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對信念認同、堅定程度的強弱，與黨的生命力和執政地位的穩固成正比。蘇共政治信念的滑坡是內部一幫背叛變節、使奸耍滑、兩面三刀之徒，逐步放棄了曾經信誓旦旦地要堅定的馬克思主義信仰，從而一步步掏空了蘇共的核心價值體系和理想信念大廈。

【關鍵詞】蘇共 理想信念 政治利益 【中圖分類號】D23 【文獻標識碼】A

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指出：“理想信念動搖是最危險的動搖，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險的滑坡。”這“兩個最危險”的深刻論述，既是對我們黨面臨著長期執政、改革開放、市場經濟、外部環境“四大考驗”，存在著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脫離群眾、消極腐敗“四大危險”的警示，也是對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發展規律的總結。

今年是有著近百年歷史的蘇聯共產黨亡黨25周年。誠哉斯言，蘇共亡黨失政是多種因素合力作用的結果。其遠因可追溯到二戰中紅軍士兵攻占德國看到西方“花花世界”后思想受到沖擊等淵源，近因是蘇聯在20世紀八十年代一系列改革的失敗；外因是西方世界對蘇聯推行的“和平演變”戰略起到了重要作用，內因則是蘇共由原來的信仰集團逐漸褪化變質為利益集團。在所有的這些因素中，內因起決定性作用，是蘇共亡黨的根本性原因。

蘇共亡黨是從理想信念的喪失開始的

對信念認同、堅定程度的強弱，與黨的生命力和執政地位的穩固成正比的。蘇共的政治信念總體上經歷了確立、鞏固、危機、背棄的過程。

第一，列寧、斯大林時期：政治信念的確立鞏固期。十月革命至列寧逝世前，俄共（布）先后召開了6次全國代表大會、5次全國代表會議、45次中央全會。在這77個月里，黨的最高領導機關召開這么多次會議，都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決策黨政、軍事、國家大事，著力發展社會主義制度，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本土化。當時，俄共黨員只有472000余名，但他們對信仰價值目標的堅定與追求是徹底的，并把整個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獻給了共產主義事業。

斯大林盡管有許多缺點，但在堅定政治信仰方面是不容置疑的，就連瘋狂批判他的赫魯曉夫也不得不承認。這一時期，蘇聯取得了衛國戰爭的偉大勝利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巨大成就，極大地鼓舞了人民的政治熱情。正是憑著這樣的信念，蘇共帶領全國人民擊退了十四國武裝干涉，完成了第一個五年計劃，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和體制表現出了驚人的張力。雖然那個時候發生了大清洗、肅反擴大化等嚴重錯誤，還出現了高度集權的模式，為后來蘇共的質變留下了隱患，但沒有從根本上動搖當時廣大黨員的政治信念。

第二，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時期：政治信念的逐步動搖期。1956年2月25日，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作了題為《關于個人迷信及其后果》的“秘密報告”，把蘇聯存在的一些體制機制弊端，簡單草率地歸結為斯大林個人品質，引發了蘇共黨內和社會主義陣營巨大的思想混亂，掀起了蘇聯歷史上第一次歷史虛無主義浪潮，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思潮隨之開始出現。

從六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勃列日涅夫陸續提出“發達社會主義”理論。這一理論脫離實際地鼓吹“是什么”，而根本不涉及“為什么”和“怎么辦”等要害問題。而此時，7000多萬蘇聯城市居民還生活在沒有自來水的簡易房中。

第三，戈爾巴喬夫時期：政治信念的全面背棄期。1987年1月，戈爾巴喬夫提出所謂的蘇共建設“公開性”、“民主化”時，就意味著他已經背叛了黨的信念。在1990年7月召開的蘇共二十八大上，戈爾巴喬夫正式把“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確立為黨的綱領和基本政治路線。至此，蘇共領導集團已經完全背叛了原來政治信仰，亡黨已在所難免。1990年，蘇聯第三次人民代表大會取消“憲法第六條”中蘇共的領導地位。

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險的滑坡

千里之堤，毀于蟻穴。蘇共政治信念的滑坡是內部一幫背叛變節、使奸耍滑、兩面三刀之徒，逐步放棄了曾經信誓旦旦地要堅定的馬克思主義信仰，從而一步步掏空了蘇共的核心價值體系和理想信念大廈。

第一，政治上高層率先動搖。尤其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蘇共大力推行領導干部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確曾對黨的建設和國家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忽視了干部的思想政治傾向，過分注重海外背景、高學歷等，使得一些與蘇共離心離德的人走上領導崗位，加速了蘇共政治信念的滑坡。

第二，理論上壟斷真理話語。斯大林堅持和發展了馬列主義，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但他在獨攬黨政軍大權的同時，也逐漸獨攬了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權和解釋權。上世紀三十年代后期，斯大林已經被塑造為和馬克思、恩格斯一樣“最偉大”的理論家，被稱為“天才導師”、“科學的泰斗”、“永不犯錯誤的理論家”，甚至有人還提出“斯大林就是真理”、“誰反對斯大林就是反對真理”等各種獻媚的說法。赫魯曉夫提出了一些自以為發展了馬克思主義，而實際上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明顯錯誤的理論，諸如“二十年基本建成共產主義”、“和平主義”、“階級斗爭消亡論”、“全民黨”等。壟斷真理話語權的還有勃列日涅夫的超越發展階段的“發達社會主義”理論。戈爾巴喬夫不僅壟斷了真理，而且歪曲真理。蘇共主要領導人的這些言論，成為了當時蘇聯社會判別真理與謬誤的唯一標準，從而導致權力產生真理、權力裁決真理、權力支配真理的惡果，也導致了固執的自大心理，使蘇聯社會主義信念建立在不正常、不正確，甚至扭曲的基礎上。

第三，監督上陷入失靈失效。盡管蘇聯社會對民眾流行的稱呼是“公民”，但他們實際上并沒有公民權，官員不是由他們選舉的，也不受他們的監督。這一專制體制的致命缺陷，就是對最高權力沒有制衡、監督，更沒有糾錯機制，民眾在這個體制中只是一個陪襯，歷史只是在高層中殘酷角逐。

形形色色的政治利益集團蛀空了蘇聯

蘇共政治信念不斷滑坡與大權緊緊在握交織在一起，接下來的事就顯得非常順理成章：一個龐大的政治利益集團通過各種渠道和辦法對各種利益的攝取不擇手段，甚至到了喪心病狂的程度，從而逐步將蘇聯蛀空。

第一，權力瓜分化。蘇共執政后期，許多黨的領導干部根本沒有“權為民所賦”的意識，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官運、自己的地位，想方設法把權力竊為己有、瓜分為親友。勃列日涅夫的女婿丘爾巴諾夫僅僅10年就從一個低級軍官晉升為上將，后又擔任內務部第一副部長。而在這期間，他貪污受賄65萬盧布，釀成震驚全國的“駙馬案”。蘇共越來越多的“官二代”占據重要領導崗位，而利益集團之外的優秀人才根本難以進入政權體制之中，權力固化也就變成了特權固化。

第二，貪腐公開化。蘇共越來越多領導干部失去了政治信仰后就像從籠子里掙脫出來的一只只怪獸，對貪腐這樣的事已經不再用原有的那塊遮羞布了，而是更加明火執仗。從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開始，官僚階層紛紛把公有財物變成自己的家產，許多官員和企業負責人勾肩搭背，成為貪婪的掠奪者和腐化的寄生蟲。蘇聯解體后，61%的大工業家來自原蘇聯的官僚機構；俄羅斯的暴發戶中，61%的人靠的是將國有企業化為私有；90%的私有企業老板是過去蘇聯國營企業的領導人。

第三，特權合法化。如果說斯大林時期的官僚特權尚屬一種體制慣性，勃列日涅夫則制定一系列條例和規定，將官僚特權系統化、合法化。在此期間，官員的特權名目繁多，諸如宅第權、特供權、特教權、特繼權、特支權等，不一而足。葉利欽在《我的自述》一書中也披露了當時的特權現象，各級干部在生活上享受某種等級的特殊生活待遇已經形成了一種制度，并且“一切都取決于官級高低”。蘇聯的“亡國之君”戈爾巴喬夫下臺前最后一次會見葉利欽時，竟然提出要保留原有的一些特權，可見蘇共高層的特權觀念到了何種程度。

第四，生活享樂化。斯大林早年在生活上保持簡樸，嚴格要求自己。但是，從上世紀30年代初期開始，人們便毫無節制地用公款來支付他家庭的“豪華生活”。1983年7月，時任蘇共中央書記的利加喬夫在談到烏茲別克黨員干部生活奢靡狀況時說，在塔什干到處可見專門為領導人修建的豪華建筑、別墅和獨家住宅。與此同時，該市50萬居民居住在沒有排水設備、沒有煤氣、沒有自來水和經常沒電的土窯里，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烏茲別克斯坦的第二大城市薩馬爾罕。那時，蘇共領導干部中一些人甚至感到過上排場氣魄、美女相隨的日子，才算是有出息的領導干部。

第五，利益交換化。蘇共執政后期，在黨內搞利益交換、利益捆綁的現象頻發，就連黨委書記之職也都明碼標價。公開的和秘密的權錢交易像癌細胞那樣蔓延開來。

政治利益集團的出現，導致民生上社會矛盾叢生。進入上世紀70年代，蘇聯經濟增長率開始呈下降趨勢。1971至1975年，國民收入增長率為5.7％、1981至1985年3.2％、1990年為－４％、1991年為－15％。這一期間，蘇聯通貨膨脹愈演愈烈。據當時蘇聯計委的數據顯示，消費領域的通貨膨脹率，1987年為7.3％，1988年為8.4％， 1989年為10％至11％，1991年已達到145％。在211種食品中，有188種不能自由買賣。截止到1991年７月１日，蘇聯居民前往安置局求職的大約有1300萬人。對于執政黨來說，民生就是民心。蘇聯人民的生活水平與質量不僅低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甚至還低于東歐國家和曾經落后的亞洲國家，使得各民族對“蘇聯”產生反感乃至敵意，民心因此喪失殆盡，聯盟自然失去了凝聚力。

汲取蘇共亡黨教訓的幾點思考

蘇共亡黨給我們留下許多值得借鑒的教訓，需要認真研究并積極汲取。

一是持之以恒地實施“補鈣工程”。要持之以恒地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武裝全黨，有針對性地講清道理、講好故事、系好“扣子”，善于以馬克思主義科學的邏輯征服人、以鮮活的事例感染人、以正確的價值取向引導人，不斷健全黨的信仰體系的引導機制，并廣泛傳播和滲透到意識形態的各個方面，在全黨鑄成普遍的價值基礎，形成相應的思維模式、判斷標準與思想準則。

二是要在普惠中不斷擴大民眾的信念認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共產主義的基本特征就是共同走向富裕，但是共同富裕是一個歷史的、具體的實現過程。具體的時代總是與具體的國情或民族相聯系的，把握時代必須與分析具體國情結合起來。鑒于當前我國正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社會可以允許有差別，但在底線上必須一視同仁，特別在住房、公共醫療、基礎教育、養老保障等方面，是不可后退的“四條底線”。守住底線公平與不斷發展公平并不對立，而是通過可控的社會差異性將公平與效率整合起來，從而利用差別來推動社會進步，以便釋放社會活力，最終實現更加全面的公平公正。

三是堅持懲治腐敗與選賢任能并重。“新松恨不高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貪腐不除，信仰必危。如果反腐不能根本改變既得利益集團的格局，不能讓優秀人才進入體制，讓優秀干部得到提拔使用，那么所取得的反腐成效是暫時的，所收到的功效也是脆弱的，還會動搖堅定政治信念的組織根基。信念最深厚的基礎，是人們將自己所信仰的理念精神當作自己畢生的事業追求，更需要一批愿為信仰獻身的先進分子。因此，在除貪務盡的同時，必須著力破除束縛人才發展的思想觀念、體制機制，建立完善的人才選拔和任用體制，真正以制度為“伯樂”，讓人民選“好官”。

四是切實筑牢政治免疫的隔離帶。加強黨內監督，首要的是要充分發揚黨內民主。其次，要真正把鐵的紀律和規矩挺在前面。再次，要切實構建起多元化、立體式的監督體系。

五是不斷優化政治體制的內在架構。優化政治體制內在架構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具備世界眼光、把握世界走勢、借鑒世界文明、回應世界挑戰，真正做到“海納百川，有容乃大”。既克服封閉僵化的極端性，又防止全盤西化的片面性。不兼收并蓄，無以成大器。強調對人類先進文明的積極汲取，既是我們黨對政治信念自信的表現，也是堅定政治信念自覺的體現。

（作者單位：公安部第二十三局）

【參考文獻】

①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新華網，2016年7月1日。

責編/潘麗莉 美編/王夢雅（見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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