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9月28日，中共十四屆五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建議》，強調，“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沒有根本轉變”，“必須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首次提出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

18年過去了，經濟結構轉型升級依然艱難摸索。H·錢納里認為，經濟發展就是經濟結構的成功轉變。經濟的轉型升級，投射到微觀主體行為，對應企業創新活動的市場化。一旦企業進行創新的商業行為得到有效激勵，則產業價值鏈提升、宏觀經濟轉型就順理成章。

企業進行創新的商業行動，包括這樣幾個基本要求：一是要能進入某個領域；二是可以得到金融支持；三是不會被不利于創新、升級的“機會”弄花眼，能專心本業；四是對產品銷售有一定的駕馭能力；五是有潛力的產業能得到必要的扶持；六是對外部提供的可能機會有通暢的利用途徑。

對照這幾個基本要求，中國經濟結構轉型升級需要從七方面入手。

產業行政壁壘高

以“產業關系國計民生”為由堅持行政壟斷，不能成立。商品房是否關系國計民生？衣服是否關系國計民生？解決國家安全、國計民生問題，與靠政府控制資源的手段之間，不存在必然關系

希克斯說，“壟斷是平靜的生活”，會導致企業創新不足，因此一定要對產業領域放開或減少歧視。當前，金融、航空、鐵路、基礎設施、通信、文化、資源、教育、煙草等行業基本是行政壟斷市場結構。

這些行業要么由于其自然壟斷的屬性，要么由于所謂“命脈行業”的屬性，長期以來競爭不足，其中不少行業高收費低服務質量，抑制了消費，也抑制了經濟發展。目前，對文化體育，強調準公共服務的性質；對金融通信等，強調安全性；對廣播電視、新聞出版等行業，強調意識形態功能；對醫療衛生、城市公用事業等行業，強調社會福利功能。在實際工作中，往往強調和堅持部分企業的非經濟職能，限制市場機制發揮積極作用。

但是以“產業關系國計民生”為由堅持行政壟斷，不能成立。商品房是否關系國計民生？衣服是否關系國計民生？解決國家安全、國計民生問題，與靠政府控制資源的手段之間，不存在必然關系。

多年來的改革經驗表明，競爭能夠提高服務質量，降低服務價格，促進技術進步，從而達到促進產業發展的目的。比照汽車行業，在放松產業管制后，汽車生產廠家增多，汽車品牌增多、價格下降，促使消費者預期調整，購買力大量釋放，汽車消費和生產進入互動的良性循環。這是一個政府放松進入管制促進消費增長的典型案例。教育、文化等領域中也有類似情形發生。

2013年4月7日博鰲亞洲論壇48位民營企業家和投行、投資基金專業人士討論現場所做的調查顯示，52%的民營企業家認為在企業發展中面臨的主要困難就是市場準入。

數據顯示，截至2012年，規模以上的民營企業的增長率要比國有與國有控股企業的增長率高出10個百分點以上，而且，這是在盈利性較高的產業不放開情況下取得的。這就是說，產業升級的微觀主體比例上在下降。因此，放松產業進入管制、降低行政性進入壁壘，是轉型升級的首要政策措施方向。

金融雙軌制限制

從發達國家經驗看，金融市場有效性對于實體經濟轉型升級的意義極為重大。資本市場對于企業創新不僅提供資金，也提供完善治理結構的手段和專業化服務

熊彼特說，經濟衰退令資源重新分配，流向“有想法的企業”，為企業提供大的戰略發展，前提是金融資本提供支持。當前，無論是間接融資市場還是直接融資市場，都還是雙軌制，對于創新潛力大的民營經濟在事實上構成了歧視。

國有經濟近乎壟斷金融資源，存款負利率情況嚴重。中國有全球最高儲蓄率水平，也有全球最高的民間借貸利率水平，由此產生了民間金融的巨大風險。為了收縮流動性，貨幣政策往往傾向于提高存準率而不是加息，縮小的貸款量仍然以低息流向國企和地方融資平臺。在直接融資市場上，監管環節相對低效，難以贏得資金信任，證券市場的融資功能受到極大削弱。

從發達國家經驗看，金融市場的有效性對于實體經濟轉型升級的意義極為重大。以美國為例，無論是１９世紀后期的重工業化的階段，還是近幾十年來的高科技產業崛起，其先進主導產業中的代表性企業，都是依托資本市場成長壯大的。資本市場對于企業創新不僅提供資金，也提供完善治理結構的手段和專業化服務。

從當前政府高層的講話研判，中央政府對這一問題已經相當重視。2013年7月5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于金融支持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的指導意見》(下稱《指導意見》)，從政策部署看，《指導意見》明確提出了任務與部門職責的對應。以往，只有每年3月份的《政府工作報告》才會享有高規格、專門公開發文明確指定相關職責歸屬部門來執行的情況。

盡管如此，《指導意見》還是比較強調政策取向，而不是體制機制改革。下一步推進金融體制改革、弱化雙軌制、推進民營經濟成分進入金融業、加強資本市場的有效監管和市場化，是促進中國實體經濟轉型升級的一個關鍵環節。

資產市場不平穩

如果企業不能一以貫之地投入到本業發展，而是隨著房地產、資源等資產價格的大幅波動進入“多元化”擴張，則本業在產品價值鏈上攀升很難

企業提升產業價值鏈非易事，特別是對中國這樣一個農業人口總量、比例依然龐大的經濟體來說，許多企業起點較低。從改革開放以來的經驗看，相當多成功的企業，比如聯想、安踏等企業，都經歷了“OEM貼牌—學習曲線—OEM+自有品牌—品牌成熟—OEM的規模不經濟、完全生產自有品牌—需求增加進一步規模不經濟—外包”的發展過程，這是企業在產業鏈、行業價值鏈上提升的必經之路。

在這個過程中，如果企業不能一以貫之地投入到本業發展，而是隨著房地產、資源等資產價格的大幅波動進入“多元化”擴張，則本業在產品價值鏈上的攀升是很難的。

溫州是中國民營經濟活躍區，問題有代表性。溫州許多企業沿著“假冒偽劣—假冒不偽劣—自有品牌”路徑發展起來，在這個過程中，雖然有一些企業成長起來了，但是近幾年資產價格上漲過快，大量溫州企業不再專注本業，將企業作為融資平臺投機，造成產業競爭力下降、資金社會效率低下和金融風險，大量企業資金鏈斷裂，老板跑路。

因此，對于政府而言，避免使企業轉向資產價格大幅波動帶來的所謂機會，是為企業專注于本業、提升產業鏈價值鏈位置，長遠有利于企業和整體經濟的重要方面。為此，國家的貨幣政策、匯率政策、金融市場設計、彈性小的資源類產業規劃等方面，應切實做到在市場化前提下的相對平穩。

輕視企業商業系統

國內商業環境不理想，審批、干預、監管缺位等問題并存，國內市場的交易費用比國際市場的交易費用高，以致很多企業家寧愿做毛利低的外貿產品，也不愿開拓國內市場

企業的核心競爭力，不只是技術，每年破產的高科技企業比比皆是。反過來，企業提升產業價值鏈，不單單是促進產品技術水平的問題，企業商業系統網絡的構建同樣重要。

商業網絡是企業與市場需求之間的連接管道，管道不暢，需求則不暢，而缺少了需求，價值鏈提升就無從談起。當前的情形是，國內商業環境不理想，審批、干預、監管缺位等問題并存，國內市場的交易費用比國際市場的交易費用高，以致很多企業家寧愿做毛利低的外貿產品，也不愿開拓國內市場。浙江、廣東等地原來以內需為主的企業，前些年大量地轉向外貿，即便在人民幣升值的背景下仍前仆后繼。

構建商業網絡，對于企業而言，在國內、國際市場間應該存在規模經濟。把國內商業環境弄好，企業就更有可能在國外建立商業網絡，這樣不但容易有自己的市場勢力，也更有實力進行產業價值鏈提升和開拓國際商業網絡。

在中國內部需求擴張的大背景下，政策制定要有意識利用好“市場換技術”。現在幾乎所有的產品領域，中國都是全球增長額最大的市場。去年以來，上海市有關機構做調研，外資進入中國的最大理由是“中國市場”而非“低成本”。市場大，企業規模經濟就能發揮，產業的分工、集聚和完整的產業鏈就容易形成，知識外溢、產業創新就具備良好的產業生態背景。

從汽車行業的經驗看，發展初期市場環境相對封閉，桑塔納轎車車型20多年不變，價格居高不下。市場開放后，因國內市場需求規模大、增長快，大量外資企業愿意與國內企業合資并轉讓部分技術。整車合資企業的發展帶動了上游零部件產業的發展和技術水平提高，同時為內資整車企業的建立、發展奠定了扎實的產業鏈基礎。這里頭，國內市場的因素（連同開放競爭）對于行業產業鏈發展、價值鏈提升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因此，政策制定上，通過減少不合理審批和干預，加強市場有效監管，降低企業經營的交易費用，提升商業網絡水平，并在各層次對外競爭合作中，充分考慮、利用中國需求因素的作用，對于經濟轉型升級意義重大。

產業干預過多

政府干預的順序是首先向產品購買和產品使用為同一行為人的潛在用戶推廣，再向產品購買和產品使用分離的潛在用戶推廣

產業政策本質上是破壞市場平等競爭原則的。只有市場失靈的時候，實施產業政策才有必要。以筆者調研過的新能源產業為例，如大型節能燈具、小型風光互補發電系統等，通常用于市政設施、社區等公共用途。這些產品的出現，通常能夠節約產品使用過程中的邊際費用，但潛在的購買者（如住宅小區開發商）得不到這一好處，可能更傾向購買一次性投入較低而使用費用由他人（如住宅業主）承擔的非節能產品。顯然，這類產品具有公共品屬性，存在市場失靈，而且政府往往是采購方，因此便于直接干預。

政府干預的順序是首先向產品購買和產品使用為同一行為人的潛在用戶推廣，如學校、醫院、圖書館等公共設施，再向產品購買和產品使用分離的潛在用戶推廣。這樣的好處是前一種用戶節約了使用費用，易于接受這類產品，而他們的購買會使生產企業的平均成本下降，進而降低產品價格，增加了后一類用戶直接購買的可能。筆者在調研中發現，某些新能源產業的規模經濟特性非常顯著，前期沉淀的研發、模具投入等成本比例很高，這一技術經濟特征支撐了由政府“扶上馬，送一程”的過程中，企業能夠較好地解決發展初期面臨的市場問題、成本問題和資金周轉問題。

特別需要強調的是，這種干預不僅要基于產品的公共品屬性，還要基于平均成本隨產量下降的技術特性，因此需要慎重甄別。比如，在當前的技術水平下，新能源汽車整車生產就不具有顯著的規模經濟性。這意味著需求側的補貼難以實現“補貼—銷售量、產量上升—單位產品成本下降—價格下降—需求增加—補貼政策退出”的良性循環。因此，將補貼的更大份額投入到具有一定產業公共品性質的研發平臺或技術創新補貼，更有利于這一產業自生能力的形成。

兩種創新資源未用好

利用好內、外部技術力量，能更快提高產品創新，并降低企業技術開發的風險。這個趨勢意味著，企業外部技術來源的重要性大幅增加

近20年來，隨著技術開發的高度分工、規模投資和產品生命周期縮短，對于任何一家企業，利用好內、外部技術力量，能更快提高產品創新，并降低企業技術開發的風險。這個趨勢意味著，企業外部技術來源的重要性大幅增加。事實上，近些年，先進技術跨國轉移的比例持續增長。因此，充分利用國內外兩種創新資源，吸收跨國公司的技術轉移，是提升中國產業結構的可行措施。

以促進經濟的長遠發展和提高地區的產業競爭力為根本，對外商投資有所選取，建立差別化的外資政策。逐步減少對一般技術、一般的加工生產和不符合產業升級趨勢的跨國公司投資項目的引進，減少和撤銷相應的優惠政策。對于具有明顯的技術領先性、生產鏈條的關鍵技術環節的企業，以及符合產業升級趨勢的跨國公司投資則可以繼續給予某些優惠政策。

在已有跨國公司進入的行業，可以繼續引進其競爭對手，創造競爭性的市場環境，迫使跨國公司加快新產品和新技術的開發和應用，加快向國內企業轉讓先進技術和適用技術。

當前，中國的一般勞動力紅利已趨于弱化，但研發人員的成本優勢非常明顯，正是看中了這一點，許多外資企業已將研發基地設在中國。因此，主動利用這個趨勢，在引進外部技術資源的同時，逐漸將研發能力通過人力資本載體外溢到本土企業。

土地制度優勢發揮不夠

人口的快速城市化要求城市投資，但一個突出矛盾是，初始城市基礎設施投入具有很強的“外部效應”，但建成后的直接收費遠遠不能覆蓋其社會效應

改革開放30多年經驗表明，即便是生產率低下的工業，其勞動生產率也大大高于農業。以2013年上半年的數據為例，中國第一產業產出1.86萬億元，占GDP的7.5%，僅相當于餐飲業的產值。當前，中國城市化率大約為52%，這意味著，第二、第三產業勞動生產率比農業勞動生產率高出10.4倍。考慮到季節性因素，按2012年數據測算，勞動生產率差8.3倍。從另一角度看，中國的耕地面積18.2億畝，而即便以傳統小農方式耕作，人均18畝地也不算多，這意味著有5億多人可以脫離大農業而不致影響產出。這一事實表明農業人口城市化是提高經濟效率、促進經濟轉型的重要出路。

2002年以來，中國每年新增城市人口1300萬左右，按國家統計局8月26日發布的數據，上半年單是新增農民工就444萬人，而且人均收入同比增長126%，這說明人口城市化進程速度仍然很快。

人口的快速城市化要求城市投資，特別是基礎設施投資的增長。否則，工業、服務業的勞動生產率就會被拉低。然而，一個突出矛盾是，初始城市基礎設施投入具有很強的“外部效應”，但建成后的直接收費遠遠不能覆蓋其社會效應。

近些年，高速公路開發、新城建設都是由社會資金參與投資，并以開發后的部分使用權作為回報。這一模式對于基礎設施投資和后期開發、解決國有部門資金約束、拓寬社會資金投資領域成效均顯著。而成功的重要環節是土地所有者、規劃者、投資者、受益者是一體的。

但反面的例子也存在，比如在鐵路投資領域。鐵路總公司是規劃者和主要投資者，但不享受開發后的外溢好處。沿途地方政府劃撥出鐵路建設用地、參與投資，但不能決定區域內鐵路建設規劃。這一方面導致鐵路部門回報低，債務負擔重，另一方面地方的建設規劃與鐵路建設不易有效匹配，影響總的社會效益。

因此，形成權、責、利匹配的基礎設施建設機制，是城市化的必然要求，也是有效促進經濟進一步工業化轉型的要求。

（作者為復旦大學全球投資與貿易研究中心研究員，復旦大學管理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