個重要原則是市場在資源配置當中起決定性作用。產業政策不應當是完全由政府主導的，更不能靠政府單方面主觀決定，而是一定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當中起到決定性的作用。

其次，產業政策需要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雖然產業政策的制定需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當中起決定性作用，才能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但是在市場經濟當中會遇到市場失靈的現象，政府就要發揮好“守夜人”的角色。在產業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上，政府不僅能夠提供公共品和準公共品，而且能夠提供激勵機制，提供正外部性的支持。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方面，政府能夠提供更好的制度供給，而這往往是產業政策更好發揮作用的關鍵。

最后，產業政策的制定要更加科學，執行要更加高效。產業政策無論是從中國經濟目前所處的發展階段來看，還是從正在進行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來看，都是需要的，而且更為關鍵的是我國需要高效、執行有力的產業政策。這需要做出科學的、長遠的決策，更好地認識產業發展和市場運行，動態地制定出因地制宜、因時而變的產業政策。

“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五大任務，對產業政策提出了更高的標準和更嚴的要求，我國需要在保持經濟平穩增長的基礎上，做到“三去一降一補”。其中，在“去產能”的過程中，需要在市場的優勝劣汰的機制下進行，而不能采取行政的手段和平均主義的攤牌。只有市場和政府多方面的共同努力，才能制定出更好的產業政策，才能夠讓更好的產業政策得到貫徹執行，才能更好地促進我國經濟健康、有序、穩健增長。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研究員）

責編/張寒 美編/王夢雅（見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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