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令上海交通大學教授、國家文化產業創新與發展研究基地辦公室主任胡惠林感到鼓舞的是，自己所關注的“文化治理”因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而成為熱點話題。文化治理與文化管理有何區別？文化治理在國家治理中占怎樣的地位？它們之間是怎樣的關系？怎樣才能形成國家文化治理能力？帶著這些問題，記者采訪了胡惠林教授。

從文化管理轉變為文化治理

《中國社會科學報》：文化治理與傳統的文化管理有何區別？

胡惠林：文化治理的特征是通過主動尋求一種創造性文化增生的范式實現文化的包容性發展，這是文化治理與文化管理最突出的差別。文化管理是國家通過建立一系列規章制度對人、社會和國家文化行為的規范化，對象是文化行為及整個生態系統，主體是政府。文化治理是國家通過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和制度安排，利用和借助文化的功能用以克服、解決問題的工具化，對象是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主體是“政府+社會”，政府發揮主導作用，社會參與共治。管，具有法律和行政的強制性約束力；治，則更突出人、社會與國家的能動性和自主性。治，是針對問題的解決、克服，具有很強的規訓彈性，而管則是基于一定的價值尺度對人們的社會行為的規定，具有很強的懲戒剛性。從這個意義上說，實現從文化管理向文化治理的轉變，具有國家治理的意義，標志著國家文化治理主體的多元性，這是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現代化的重要標志。

文化治理是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部分

《中國社會科學報》：文化治理在社會治理或者說是國家治理中占怎樣的地位？它們之間是怎樣的關系？

胡惠林：文化治理是國家治理的重要形態，文化產業是國家實現文化治理最重要的形式之一。作為政治治理的文化產業，適應于政治文明建設的民主化進程和表達訴求的多元化發展機制建設，改革與政治文明進程不相適應的精神政治生產模式和精神政治秩序。文化產業是政治文明最重要的表達機制。文化產業的市場準入不僅是經濟問題，也是政治問題，體現一個國家和社會的政治文明程度。在不同的社會歷史條件下，不僅不同的國家會因不同的政治文化傳統，產生和形成不同的政治表達機制，即便是同一個國家也會因不同執政主體的不同政治信仰形成和建構不同的政治表達機制。

而文化產業的市場準入問題恰恰在這一點上成為不同國家的政治文明“窗口”。由于文化產業在本質上是社會的精神生產系統和精神的社會表達機制，與人們的社會權利與權力存在著天然的聯系，而正是這種權利和權力內在地構成了一個國家的政治民主關系。因此，國家文化產業市場準入的制度設置是這個國家 “善治”的表現。通過發展文化產業推進國家文明化，直接構成了國家的政治和精神文明生態。從這個意義上說，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加快發展文化產業，在當下的中國就是為了改革與政治文明發展進程不相適應的生產模式，推進國家治理的文明轉型和發展。

文化治理同時還是社會治理的重要方式，是社會參與國家文化治理最重要的機制和渠道。文化產業不僅生產和提供不同的文化產品，而且還生產不同的文化需求。一方面，它迎合人們的文化消費習慣；另一方面，它又生產人們的社會需求，改變人的文化消費習慣。由于任何意義上的文化產業所供給的文化產品都具有準公共產品的性質，因此借助于文化產品的生產和供給方式，平衡不同人群之間的社會需求，可以有效地消解社會心理壓力、疏導社會情緒。通過政府采購，把滿足個人消費的文化產品轉移成公共文化服務產品，不僅能有效地實現財富的二次分配，消除文化分配鴻溝，而且有助于建構公共管理的主體意識和文化產品生產的公共責任，通過提高供給文化服務的均等化程度，改善社會管理模式。

作為國家和社會治理的文化治理，服從于國家根本戰略利益發展需求，平衡與協調人、社會、國家三者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與生態之間的文明互動關系。因此，把推動我國文化大發展、大繁榮作為國家戰略和政策的提出，本身具有國家治理的性質。

發展文化產業 完善國家治理

《中國社會科學報》：我們怎樣才能形成國家文化治理能力？

胡惠林：國家文化治理能力的提高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國家文化治理能力的形成有賴于我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形成。在這里，最重要的是要在文化和政治、經濟、社會以及生態文明的建設發展中正確處理好政府、市場和社會的關系，其中最核心的問題就是如何最大限度地激活和發揮人民群眾在國家文化治理中的主體性，在文化的創造活動中參與國家的文化治理，在民眾自身價值的實現中，建構自身與其他方面的文明關系。國家文化治理能力的形成離不開全體民眾的自主性參與。這需要在實現從文化管理向文化治理的轉變過程中，轉變政府文化管理職能，簡政放權，推進基本公共文化服務均等化，充分發揮人民群眾在文化創造活動中的主體地位，在實現充分的文化權利的同時履行充分的文化責任；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破除現階段嚴重阻礙國家文化治理體系現代化進程的“行政文化市場”，最大限度地提供文化生產要素和文化商品流通的“無障礙化”和便利性，減少政府對文化生產經營的剛性干預，最大限度地破除利益集團對文化市場不公平的“定價權”，使市場在文化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體系性建構文化市場的公平與正義；讓公民和社會共同參與國家文化治理體系和國家文化治理能力建設，充分發揮社會組織在國家文化治理能力形成中的作用，積極建構企業法人治理、社會團體法人治理和國家治理相統一的“三位一體”治理機制。

國家文化治理理論的核心就在于，揭示了一個對于中國文化產業發展戰略來說最本質的命題：發展文化產業的目的是為了完善國家治理，是以市場經濟的方式實現文化的政治、經濟、社會的價值性轉換，進而改變和重塑國家治理模式。從這個意義上說，國家文化治理的提出使得文化產業發展在文化本位的層面上又回歸了它的價值理性：人——社會——國家的治理，從而實現了文化產業發展的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的有機統一：文化工業批判——文化產業發展——文化發展與國家治理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