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唐朝和清朝都曾對日作戰，分別以完勝和完敗告終。一勝一敗，國運迥異，發人深思。穿透歷史迷霧，總結經驗，反思教訓，對于我們當前應對各方的威脅和挑釁，維護國家安全和利益，實現民族復興的“中國夢”有重大鏡鑒之義。

堅如磐石的國家意志是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前提

公元663年8月27日至28日，唐朝、新羅聯軍與倭國、百濟聯軍于白江口展開了一次海戰，史稱白江口之戰。這次海戰是中日兩國首戰，也是已知的東北亞地區戰役中較早的一次。這次海戰中，唐軍取得了壓倒性勝利，為東北亞地區此后一千余年的和平奠定了基礎，是以戰爭促和平的經典之戰。基于史料來分析唐軍取得絕對性勝利的原因，能夠發現，除了強大的國力作后盾外，最根本的是唐朝統治者維護國家利益的堅定意志和決心。

貞觀之治后，唐朝國力迅速增強。唐太宗開始摒棄昔日“四夷自服”的外交政策，轉而以鐵血般的意志來維護國家的安全和利益，并且從太宗到高宗一以貫之。在外作戰的將領，均秉承“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傳統，釋放了維護國家安全的巨大紅利。

反觀1894年晚清政府對待戰爭的態度，與唐王朝截然相反。甲午戰爭前，清朝經濟總量居世界前列，擁有亞洲一流的鐵甲艦，物資和軍備上不輸于日本，其失敗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缺乏堅定的國家意志。大戰在即，朝廷內部卻一直在進行戰和之辯，搖擺不定，最終求和之聲掩蓋了求戰之音。慈禧太后嚴令“釁不可自我開”，李鴻章奉行“避戰自保”思想，拱手將戰爭主動權交予對手，坐失戰機。戰端已開，前方倉促應戰，后方還在緊鑼密鼓地為慈禧張羅六十大壽。當時，如果清政府內部上下統一思想，在戰略上主動出擊，下定決心，舉全國之力與日軍決戰到底，那么孰勝孰負就未可知了。退一步講，縱然海戰戰敗，亦有陸上戰場，通過堅持打持久戰來拖垮日本，扭轉敗局之機尚存。就連當時的日本外務大臣陸奧宗光也承認：“國內海陸軍備幾成空虛，而去年來持續長期戰斗之我艦隊及人員、軍需等，均告疲勞缺乏。”

綜上所述，唐清兩代王朝對日作戰，經濟、軍事實力相對日本來說，優勢均等，決心卻有天壤之別，后人對清王朝的亡國命運，只能用“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來注解。這深刻啟示我們：堅如磐石的意志是維護國家安全的根本前提。一個國家的硬實力固然重要，但如果決策者沒有維護國家安全的堅定意志和決心，即便經濟實力再雄厚，軍隊戰力再強大，武器裝備再精良，依然免不了吃敗仗。這說明，只有將強大的實力和堅定的決心完美結合，才能保證一個國家固若金湯，堅不可摧。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維護國家安全和國家利益的決心與意志令全球側目。在維護國家安全上，“寸土不讓”“寸土必保”“能打仗、打勝仗”“不惹事，但也不怕事”，對領土領海堅持不妥協、不退讓、不交易，更不允許受到一絲一毫的侵犯。2015年5月美國國務卿克里訪華時，王毅外長申明：“中國維護自身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意志堅如磐石。”實踐證明，正是因為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有著這樣的決心和意志，兩年多來，中國在軍事和外交上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

實現富國與強軍的統一是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唐朝時期，中國國力強盛，無論是經濟，還是國防實力在國際上都占據絕對優勢。比如，唐朝的戰船主要是樓船、艨艟、斗艦等高大船只，加上走軻、游艇、海鶻等小型船，特別是還有一種配備了火器的“火艦”，戰斗力明顯占上風。這些先進裝備都是自主研發的。說明唐朝是一個富國與強軍高度統一的王朝，這為對日作戰的勝利提供了重要保障。

相較而言，晚清時期的中國，GDP約占全世界經濟總量的三分之一，是日本的九倍，結果晚清政府反而被日本打敗。究其原因，除了晚晴政府缺乏維護國家安全和利益的決心與意志外，最重要的還在于其沒有實現富國與強軍的統一。具體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清軍的主要武器裝備不是自主研發的，基本都靠購買。因為沒有自主研發、自主創新、自主生產的能力，缺乏配套的工業體系支撐，直到甲午戰前，清軍還不能生產國產系列的槍炮。購買的武器裝備在使用和維修上極其不便，作戰時就帶來一系列問題，也嚴重掣肘了其戰斗力。所以北洋海軍誕生之初，就注定了其先天不足。二是沒有把經濟實力及時地轉化為國防實力。北洋艦隊于1875年開始籌辦，1888年成軍，只用了十三年的時間，其綜合戰斗力就躍居亞洲第一，世界第六。但是，1891年以后，清政府沒有買過一艦一炮，日本海軍戰斗力逐漸超過北洋海軍，雙方實力發生逆轉。這至少給我們三點啟示：

其一，發展才是硬道理。要緊緊抓住戰略機遇期，始終扭住發展這個主軸，堅定不移地謀發展，壯大國家的經濟實力。雖然我國周邊存在著種種安全挑戰和威脅，但在當前，最緊要的應是堅持在以軍威懾敵的情況下，心無旁騖地搞好經濟社會建設，絕不能讓極低的概率事件干擾我們的發展大計。

其二，戰斗力是內生的。戰斗力買不來，借不到，求不得，唯靠自力更生。當前，黨和國家提出“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就是要提高國家自主創新能力，掌握自主知識產權，發展自己的高科技產業、裝備制造業和高精尖的軍工產業，從而保證國家在國防科技、軍工軍備上絕不受制于人。

其三，推進軍民深度融合。推進軍民深度融合是實現富國與強軍統一，將經濟實力轉化為國防實力的重要途徑。要深入貫徹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指示和要求，“把軍民融合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加快形成全要素、多領域、高效益的軍民融合深度發展格局”，做到堅持經濟發展，既要著眼于國計民生，又要著眼于國防建設，實現二者深度融合，推動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協調發展。

不斷提升軍隊戰斗力是維護國家安全的不二法則

白江口之戰，倭軍參戰兵力有42000人，戰船400余艘；唐軍參戰兵力僅13000人，戰船170艘。據《新唐書》記載，唐倭海戰，“四戰皆克，焚四百船，海水為丹”。這說明，唐軍雖然投入兵力少，但戰斗力并不弱，結果是在以少對多的情況下完勝日本。

關于戰斗力構成要素，無非是人與武器的有機結合，但關鍵還在人。綜合史料記載，唐軍將領劉仁軌指揮有方，諸路唐軍主動協調配合，將士訓練有素，為戰爭的勝利奠定了堅實基礎。比如，當日軍進入唐軍的埋伏圈之后，劉仁軌便指揮船隊變換陣形，分為左右兩隊，將倭軍圍在陣中。日軍被圍，艦只相互碰撞無法回旋，陣腳大亂，處于被動挨打的局面，成為翻版的“火燒赤壁”。

反觀晚清政府，軍隊被腐敗掏空，已呈外強中干、弱不禁風之態。平時軍紀廢弛，少有訓練。即使訓練，也是“練為看”“練為演”。北洋艦隊每次演習打靶，總是“預量碼數、設置浮標”。比如，“定遠”艦管帶劉步蟾就派人藏在靶船上，專等艦炮一響，便點燃船上的炸藥以示命中，結果，“政績”頻出，上下皆大歡喜。但這樣的“假訓”平時騙過了李鴻章，戰時卻沒有騙得了日本人的堅船利炮，鮮明昭示了“貪虛名必損大節、假習武終將誤國”的歷史箴言。戰斗中，北洋海軍缺乏戰略戰術，指揮失當，海海之間、陸海之間、陸軍各兵團之間沒有任何協同策應，作戰理念的滯后制約了優勢的發揮，嚴重削減了部隊戰斗力。在甲午海戰中，雖有一些將領英勇殺敵，甚至以身殉國，但戰事正酣之時，臨戰脫逃的現象更令人憤慨。清軍將領從“不告而別”到有組織的大規模逃逸，再到將領、士兵集體投降，真可謂兵敗如山倒。這在中外戰爭史上都極為罕見。所以，從這個角度看，清王朝是被內部腐敗和外部侵略“聯手”打垮的。

歷史告訴我們，提高軍隊的戰斗力是維護國家安全的不二法則。而要提高軍隊戰斗力，首先就要遏制和杜絕腐敗。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以壯士斷腕的決心和勇氣，在軍隊內部深入開展反腐敗斗爭，旨在清除軍隊中的腐敗毒瘤，實現軍隊的自我凈化、自我革新。其根本目的，就是按戰斗力標準選賢任能，著力培養“有靈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一代革命軍人，讓那些被不良風氣“逆淘汰”的、有真才實學的將帥之材盡快回歸重要崗位。因此，著力構建能上能下、能進能出的作戰指揮人才生成機制，及時淘汰那些碌碌無為、尸位素餐的“熊將”，淘汰那些本事平平、跑官要官的“蛀蟲”，成為軍隊體制機制建設的重點。

其次，要大抓軍事訓練。和平時期的軍隊戰斗力從哪里來？主要是從軍事訓練和實兵演習中來。新時期的軍隊，要按照打仗的標準進行作戰訓練，必須時刻保持一種如臨大敵、命懸一線的危機意識，牢固樹立“手握鋼槍，保家衛國”的責任感和使命感，激發出“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練兵動力。軍隊是要打仗的，打仗是敵我之間的殊死搏殺，是鐵與血的較量，是硬碰硬、實打實的，來不得半點虛假，摻不得半點水分。否則，后果將不堪設想。為此，要瞄準強敵，認真研究作戰對手，根據國家安全態勢，確定作戰方向，做好多種預案，在近似實戰的環境下從難、從嚴錘煉部隊，出實招用實勁，真打真準備，切實把戰斗力標準高高舉起來，不斷提高履行新使命的能力，為維護國家安全奠定堅實的基礎。　

（本文作者為國防大學原副政委兼紀委書記、教授、中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