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無論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還是“生態文明建設”，都是同時可以在狹義和廣義層面上加以闡釋的綜合性社會發展目標話語與實踐。就此而言，它們不僅構成了對方各自進行一種自我反思性審視的重要背景和語境，而且可以在彼此間展開一種持續性的、意趣深遠的學理對話與實踐互動。尤其是，當我們從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視角來觀察與評估當前的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努力時，更應該看到或強調的也許是后者的階段過渡性而不是完成性意涵，從而使我們2020年之后的新時期發展有更為明晰的著力點或方向。

【關鍵詞】 小康社會  全面建成  生態文明建設  社會主義現代化  2020

【中圖分類號】X2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6.18.006

作為黨的十八大所確定的重大政治主題或任務（“四個全面”之首），“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已經成為黨和政府在2020年前必須完成的一項“政治使命”。而作為客觀描述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長期性進程的階段性概念，“小康社會”或“全面建成（的）小康社會”還可以在更為寬闊的學科或學術視野下來加以分析討論。在筆者看來，生態文明及其建設就是這樣一種富有理論闡釋或拓展潛能的分析視角與向度。①尤其是，當我們從生態文明建設視角來觀察與評估當下的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踐努力時，似乎更容易看清后者的階段過渡性特征而不是完成性意涵，也就是我國未來新時期發展的著力點或方向。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與“生態文明建設”：理論闡釋

就像生態文明建設的核心理念是生態文明一樣，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概念基礎是小康社會，而小康社會在我國又有著極其豐富的歷史文化意象及其闡釋。但就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總體進程、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的現代化發展背景和語境來說，“小康社會”意指一種經濟社會現代化發展的總體水平或“樣態”。②也就是說，一方面，它不僅與我國悠久發展歷史上的各種形式的“太平盛世”宏大敘事相聯系，而且與新中國成立以來一直列為基本目標的“繁榮富強國家”愿景——尤其以20世紀70年代初提出的“四個現代化”發展目標或戰略為代表——存在著明確的承繼關系。另一方面，盡管其迄今為止不容置疑的物質經濟主導性甚或壟斷性意涵，關于它的認知和衡量經歷了一個漸趨拓寬與深化的過程。

由此可以理解，如果說21世紀之前我們更愿意將小康社會的實現等同于一系列經濟社會發展指標的滿足或超越，那么，如今我們則更傾向于對我國整個社會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與生態等各個層面的一種更加高標準（質量）、綜合性（全面）、包容性（公正）的衡量與判斷。

可以說，“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正是在20世紀末已基本實現“小康社會”的前提下提出來的新的階段性目標，大致對應于我國現代化總體進程的“第二步”戰略。它不僅包括一個更加高標準與完善的量化評估體系：（1）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超過3000美元；（2）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萬元；（3）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8000元；（4）恩格爾系數低于40%；（5）城鎮人均住房建筑面積30平方米；（6）城鎮化率達到50%；（7）居民家庭計算機普及率20%；（8）大學入學率20%；（9）每千人醫生數2.8人；（10）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率95%以上，而且擁有一個明確由五個層面組成的衡量指標體系：經濟建設、政治建設、社會建設、文化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更加接近于“五位一體”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目標要求表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它明確地把少數明顯的“短板”內容或指標列為了“攻堅對象”，而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精準扶貧”和“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就前者而言，按照2010年新標準測算的2014年仍高達7014萬的貧困人口（貧困率為7.2%）③，無疑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程中的最大“攔路虎”；就后者而言，大氣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等生態環境惡化問題所導致的廣大人民群眾的健康呼吸飲食安全威脅——2012年以來迅速蔓延的大面積“城市霧霾現象”則是其典型代表④，已凸顯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道路上的另一個共識性難題。

相比之下，“生態文明建設”是從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中的一個十分不同的側面或維度逐漸構建起來的話語與政策體系。⑤概言之，如果說生態文明概念更多來自于我們改革開放之初對于文明整體及其概括的一種二元劃分式辯證理解的哲理性拓展（“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即用生態文明來描述與界定一種彼此和諧與共生性的人與自然、社會與自然關系及其制度化體現，那么，生態文明建設概念則更多基于我們對改革開放以來各種形式的生態環境難題應對政策與理念的一般性提煉或概括。這二者之間當然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但顯然并非僅僅是一種理論與實踐之間的關系那樣簡單，而是相互間也存在著一定的張力。⑥

應該說，經過2007年十七大、尤其是2012年十八大以來的強力推動，生態文明及其建設已經成為黨和政府的主流性政治意識形態與主體性治國理政方略的內在性構成部分。尤其是，從十八大報告關于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四大戰略部署及其任務總要求”到《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關于生態文明體制與制度改革的“四項任務”；從《關于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意見》到《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總體方案》，生態文明建設已經成為黨和政府強力度、整體性、常態化推進的執政目標與任務。

相應地，一方面，生態文明及其建設的基本意涵已經日益超越環境污染治理或城鄉綠化那樣的一種直觀或簡單意義上的認知，而是漸趨聚焦于一種對目前的粗放式經濟發展與現代化模式及其基礎理念的否定性理解。也就是說，生態文明建設的實質是重構或轉向一種人與自然、社會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新型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而不僅僅是（無限）走向物質經濟富裕過程中的自然道德提升或個體生活風格優化——其中，無論是當今世界的霸權主義國際經濟政治秩序還是資本主義的主導性（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都首先是實現綠色變革的對象而不是前提。

另一方面，生態文明建設成效的衡量與評估也應是基于一個立體性維度框架的綜合性考量。換言之，離開了經濟、政治、社會與文化等層面上的生態化重建或轉型作為支撐，表面上的生態環境質量提升將很可能是局部性或表面性的。正因為如此，分別由國家環保部和北京林業大學創制的生態文明建設量化評估指標體系，盡管采取了十分不同的方法論設計和指標設定——前者更多是一種“規劃評估”，而后者更多是一種“績效評估”⑦，但都將生態文明建設的五個亞維度及其整體（即生態文明的環境、經濟、政治、社會與文化）作為一個基本前提。

至此，我們已可以發現小康社會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之間的一種內在性關聯。毋庸置疑，舒適安全的生態環境與生活環境是一個完整意義上的或全面建成后的小康社會的必須性構成要素。如果說第一階段的小康社會建設目標（到20世紀末）還只包括了“森林覆蓋率”這一代表性指標，那么，現階段的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到2020年）已明確將“生態文明建設”列為一個整體性指標體系的五大側面之一，盡管似乎并未做出非常量化的目標性規定——比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條件下的大氣、飲用水和食品的質量安全標準。就此而言，我們平時言稱的小康社會意指對于絕大多數人衣食住行以及生老病死等人生基本需求的滿足，并非是不包括生態環境考量，而是依此為前提的，而這其中理當包含著對于周圍生態環境的自然資源開發意義上的改變。但另一方面，從生態文明及其建設的視角來說，“小康社會”還可以做一種適度物質資源耗費和相對簡約社會關系（包括社會自然關系）意義上的未來社會愿景闡釋，類似加拿大學者威廉·萊斯（William Leiss）所倡導的“簡易生活社會”或“守成社會”（the conserver society）⑧。也就是說，生態文明建設的目標及其結果，意味著或很可能導向一種后現代（但不應是反現代）意義上的“小康社會”，而不是我們長期以來過度宣傳的“高度（物質）發達社會”（“各盡所能”“各取所需”）。

因此，盡管“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話語與政策體系已然包括了生態文明建設的某些相關性評估指標，但后者作為一種獨立的話語與政策體系依然可以構成對前者進行自我審視并展開思想對話的重要空間——同時在現行社會結構變革和未來社會結構重構的意義上。依此，在筆者看來，我們可以更好地界定與闡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中所面臨著的諸多挑戰，并科學確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之后（2020年以后）的發展著力點或方向。

生態文明視野下的全面小康社會建設：實踐觀察

2016年暑期，筆者應邀對云南省的國家公園建設和安徽省滁州市的農村生活垃圾處置PPP項目做了短期考察。⑨嚴格地說，這兩地考察學習的直接目標或任務，并不是那里的“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建設”或“生態文明建設”，但似乎又都與這兩大主題有著十分密切的聯系。因而，筆者在此將從二者關系的視角做一些觀察性評論，主要目的是從實踐層面上印證或闡明上述生態文明視野下對全面小康社會建設的一些想法。

得天獨厚的自然生態稟賦和獨具特色的歷史文化，為云南省造就了極其豐富的旅游資源，而旅游資源開發和發展旅游產業也就理所當然地成為云南經濟社會發展的首選之策。正是在上述背景與思路下，國家公園建設成為云南省及各級地方政府大力推動的戰略突破口或“政策抓手”——以此帶動地方旅游業及整個經濟的發展。由此可以理解，2006年，云南迪慶藏族自治州立法通過成立香格里拉普達措國家公園（三江并流區域）；2007年6月21日，中國大陸首個以國家公園命名的保護區香格里拉普達措國家公園揭牌；10年之后的今天，云南省獲得正式命名的國家公園已有13處之多。2015年5月18日，國務院批轉《發改委關于2015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重點工作意見》提出，在9個省份開展“國家公園體制試點”，云南省是其中之一。

應該說，一方面，云南省創建國家公園的自然生態條件以及歷史文化基礎支撐是豐厚而堅實的。比如，作為世界地質公園的石林和作為世界遺產的麗江古城與大理古城，無疑具有國家性自然生態與歷史文化標志的價值，因而符合成為國家公園的前提性條件。⑩另一方面，包括國家公園、世界遺產、世界地質公園、重點風景名勝區等在內的國家級招牌，的確可以為當地旅游及其相關產業帶來直接促動。且不說像石林和麗江古城、大理古城這樣的全國性著名景區——來自四面八方的摩肩接踵的人流是最好的印證，就是目前名氣還不算太大的位于昆明郊區的東川紅土地景區，也能促成當地逐漸成型的旅游觀光產業（以飲食住宿業為主）。

就此而言，在筆者看來，我們至少應該在路徑示范意義（作為切入點或突破口）、政策典型意義（作為一種議題性政策）和地方特色構建意義（即云南經驗或模式）上，充分肯定國家公園建設對于云南省生態文明建設的制度與體制創新意涵，而這也在總體上是與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相一致的。然而，從與學界、業內同行的交流和切身觀察中，筆者也注意到一些頗具挑戰性的問題。比如，就像其他形式的諸多保護地一樣，國家公園的基本特性應是自然人文遺產的保護地屬性（保護養育優先）、經濟開發活動的適度性或有限性（著眼于生態可持續性或自我抑制性的）、面向全民或全球的公益性（生態政治正確性），而這就注定了國家公園相對有限的地方經濟帶動或刺激功能。但是，國家相關政府部門之間和國家與地方之間對此顯然存在著明顯的思維認知與利益關切差異，即創建代表國家利益與形象的更多是保護性的國家公園還是致力于促進地方經濟發展或綠色轉型的國家公園。?不僅如此，這種本屬正常的認知與關切差異在現實中明顯受到“旅游經濟”或“生態資本化”這種壟斷性戰略的裹挾甚或扭曲。結果是，“重開發、輕保護”（尤其是在保護區和非保護區之間的差別）和“建設性破壞”（通過大量開發項目的實施）以及社會資本介入過程中的制度性約束缺乏，成為近年來云南省國家公園建設以及旅游業發展中引起較多爭議的議題?。而更潛在的問題是，這種對自然資源開發效率和貨幣資本投資效率的過度關注，很可能會導致對國家公園和景區周邊社群利益的忽視甚或侵害，而這是與建設全面小康社會目標的直接要求相沖突或背離的（比如各種形式保護區周邊社區的發展滯后或受限問題）。

作為傳統農業大省的安徽似乎更有理由成為我國持續性農業與農村改革的先行者，而引發了我國新時期整個改革開放進程的鳳陽縣小崗村聯產承包制改革正是發生在安徽滁州。筆者一行考察的是一個PPP模式下的國家公益項目，即安徽全椒縣通過政府購買服務形式特許一個專業化公司進行全縣域農村生活垃圾的收集運輸處置。

從公共政策創新的層面上看，這一項目當然也有它的特點或值得關注之處。我國的PPP模式公益項目本身就仍處在試點運行階段，其中涉及的許多關鍵性政策環節都需要通過個例實踐來加以補充完善，比如項目公益性的界定與分級、項目承擔方與委托方之間的關系及其協調機制、項目服務對象或公益主體的民主監督和介入機制等，而在社會環境相對復雜的農村實施此類公益項目就有著更多的約束性條件，需要做更為細致的觀察研究，比如項目執行公司與當地社區和村民之間的關系。而至少從2015年啟動以來的運行情況看，全椒縣農村生活垃圾收集運輸處置PPP項目做到了委托方（地方政府）、執行方（專業公司）和農村村民都滿意，展示了農村垃圾衛生及其他公共服務領域進行企業公益化運營的良好前景。

而筆者更感興趣的是，這一農村生活垃圾公益項目是在安徽全椒縣農村環境綜合整治和美麗鄉村建設的大背景下組織實施的。?至少從對兩個村莊的觀察來看，如果說前些年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所奠定的是農村居住條件大幅度改善的物質性基礎，那么，如今的農村環境綜合整治和美麗鄉村建設，則是一種向更高層次目標的綜合性提升——其中既涉及農村新型公共服務系統的重構問題，也關涉支撐農村社區化生活方式和新型公共服務的產業打造問題（尤其是生態農業與旅游業的發展）。換言之，上述努力既可以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政策話語體系、也可以在大力推進農村生態文明建設政策話語體系下得以敘述或闡釋。也正因為如此，看似普通的鄉村生活垃圾處置項目具有了一種生態文明建設與全面小康社會創建的路徑重要性或意義——全國著名的浙江省安吉縣和甘肅省康縣的探索也是從鄉村綜合環境整治開始切入以美麗鄉村建設為主題的生態文明建設的?。

當然，也正是在美麗鄉村和生態文明建設的戰略層面上，筆者發現了包括安徽全椒縣在內的改革先行地區所面臨著的系列挑戰。這其中的兩個關鍵性環節是，農村人口的銳減和農村公共性本身的重構。就前者而言，自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現代化進程都是以大量農村勞動力進城務工和定居為前提的，然后我們更多考慮的則是創造使那些“農民工”成為“市民”的經濟社會與法律條件。如今卻突然發現，農村人口的銳減正在成為我們用城市現代化的成果“反哺”農村時面臨著的最大障礙——直接性的挑戰不是如何留得住“鄉愁”記憶而是留住或吸引一去不還鄉的人口（尤其是鄉村精英），這對于處在長江三角洲腹地和皖蘇交界地區的全椒縣來說似乎尤為嚴重，缺乏人氣的鄉村無疑是很難談得上“小康社會”的；就后者來說，在傳統宗族關系規約和小農集體性經濟聯系漸趨弱化之后，農村村民的集體歸屬感和認同感已經迅速趨于淡化，而碩果僅存（或重建）的村委辦公室、文化（村史）館和公共娛樂場所顯然不足以構成一個足夠強大的集體公共空間（the commons）。因而，如何在重振鄉村集體經濟樣態和村社公共服務系統的基礎上構建出一種相對穩定的新型鄉村公共空間以及相應的共同體感，已然成為我們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農村生態文明建設推進的重要內容或時代性挑戰。

2020及其以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階段過渡性意蘊

筆者并不懷疑主要測量指標滿足意義上的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實現，更不會無視或貶低這樣一個宏大目標實現的經濟社會和政治重要性。而只是想強調，廣義上的或作為一種獨立性話語與政策體系的“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生態文明建設”的映照性分析，尤其是后者視角下的一種批判性審視，更容易讓我們看到前者特別是作為一種具體政策性目標或指標體系的階段過渡性特征。它包括兩個看似有些矛盾的認知側面：一方面，“全面建成的小康社會”還只是一個經濟、政治、社會、文化與生態等層面實現階段性發展的社會——大致對應于我國也許還要持續一個相當長時間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的中后期階段（即“三步走戰略”的第三個階段），或者說，無論是就其中的某一個方面還是它們相互間的關系而言都還將依然存在著“短板”或“不協調性”的社會。就此而言，我國繼續進行“小康社會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的道路還很漫長，還有大量的工作去做。另一方面，無論是就“全面小康社會”還是“生態文明社會”目標的充分實現而言，日益明確的是，經濟、政治、社會、文化與生態等不同層面之間的協調性發展或共生性關系的制度化實現，意味著或內在地要求根本性變革目前主導性的歐美式現代化模式及其基礎性理念——30多年的改革開放或融入國際社會進程已經使我們深刻地內嵌其中，而這就至少在某種程度上需要復活我國“小康社會”的歷史文化傳統意象的另一個側面，即主張物質節儉吝惜或與自然生態和解的一面。

基于此，我們首先需要批判性審思已有的面向2020年及其以后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幾個愿景術語或口號。一是“中等發達國家”。成為一個中等發達國家，既是中華民族近代社會以來孜孜以求的復興夢想，意味著將徹底告別使我們遭受了無數屈辱的經濟社會發展落后局面，也將是新中國一個世紀左右現代化發展進程的合乎邏輯的結果。但這一術語或口號的最大問題在于，它并未超越歐美少數國家、甚至就是由它們所確定的現代化話語及相應的制度政策體系——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是相對于極少數的發達國家來說的，而這些極少數發達國家不僅有著并不怎么光彩的“發家史”（尤其是赤裸裸侵略性的殖民史），而且它們發達地位的維持似乎也離不開一種遠非平等公正的國際秩序（包括當今經過綠色裝飾的地球拯救行動）。換言之，即便在某些指標數據上我們可以達到世界中等國家水平，也很難最終成為歐美標準意義上的發達的現代國家——歐美國家目前所做到的在全球范圍內稀釋的其現代化所必然蘊含的社會與自然矛盾?，將會導致我們整個社會系統的難以為繼，更不用說持續性發展。

二是“社會主義社會中高級階段”。這一術語或口號的最大優點，是強調了我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現代化進程的政治屬性，而且，我國改革開放進程的邏輯性起點正是十三大提出的關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政治判斷。因而順理成章的是，經過一個特定時期的經濟社會現代化發展帶來的物質基礎積累，我們應當在更大范圍和更充分程度上踐行社會主義的原則與制度體系——如果社會主義原則與制度確實具有相對于資本主義的優越性的話。然而，它所面臨的挑戰似乎是更為明顯甚或尖銳的。如果我們還相信唯物史觀的常識，就必須承認，伴隨著私人經濟利益與權利的持續性神圣化“包裝”——往往不過是歐美國家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傳聲”和我們國有或集體經濟不成功實踐方面的“放大”，彌漫于整個社會的已是對于社會公共性事業（尤其是國有企事業）甚或集體行動本身的普遍性質疑，而在這樣一種嚴重歧視性或缺乏信任感的社會文化氛圍中，任何政治力量都是很難建設起社會主義的大廈的。?

三是“（社會主義）生態文明新時代”。十八大報告關于“邁入社會主義生態文明新時代”的提法，完全可以成為一個更具政治意識形態色彩的“紅綠”術語或口號，其核心是通過社會主義與生態主義的歷史性結合，在成功解決現實性生態環境挑戰的過程中復興社會主義的價值原則與制度理想。應該說，“社會主義生態文明”或一種生態的社會主義，更容易在目前并不怎么有利的國際環境中贏得盡可能廣泛的政治支持——“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2015～2030）可以作為這樣一個綠色政治聯盟的共識性盟約或“底線”，而在依然十分重要的國內平臺上則體現著可能的激進經濟政治變革或轉型的廣度和深度。?當然，并非絕然不可能的是，生態文明建設最終蛻變成為一種嚴重政治折衷性的“淺綠色”政策或制度匯集，或者說某種形式的“綠色資本主義”?，相應地，我們也許會進入一個某種意義上的新時代，但肯定不會是社會主義的——也就不可能較為徹底地解決我們目前所面臨的生態不可持續與社會非正義難題。

綜上所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當然具有一種歷史承繼性，尤其是相對于20世紀末已經實現的基本建成小康社會而言，但基于作為一種獨立的綜合性發展話語與政策體系的生態文明視角下的分析，使它更容易彰顯出相對于2020及其以后這一關鍵性時間節點的階段過渡性特征——如果說前兩個階段更多是一種輕車熟路意義上的現有文明規范下的量的積累，那么新階段更多需要的將是走向新型文明的質的改變或創造。

注釋

1郇慶治：《生態文明新政治愿景2.0版》，《人民論壇》，2014年10月（上），第38～41頁。

2對于“小康社會”的最權威論述是鄧小平同志結合我國現代化進程的“三步走”戰略設想所做的闡釋。1979年12月6日，鄧小平在會見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時首次使用“小康”來描述中國式的現代化。他說：“我們要實現的四個現代化，是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我們的四個現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們那樣的現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紀末，中國的四個現代化即使達到了某種目標，我們的國民生產總值人均水平也還是很低的。要達到第三世界中比較富裕一點的國家的水平，比如國民生產總值人均一千美元，也還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達到那樣的水平，同西方來比，也還是落后的。所以，我只能說，中國到那時也還是一個小康的狀態。”1984年，他又進一步闡述說：“我們確定了一個政治目標：發展經濟，到本世紀末翻兩番，國民生產總值按人口平均達到八百美元，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參見《鄧小平文選》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37頁和《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77頁。

3胡鞍鋼：《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四個全面”的龍頭》，青年網，http://news.youth.cn/wztt/201503/t20150304_6503183_1.htm，2016年8月22日。

4郇慶治：《霧霾政治與環境政治學的崛起》，《探索與爭鳴》，2014年第9期，第48～53頁；《環境政治學視野下的‘霧霾之困’》，《南京林業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14年第1期，第30～35頁。

5郇慶治：《生態文明理論及其綠色變革意蘊》，《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5年第5期，第167～175頁；《生態文明概念的四重意蘊：一種術語學闡釋》，《江漢論壇》，2014年第11期，第5～10頁。

6Qingzhi Huan, "Socialist eco-civilization and social-ecological transformation",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27/2 (2016), pp. 51-66.

7環保部：《國家生態文明建設試點示范區指標》，http://www.zhb.gov.cn/gkml/hbb/bwj/201306/W020130603491729568409.pdf，2013年7月22日；嚴耕、林震、楊立華等：《中國省域生態文明建設評價報告（ECI2010）》，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第2頁。

8William Leiss, The Limits to Satisfaction: An Essay on the Problem of Needs and Commodities,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76.

9分別是國家林業局昆明勘察設計院與西南林業大學綠色發展研究院組織的“生態文明與國家公園建設——云南經驗學術研討會”和《人民論壇》雜志社組織的“安徽全椒縣農村生活垃圾處置PPP項目”主題調研。

10來自林業行業的學者更強調國家公園的獨特自然生態屬性或特征，主張應謹慎考慮以歷史文化特色為主的國家著名風景名勝區。參見唐芳林：《我們需要什么樣的國家公園》，《光明日報》，2015年1月16日。

11楊宇明：《云南國家公園建設面臨的主要問題及其解決的途徑》，在國家林業局昆明勘察設計院與西南林業大學綠色發展研究院組織的“生態文明與國家公園建設——云南經驗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2016年8月9日。

12趙新社：《尋找中國國家公園》，《瞭望東方周刊》，2014年12月18日。

13負責組織接待我們考察團一行的正是安徽滁州市委的“美麗鄉村建設辦公室”官員，而且還專門邀請我們參觀了兩個美麗鄉村建設的模范村：石沛鎮黃栗樹村和六鎮鎮柴崗村。

14郇慶治：《生態文明建設的區域模式：以浙江省安吉縣為例》，《中共貴州省委黨校學報》，2016年第3期，即將發表；《生態產業化、美麗鄉村與生態文明建設》，《中國生態文明》，2015年第4期，第64～68頁。

15［奧地利］烏爾里希·布蘭德、馬爾庫斯·威森：《全球環境政治與帝國式生活方式》，李慶、郇慶治譯，《鄱陽湖學刊》，2014年第1期，第12～20頁。

16郇慶治：《社會生態轉型與社會主義生態文明》，《鄱陽湖學刊》，2015年第3期，第65～66頁。

17郇慶治：《社會主義生態文明：理論與實踐向度》，《江漢論壇》，2009年第9期，第11～17頁。

18郇慶治：《21世紀以來的西方生態資本主義理論》，《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3年第2期，第108～128頁。

責 編／馬冰瑩

2020 in Prospect: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Progress

Huan Qingzhi

Abstract: "Finishing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and "ecological progress" are both comprehensive social development target discourse and practice that can be interpreted in the narrow sense and broad sense at the same time. With regard to this, they not only constitute the important background and context for each other to examine in a self-reflective manner, and can initiate a persistent and profound theoretic dialogue and interactive practice between each other. It is noted that when we observe and assess the current efforts to finish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from the angle of vigorously promoting ecological progress, we should perhaps look at or place more emphasis on the latter's transitional nature rather than its completeness meaning, so that we can have a more clear focus or direction for development in the new period after 2020.

Keywords: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build in all respects, ecological progress,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2020

郇慶治，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環境政治、國外馬克思主義和歐洲政治。主要著作有《環境政治國際比較》《當代歐洲政黨政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