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雄甘地曾說：有七樣東西可以毀滅我們：“沒有人性的科學”即其中之一。由于他遠離工業化社會的生活方式，一般人對他這話不予重視，甚至可以認為是反科學、反現代化的取向。
實際上，科學的發展是不是一定造福人類，這個問題在發達國家提出是相當早的。20世紀初，工業化達到高潮的時候，一些有識之士已經發現科技的發達、物質的豐富，不一定給人類帶來幸福。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破壞證明了這一點。20年代后期美、歐各發達國家日益尖銳的社會矛盾，以及1929年開始的、幾乎使整個資本主義制度垮臺的經濟大蕭條，進一步說明這個問題。高度發達的生產力、豐富的物質力量并不一定造福人類，反而產生許多新問題。在這一背景下，西方研究這些問題的社會科學開始蓬勃發展，主要是經濟、社會和政治學。
一次大戰戰場上開始出現坦克和機槍的實用化，影響了20世紀戰爭機械化的潮流。
英國的科學家尤因（Alfred Ewing）是19-20世紀跨世紀人物（1855-1935），在他的晚年提出了這個問題。他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物理學家、數學家，同時也是機械工程師，有多種重要發明，比如渦輪蒸汽機就是其中之一。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研究破譯密碼，成功破譯了德國的潛艇信息，把美國拉入了這次世界大戰……他是熱忱的科學倡導者，認為科學的定義就是不斷拓寬人類知識的邊界。每拓寬一個邊界就照亮一個領域，使人類從黑暗中走出來。他甚至在宗教集會上對著很多教徒講，只有宗教沒有科學，這個世界還是會停留在無知的黑暗之中。
英國的科學家尤因（Alfred Ewing）
但是就是這位科學巨人在晚年說了一句話，經常被引用：“人類在還能夠掌控自己之前就先掌控了自然，先具備了掌控自然的能力。這個事情將要引起不可預測的后患”。他看到了人類已經能呼風喚雨，可以有改造自然，甚至“征服”自然的強大力量，可是人控制不了自己，不知道如何運用科技成果。自然科學突飛猛進，而社會的適應能力遠遠落后于這一發展，使人類面臨空前兇險的命運。培根說：知識是力量，但是這個力量拿來做什么？不一定就去做好事。如何運用這個力量，取決于人自己內心追求什么。
我最初看到有關這個問題的討論是在意想不到的文獻上，是洛克菲勒基金會的年度會長總結——他們每年發一個年度工作報告，開頭都有一篇“會長總結”。我驚訝地發現，這些大基金會的“會長總結”氣度恢弘，有點像總統國情咨文，而且水平和眼界超過某些總統。他們都是先從整個世界、全人類的現狀出發，確定其發展需要，然后再決定下一年工作重點。30年代初的一份“會長總結”中就引了上述科學家尤因的話，著重提出這個問題。起因也是與大蕭條有關——物質極大豐富并不一定造福廣大民眾。因此，基金會開始把以資助醫學和自然科學為重點的傳統，轉向同時資助社會科學和社會改良的項目，而且出手很大，對這一時期社會科學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破壞力和法西斯主義得以橫行于一時，特別是原子彈的出現，引起了更大的震撼。原子裂變是一項純科學發明，可以用于和平，也可以制造武器。二戰中納粹德國和美國誰先研制成功原子彈將決定反法西斯戰爭的勝負，從而決定世界文明的走向，所以如愛因斯坦等一批科學家曾支持曼哈頓計劃，認為自己的貢獻是有利于人類的。但是在兩顆原子彈牛刀小試之后，表現出的空前巨大的、長遠的破壞力震驚世界。于是有關的科學家們進行反思，拷問良心，為此很糾結。
日本長崎遭到原子彈轟炸前后的照片
1945-1946年洛克菲勒基金會的“會長總結”也反省了原子彈的問題，因為參加此項研制的那些大科學家，在學術研究關鍵時刻都得到過基金會的資助，盡管當時資助某項科研時做夢也不會想到其成果會成為發明原子彈的因素之一，這使得本來宗旨是“造福全人類”的基金會非常困惑。提出這個反省的當然不止他們一家，科學發展與人類的禍福的關系這個問題提上了日程。能不能夠給科學劃一個界限，過了這個界限就不許再繼續發展？在實踐中很難行得通，科學有自己發展的規律。而且由誰來劃定界限？這又有回到以專制造成蒙昧的危險。
他們討論的結論是科學本身沒有責任。誰有責任呢？就是利用科學成果的人。所以要發展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要把人和社會制度作為研究和改善的對象。一方面使人能夠提高覺悟，加強自律；同時要有一種機制，迫使那些掌握權力的政治家們，以人的福祉為目標而利用科學成果，追求以和平手段解決問題而不訴諸戰爭，等等，這樣才能夠使得科學成果造福人類而不是造禍人類。他們的報告中充滿了這樣的話：“我們可支配的物質力量和我們能加以善用的能力之間嚴重失衡”“我們的政治機構基本上還是植根于18世紀的，而我們技術的突飛猛進卻是20世紀的現象”“我們的社會正在日益危險地傾斜，智力發展的不平衡日益嚴重，已不容忽視” “我們科技的水平已經達到二十世紀，我們的國際關系和國家制度還只停留在十八世紀、十九世紀”。
那么，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能否與自然科學并駕齊驅？因為科學的發展轉化為生產力，變成工業產品是非常快的，而且越來越快。可是人類的倫理觀念、社會制度的改變是很慢的，而且并不像自然科學那樣沿著一條規律發展，各派理論爭論一百年，也許才稍微有一點進步，總是趕不上科技和物質文明的發展。每一個時期都有理想主義者大聲疾呼，但是理想敵不過現實利益的力量。
一項新發明出來之后不可抗拒地一定要用于生產。從市場規律來講，有需求就有供應，使人的生活日益方便，這本來是好事。但是另外一個規律是激烈的競爭推動生產必須日新月異，于是為了生產而制造需求。最明顯的是人們本不需要的光怪陸離的奢侈品日新月異。
手機廠商是否已成為“電子垃圾”的生產商？
還有一個最明顯的例子，我們日常遇到的電腦、iPad、手機、word版本，等等剛一用順手，就出現新花樣，迫使你不斷更新，其實并不一定需要，而且帶來諸多不便和浪費。這還是小焉者。更重要的是浪費資源和破壞環境。治理環境當然也靠科技的發展，但是治污技術的發展速度遠遠跟不上新產品制造過程中的污染速度。至今垃圾回收和轉化問題跟不上大量垃圾的禍害就是證明。
還有國家權力的動力，就更加強大，最重要的表現是軍備競賽。現在我們已經進入了全球化時代，人類休戚與共的領域日益擴展，但是掌握國家權力的人所考慮的問題還是狹隘的國家利益，軍備競賽是推動科學發展的一個很大的力量。一個環境污染、一個軍備競賽是科技發展最大的負面影響。
誠然，現在人類已經意識到環境問題，每年都舉行有關的國際會議。但是會上各國根據自身的狹隘利益，爭論很大，難以達成一致，更難付諸實施。從局外人來看，似乎爭論的是各國的繼續污染權，也就是力爭少承擔或延緩承擔減少污染的義務。這就是狹隘的、短視的國家利益超過對人類的責任感。但是哪一個執政者能冒降低自己國家的發展速度、暫時削弱競爭力的風險，帶頭切實采取強有力的環保措施呢？單就一國的“國家利益”來講，也是以短期的、少數人的利益換取全民的長期利益。
至于軍備競賽，更是人類一大惡性腫瘤。據說文藝復興時代的達·芬奇已經發明了制造潛水艇的原理，只因為他對人類理性的不信任，自己把圖紙付之一炬。后來的軍事科學家就沒有他的獨立性和自制力了。二戰以后大國之間不知有過多少輪裁軍談判，達成無數個限制軍備的協議，結果我們看到的是武器不斷更新，當初投在長崎和廣島的兩顆原子彈比起后來層出不窮的新型武器，已經微不足道了。艾森豪威爾離職時的名言“軍工復合體正在左右美國的政治”被一再引用，同時也不斷地為事實所證實。豈獨美國為然！
上世紀60年代美蘇兩大國的決策者已經意識到核戰爭將無贏家，正是這種清醒的認識才保持多年“冷戰”而沒有發展成“熱戰”。但是與此同時，各自仍然不斷研制日新月異的武器裝備。核大國達成的核不擴散協議被一再突破。不管是核還是其他高效殺傷力的武器，如何保證永遠控制在頭腦清醒的人的手里？負責任的領導人背后都有廣大民眾的身家性命，使他們必須謹慎從事，可那些亡命之徒呢？還有誰能保證不再出現希特勒那樣的瘋狂的國家主義者呢？
1968年底，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各自然科學學科的師生聯合發表了一項聲明，提出“當前科技知識的濫用是人類的生存的一大威脅”，號召MIT和全國的科學家和工程技術人員團結起來反對美國政府的危險的政策，爭取“更加負責任地利用科學知識”。具體內容包括：以批判的態度審議政府在科技領域的政策；設法把科學研究項目的申請重點從軍事技術轉向解決環境和社會問題；把科學家和工程師組織起來，使他們關于科技為人道的目標服務的要求能體現到政策中。
根據這一聲明，他們于1969年建立了“關心科學工作者聯盟”，發起了“科學為人民”的運動。這個運動最開始主要是針對美國在越南使用化學武器和發展洲際導彈，大背景是當時高漲的反越戰、反核武器、反環境污染的群眾運動。“科學為人民”運動與此方向是一致的，采取的方式是在多次“美國科學促進協會”的年會上發表他們的意見，指責體制內的美國科學家過度依賴政府，為政府的需要服務，而喪失獨立性，違背了科學的良心。
在這種會上往往有政府官員作為嘉賓講話，他們多次受到“科學為人民”的成員打斷、當面指責，有時被迫中途退場。這個運動大體上活躍于1970-80年間。后來內部出現分歧，或因對激進的方式、或因對問題的重點，有不同意見；還有深入下去涉及對整個資本主義制度的改造問題，等等，分歧更大。隨著越戰停止，形勢變化，這個運動也逐漸消亡。不過就環境方面而言，匯總為“可持續發展”的命題，成為世界共同關心的問題。而科技用于軍備，不但沒有得到遏制，仍愈演愈烈。
隨后，美英等國又出現新型的公益模式。與上一輪運動的反體制性質不同，這一輪是政商學精英為主導，出于深切的對現有社會的危機感，提出以改革資本主義為目標的方案。其他方面姑且不論，這里只談與本文主題有關的，其中一個原則就是提倡“負責任的投資”，也就是在開始投資一項產業時，不僅要考慮利潤前景，首先要考慮社會效果是否有益于民眾的福祉。在以創新為口號，加速度發展的數字經濟時代，當然涉及新發明用于何處的問題。他們列入“不負責任的”投資有煙草、高度污染環境而得不到有效處理的產業，以及殺人武器生產，等等。我曾問過這類公益組織的一位負責人，這種努力有希望遏制軍工生產嗎？他坦率承認前兩項可以有進展，就是軍工生產需求太大，目前還沒有辦法。
總之，人類過早掌握了毀滅的手段，而教育、智慧、良知、創造性的思想都跟不上，二者競賽，誰個領先，現在還看不出有利的答案。
這些老問題還未解決，又出現新問題——人工智能。幾年前我聽過美國專欄作家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的一個報告，他說我們好像坐在一輛加速的火車上越跑越快，可是我們并不知道前面的目的地是什么，這很恐怖。最近，上海科普學家江曉原發表一篇文章：“為什么人工智能必將威脅我們的文明？”提出的問題更加嚴重。撇開他提出的更長遠的人類生存的根本問題不談，最現實的近期威脅，一是大批失業，二是失控的軍事化。（詳見《文匯學人》2016年7月29日）。前者很好理解，大量的工作，包括一部分腦力勞動都能由機器代替，所淘汰的人力與工業化時期是無可比擬的。關于軍事化。過去對于發動戰爭的制約力量是“我方”也要付出犧牲，因此需要計算力量對比是否值得。如果有一方人工智能軍事化遙遙領先，完全用機器代替，己方可以達到零傷亡，這種誘惑力更難遏制，后果難以設想。
至于克隆人、從試管嬰兒發展到脫離母體的孕育胚胎……種種過去匪夷所思現在可望實現的“新發明”，不知伊于胡底，對整個人倫觀念可能發生的顛覆性后果，若干年后，人將不人，這些，人類都準備好了嗎？
這些考慮不是杞人憂天，也不是危言聳聽，而是百年來有識之士的憂慮的延伸：人文思考、人掌控自己的能力趕不上科技創新的能力。對社會的弊病不可能發明一種像盤尼西林這樣的特效藥，也不可能制造出什么精神原子彈來對付足以毀滅人類的各種武器，非理性的權力野心和利益誘惑與飛速發展的高科技相結合將把人類引向何方？思想先驅和仁人志士的奔走呼號能與之相匹敵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