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布熱津斯基曾倡導美國推行“智能帝國主義”政策，即利用隱蔽的秘密行動來維護、擴大美國戰略利益。中國近代史上的衰落、民族的苦難始于鴉片戰爭，但這場戰爭不單純是一場軍事戰爭，也是一場運用“智能帝國主義”謀略的戰爭。人們研究歷史時往往重視鴉片戰爭中英國的堅船利炮，而忽視英國運用“智能帝國主義”手腕的重要作用。在中華民族接近實現民族復興夢想的今天，研究“智能帝國主義”謀略，對抵御西方故伎重演和歷史悲劇再現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  戰略性腐敗  巧實力  鴉片戰爭  中國崛起

希拉里倡導“巧實力”傳承“智能帝國主義”衣缽

布熱津斯基在卡特政府時代擔任美國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目前仍然是美國政府的重量級戰略智囊之一。布熱津斯基曾倡導美國推行“智能帝國主義”（Intelligent imperialism）政策，即利用隱蔽的秘密行動來維護、擴大美國的戰略利益，如通過各種途徑拉攏腐蝕、賄賂各國領導人，然后利用掌握各國領導人的腐敗證據進行威脅敲詐，操控主流媒體、互聯網進行“魔化”宣傳，策劃針對國際對手的顛覆、分裂和破壞活動，挑撥、唆使鄰國如兩伊發生軍事沖突、戰爭，慫恿并支持日本、菲律賓等國制造東海、南海緊張局勢等。

2008年，奧巴馬政府上臺之初，西班牙《起義報》就曾撰文指出，奧巴馬政府可能會嘗試改變方法，采用布熱津斯基的“智能帝國主義”政策，讓其戰略的殘酷性顯得更加隱蔽一些，更多地動用美國中央情報局，努力用“間接”戰爭替代美國直接參與的戰爭，讓鄰國互相爭斗，美國精英實際上是在軍事主義和智能帝國主義兩種策略之間交替選擇。無論美國選擇哪種策略，它都會繼續在世界各地發動公開或隱蔽的戰爭，以推行自己的經濟體系并維護自己的利益。①

奧巴馬政府第一任國務卿希拉里果然實行了政策轉變，明確將“智能帝國主義”提高到國家戰略的地位。希拉里認為，布什的新保守主義政策具有過多的單邊主義色彩，片面強調依靠“硬實力”，致使美國形象嚴重受損，發動伊拉克戰爭甚至遭到歐洲盟國的強烈反對。 希拉里提出，美國應依靠“巧實力”（Smart power）來恢復全球主導地位，就是要通過靈巧運用可由美國支配的所有政策工具，包括外交、經濟、政治、輿論等政策籌碼來配合軍事硬實力。希拉里倡導的“巧實力”與布熱津斯基的“智能帝國主義”在本質上如出一轍。

中國必須正視的嚴酷現實是，希拉里推行的“巧實力”政策比布什采取的赤裸裸的單邊霸權主義政策更具有威脅性。布什總統強行發動伊拉克戰爭遭到了世界各國的普遍反對，希拉里卻依靠“巧實力”在全球咄咄逼人地推行著新霸權主義攻勢。許多美國人稱，在布什執政時期美國的國際形象過于惡劣，他們出國旅行時為避免麻煩往往有意隱瞞身份而自稱是加拿大人。當年法國、德國的政府曾聯合中國反對美國單邊主義，法國前總統希拉克曾稱美國政策導致“最糟糕的濫用權力”。

美國后來積極介入法國、德國的大選，扶植親美政客上臺，法國、德國政府在奧運會期間竟然變成了反華的“急先鋒”，公開跳出來支持西藏的分裂主義勢力制造動亂事件，美國卻有意躲在背后暗中操縱局面為反華火上澆油。2010年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公開介入南海爭端時，菲律賓政府還表示不希望爭端升級影響地區穩定，短短一年后就改變立場，尋找各種機會加劇爭端，向中國挑釁，菲律賓某些政客訪美時公開爭功邀寵尋求美國獎賞，顯示出美國運用了“智能帝國主義”手法收買別國政客，用經濟、軍事援助等籌碼來換取菲律賓協助美國圍堵中國。

布熱津斯基倡導推行的“智能帝國主義”政策，采取幕后各種秘密的經濟、外交、情報行動，比起布什的強硬政策來確實是“代價小、成效大”，對中國維護有利于發展的和平國際環境構成了嚴重挑戰。倘若中國單純運用硬實力籌碼應對東海、南海爭端，就可能正中美國軍工情報綜合體加劇沖突來謀利的下懷，必須研究有針對性地運用政治、經濟、外交、輿論等籌碼，挫敗美國推行“智能帝國主義”而發動的隱蔽“巧實力”戰爭。

中國崛起、戰略性腐敗與鴉片戰爭的教訓

2012年11月29日，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八大結束不久后參觀《復興之路》展覽時指出，經過鴉片戰爭以來170多年的持續奮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展現出光明的前景。現在，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2012年12月，據西方媒體的報道，經濟合作組織預測，2016年中國的經濟規模將位居世界第一，美國中央情報局也預測，2030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將超越美國。無論何時中國的經濟規模超越美國而位居世界第一，可以肯定的是：未來20年將是中國發展的關鍵時期，在中國崛起的道路上必然面臨著來自美國越來越激烈的遏制、圍堵。

早在2010年，奧巴馬在發表國情咨文演說時，就誓言捍衛美國全球第一的地位。美國高層智庫首腦甚至警告說，美國將會通過戰爭手段阻止全球權力向中國的轉移，這就意味著中國經濟崛起的趨勢必然同美國霸權發生矛盾。美國為維護世界霸權利益必然千方百計遏制中國崛起，中國作為一個有影響力的大國，也自然無法置身于一個與世無爭的“世外桃源”。

2012年7月1日，美國前助理財政部長保羅·羅伯茨博士在西班牙《世界報》上撰文，揭露了美國將中國視為敵手的戰略圖謀。美國絕不能容忍其全球霸權因中國崛起而衰落，正采取重返亞太的戰略并在中國周邊及南海地區興風作浪。他指出，華爾街金融投機家、龐大軍工財團的利益，被華盛頓置于國家利益和公民福祉之上。美國經濟日趨走向衰退時，中國經濟卻在快速增長。中國的經濟規模預計將在不遠的未來超過美國，中國將取代西方國家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經濟體。華盛頓面對被超越的前景寢食難安，華盛頓的對策是圍堵中國并將亞太地區軍事化。

美國正在將越來越多的隱形飛機、航空母艦部署在亞太地區，不斷加強美國在沖繩、關島和其他軍事基地的部署力量，鼓勵日本右翼政府越來越強硬地對抗中國巡航釣魚島，顯示出越來越強烈的意愿促使釣魚島沖突升級而不是緩和。國際媒體正熱議中日圍繞釣魚島爆發戰爭和美國介入的危險。盡管美國在軍事上圍堵中國的姿態咄咄逼人，但是中國畢竟是核大國；美國雖然是在軍事力量上位居全球第一的超級大國，但是歷時8年之后仍無法用軍事征服伊拉克，在11年之后仍無法用軍事征服阿富汗。美國選擇與中國正面沖突前，必須掂量這樣做的代價和風險。

美國圍堵中國將會更多采取“智能帝國主義”攻擊手法，即使是挑起軍事沖突，也不敢貿然發動大規模戰爭，而以軍事施壓促進軟硬兼施的全方位“巧實力”攻勢，將顛覆、分裂中國的希望更多地寄托在運用“巧實力”手腕上，圖謀聲東擊西地攻擊中國在政治、經濟、金融諸多方面的薄弱環節。正像在里根政府實施瓦解前蘇聯的秘密戰略過程中，“星球大戰”等軍事項目表面聲勢浩大只是虛張聲勢，其實卻是動搖前蘇聯領導人意志的“攻心戰”伎倆；重點放在從政治上培養代理人進行內部分化瓦解，從經濟上壓低油價促使前蘇聯外匯來源趨于枯竭，從意識形態上利用代理人制造歷史觀和理論思想的混亂，動搖前蘇聯領導人對社會主義制度的信心致其誤入改革歧途，最終不戰而勝，導致了超級大國前蘇聯陷入瓦解分裂。

未來數十年，隨著中國綜合國力逐漸接近或超越美國、力量日趨強大，爆發戰爭的危險將逐步減少。但是，即使是中國經濟成功崛起并真的位居世界第一，也將面臨來自“智能帝國主義”的更多攻擊、挑戰，正如獅子群面對體型超過自己的大象也不會放棄貪心，而會更多運用謀略尋找大象群的薄弱環節然后進行攻擊一般。因此，中國就是變成了世界第一經濟大國也不能麻痹大意，倘若中國缺乏警惕、稍有大意，就難免會遭到種種隱蔽攻擊。無論在崛起過程中還是成功崛起后很長時間里，中國都必須將如何應對“智能帝國主義”的威脅放在首位，挫敗西方運用政治、經濟、外交、輿論等領域杠桿，發動遲滯、破壞中國崛起的全方位“巧實力”戰爭。

近代史上中國的衰落、民族的苦難始自鴉片戰爭，但是這場戰爭并非單純地是一場軍事戰爭，它同時也是一場運用“智能帝國主義”謀略的戰爭。這場戰爭涉及利用清朝的腐敗官員內應來達到戰略性目的，致使當年擁有世界最多財富和軍隊的清朝陷于失敗。人們研究歷史時往往重視鴉片戰爭中英國的堅船利炮，而忽視英國運用“智能帝國主義”手腕的重要作用。在中華民族接近實現民族復興偉大夢想的今天，重新研究鴉片戰爭中英國的“智能帝國主義”謀略，對抵御西方故伎重演和歷史悲劇再現有著重要意義。

一般的歷史教科書都強調在清朝后期，中國國力衰弱、軍事落后，在與擁有堅船利炮的大英帝國的軍事對抗中遭到慘敗，最終導致鴉片戰爭的失敗并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但是，令人困惑的是，盡管道光年間清朝的國力有所衰落，清朝的經濟規模不僅遠遠超過英國，而且超過了所有歐洲國家的經濟規模的總和。據安格斯·麥迪森的統計，1820年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相當于歐洲的1.22倍，堪稱是世界上擁有最多財富的國家。清朝也擁有世界上規模最大的軍隊。當年，英國對亞非的小國往往直接發動殖民戰爭，而對大國往往采用“智能帝國主義”手腕。

清朝的海軍力量雖然無法與英國的堅船利炮抗衡，但轉入陸地作戰后力量對比就可能發生變化，清軍有可能以天時地利人和彌補武器的不足。在陸地上，清軍有熟悉地形、供給方便、人數眾多的優勢，發揮得好就能重創英軍并令其不敢踏上中國土地。1839年鴉片戰爭爆發前不久，英軍曾派數萬軍隊從印度進攻阿富汗，阿富汗人民利用地形等優勢彌補武器缺陷，成功抵抗英軍并消滅了其30000多有生力量，挫敗了英軍入侵并令其數十年不敢發動殖民戰爭。

在1840年的第一次鴉片戰爭中，英國曾派遣了一支4000多人組成的“東方遠征軍”，人數僅為入侵阿富汗的英軍規模的1／10，后來隨著戰事擴大，增兵后的英軍也不過萬余人。英國深知中國的國土、軍隊規模遠遠超過阿富汗，派遣如此少的軍隊說明其目的不是全面軍事征服，而是通過襲擾沿海而顯示武力來恐嚇清朝屈服。倘若清朝避開英軍海上火炮鋒芒而發揮陸上優勢，即使不能像阿富汗那樣殲滅入侵的英軍，也很容易做到長期對抗并阻止鴉片走私貿易泛濫。

英國的東印度公司是殖民征服、擴張的先鋒，也是對華走私鴉片和挑起鴉片戰爭的罪魁禍首。東印度公司是英國1600年成立的最早的股份公司，是為了分散海外殖民掠奪過程中的風險而成立的，曾長期被英國政府授予海外統治、外交和軍事行動的特權。東印度公司作為肩負著英國殖民擴張使命的資本主義股份公司，特別重視如何以最小的成本代價來掠奪最多的財富，善于運用政治、經濟、外交手段配合軍事擴張行動。

英國東印度公司在征服印度的過程中，就廣泛采取了“智能帝國主義”的謀略。如通過行賄收買印度統治階層來培育戰略性腐敗力量，挑撥印度不同派系、地區的統治者相互爭斗甚至發生戰爭，然后向沖突雙方提供武器，從中漁利并趁機軍事介入，用“智能帝國主義”手腕逐步以較小代價征服了印度，而不像對待緬甸、阿富汗等亞洲小國一樣直接進行全面的軍事占領。東印度公司面對遠比印度更為遼闊、富有的東方大國清朝，毫無疑問也會運用曾成功征服印度的種種“智能帝國主義”謀略，包括收買賄賂清朝官員并要挾、脅迫他們，促使清朝屈服。

鴉片戰爭期間，關于英軍在中國沿海地區的侵略襲擾活動有許多史料記載。但是，由于英國運用戰略性腐敗手法屬于秘密活動而罕有公開史料記載。鴉片戰爭爆發前夕（1830年至1839年），英國對清朝走私輸入鴉片規模達到61776箱，以當時的市場價格每箱754兩白銀計算，這種違法走私活動的規模高達數千萬兩白銀，遠遠超過后來中國洋務運動30年的投資總和。英國進行如此大規模的鴉片非法走私活動，必然花費大力氣來廣泛賄賂收買清朝各級官員，這樣才能打通關卡并對抗朝廷的查禁活動。鴉片戰爭期間，英國為實現以有限軍事行動迫使清朝屈服的戰略目標，也必然充分利用長期以來在清朝統治階層中培育的戰略性腐敗力量，這一點無論是否有史料記載都是確定無疑的，因為這是英國在征服印度等殖民擴張行動中的慣用手法。

19世紀馬克思撰寫《鴉片貿易史》一文時，就曾依據當時西方報刊對鴉片貿易的報道，深刻揭露了英國廣泛利用戰略性腐敗的手法，并使這種腐敗侵蝕到了清朝官僚體系的心臟：“正因為英國政府在印度實行了鴉片壟斷，中國才采取了禁止鴉片貿易的措施。天朝的立法者對違禁的臣民所施行的嚴厲懲罰以及中國海關所頒布的嚴格禁令，結果都絲毫不起作用。中國人的道義抵制的直接后果就是，帝國當局、海關人員和所有的官吏都被英國人弄得道德墮落。侵蝕到清帝國官僚體系之心臟、摧毀了宗法制度之堡壘的腐敗作風，就是同鴉片煙箱一起從停泊在黃埔的英國船上被偷偷帶進這個帝國的”。②

有些人認為不應強調鴉片戰爭對近代中國衰落的影響，清朝歷代積累的腐敗內因才是更為關鍵的因素。清朝歷代的腐敗確實導致了嚴重的社會問題，但是有必要區別一般性腐敗與戰略性腐敗的不同作用（一般性腐敗不會像戰略性腐敗那樣導致大規模財富外流）。近代中國興起的鴉片走私貿易，是由擁有豐富全球殖民擴張經驗的英國，運用現代資本主義的手法全力推動的。鴉片走私貿易的戰略性腐敗導致了大規模財富外流，其影響遠遠超過官吏盤剝國內商人的一般性腐敗。

即使假設清朝官員貪污了30年洋務運動的全部資金，也僅僅相當于1849年一年鴉片貿易導致的白銀外流。即使不計算鴉片戰爭導致的清朝巨額賠款損失，也不考慮后來西方列強競相侵略掠奪中國的財富，中國在1773年至1911年間僅因鴉片貿易流失白銀45億兩。倘若沒有西方列強推動鴉片貿易的戰略性腐敗，中國就能輕易將洋務運動的規模擴大100多倍。由此可見，外來戰略性腐敗對近代中國衰落的巨大影響，以及其對近代中國工業發展和新興資本主義的殘酷扼殺。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參觀復興之路展覽時指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這個夢想，凝聚了幾代中國人的夙愿。要把中華民族復興的藍圖變為現實，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需要我們付出長期艱苦的努力”。中國要想實現民族復興的偉大夢想，必須同時在軟、硬兩條戰線上應對美國的霸權挑戰。不僅必須擊敗美國運用軍事力量發動的“硬戰爭”，還必須擊敗美國運用“巧實力”杠桿發動的“軟戰爭”，特別是擊敗美國青睞的戰略性腐敗武器——“智能帝國主義”；否則，無論在軟或硬的戰線上的失敗都會帶來巨大的歷史代價。前蘇聯曾在經濟規模上接近美國位居世界第二位，結果遭到美國的“巧實力”戰爭攻擊而分裂瓦解。日本經濟也曾一度位居世界第二，結果遭到美國金融戰爭洗劫并陷入長期停滯。今天，中國經濟規模再次接近美國位居世界第二，昔日“老二”遭到失敗的命運是否會在中國身上重演，最為關鍵的是要看中國能否成功戰勝“智能帝國主義”的威脅與挑戰。

美國視戰略性腐敗為“智能帝國主義”利器

美國將掌握各國高官的腐敗證據作為謀取戰略利益的手段，視為智能帝國主義政策武器庫中的精確制導炸彈，能夠以較低的成本有效實現擴大全球霸權利益的目標。平時精心培育并毫不猶豫在關鍵時刻頻繁運用，值得中國進行深入研究以更好維護國家安全和戰略利益。中國的反腐應該區分戰略性腐敗和一般性腐敗：一般性腐敗是某一單位領導人謀求自身私利的違法行為，僅能給某些單位造成局部的經濟利益損失，而戰略性腐敗將會給國家造成影響全局的戰略利益損失。

對于戰略性腐敗和一般性腐敗都必須進行嚴肅的治理，因為它們都會給國家利益造成不同程度上的損失。對一般性腐敗在廉政反腐工作中也必須給予高度重視，稍有忽視、縱容都必然會影響、敗壞社會風氣和黨政廉潔，而一旦遇到外部勢力的利誘、脅迫就會轉化為戰略性腐敗。如果某單位領導人親屬的經濟違法證據被敵對方掌握，乘機對領導人進行敲詐脅迫，就可能造成國家機密泄露的重大損失。重大戰略性腐敗的產生往往是以一般性腐敗泛濫為基礎的，防止戰略性腐敗的重要途徑就是防微杜漸，從治理一般性腐敗入手。

戰略性腐敗將會被帝國主義用作威脅敲詐的武器籌碼，因此，中國有必要在反腐工作中對戰略性腐敗給予特殊重視，并將其作為國家安全和廉政建設部門工作的重中之重。中國有必要深入研究戰略性腐敗發生的客觀規律，在什么樣的部門、場合和條件下容易產生戰略性腐敗，如何防范敵對方掌握戰略性腐敗證據并進行威脅敲詐，如何預防出現一般性腐敗轉化為戰略性腐敗的環境、條件等。

值得指出的是，戰略性腐敗的處理方式應區別于一般性腐敗，應優先考慮如何避免影響社會穩定、避免給國家利益造成重大損失，考慮如何避免一般性經濟腐敗的戰略性演變。對屈從敵方脅迫出賣國家戰略利益的行為，應加重處罰。應考慮采取掌控事態、將相關人員調離敏感崗位等措施，預先防范敵對勢力利用、曝光腐敗證據而危害國家安全和穩定。

處理戰略性腐敗應首先考慮維護國家的戰略利益，以挫敗帝國主義攻擊中國的戰略謀略為出發點，根據涉嫌官員維護國家利益的表現來決定從輕還是加重處罰。對于戰略性腐敗應事先深入研究并周密預防，重點防止被美國利用威脅社會穩定和國家安全；應建立不同于治理一般性腐敗的國家安全和黨政監察系統，應揭露美國既利用又冷酷拋棄其代理人的一貫傳統做法。中國還應發揮社會主義優勢并加強政治思想教育，堅持并發展馬列主義，認清新型的智能帝國主義的手腕及其危害，提高廣大干部、群眾（特別是在業務中經常與跨國企業打交道的部門和企業）防范美國政治經濟滲透的覺悟。

美國竭力輸出的金融自由化、私有化政策，特別容易出現滋生戰略性腐敗的溫床和客觀條件。因為這些政策可以促使壟斷財團隨意進入操縱別國股市、樓市，廉價收買、控制別國壟斷性、戰略性行業并獲暴利，因此它們愿意出高價收買別國政客推行這些經濟政策。獲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世界銀行前副行長斯蒂格利茨曾撰文生動地描述了在推行戰略性、壟斷性行業私有化的過程中，政府高官在巨額回扣賄賂的誘惑下瞪大了眼睛。希臘發生的嚴重經濟危機也可追溯到戰略性腐敗。希臘的金融和國債部門的負責人都同高盛有密切的聯系，他們推行匯率、利率自由化并引入金融衍生品埋下隱患，為美國壟斷財團利用希臘政府債務隱患大肆唱空、炒作，引發利率飆升等一系列經濟危機連鎖反應創造了條件。阿根廷的前經濟部長卡瓦略曾在哈佛大學接受新自由主義教育，其在任職后竭力推行開放資本賬戶、銀行私有化等改革，在阿根廷爆發金融危機前夕協助西方金融資本外逃。后來，卡瓦略以出賣情報破壞金融安全的罪名遭到逮捕，曾重用卡瓦略的阿根廷前總統梅內姆也因涉嫌腐敗出逃國外。

戰略性腐敗的發生存在著一定的客觀經濟規律，就是美國比較容易掌握親美政客的腐敗證據，因為美國在同親美政客的密切交往中容易設置種種腐敗誘餌，然后就能以較低成本的代價逼迫他們屈從于美國的戰略利益。美國為了獲得最大戰略利益，不僅優先選擇利用親美政客，而且往往選擇從威逼利用和曝光拋棄兩方面來加以利用。開始，美國往往逼迫親美政客直接效力于美國的戰略目標，如鼓吹美國宣揚的“普世價值”或推行新自由主義的私有化政策，讓美國的跨國公司廉價收買、控制戰略性行業和國有企業、銀行，配合美國的軍事、政治、外交行動并受唆使與其他國家發生沖突，等等。但是，當美國覺得正面利用的價值不大時，就開始從反面來利用他們的價值。

例如，美國電報電話公司、中央情報局都曾提供大量資金，收買、支持智利的皮諾切特將軍策劃軍事政變，推翻了通過民主選舉合法上臺的阿連德政權，進行了殘酷迫害社會黨、自由民主人士的鎮壓活動。此外，還重金資助經濟學家設計私有化、金融自由化改革，進而在尚未發生中東戰爭引發石油危機和“滯脹”的情況下，將智利扶植成拉美第一個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樣板國家，以利于美國壟斷財團通過私有化控制拉美各國經濟、金融命脈。但是，當皮諾切特將軍的地位下降和利用價值不大時，又策劃趁他訪問英國時以侵犯人權的名義將其逮捕，以配合美國鼓吹“人權高于主權”的國際戰略。

巴拿馬的前總統諾加列曾經與美國中央情報局密切合作，中央情報局曾有意引誘他販毒并掌握了販毒證據，后來為了策劃入侵和控制巴拿馬運河的戰略行動，毫不猶豫將諾加列的販毒證據曝光并將其抓捕到美國。美國雖從親美政權那里得到利益但并不會因此而滿足，到了一定階段后就變換手腕追逐更大的利益，此時美國培育的戰略腐敗就能發揮更大的作用，美國就會將其作為戰略籌碼操縱別國政權更迭。

美國對于一些奉行強硬反美政策的國家（例如古巴、朝鮮和伊朗等國），雖然感到猶如芒刺在背并恨之入骨，一直想千方百計推翻、顛覆其政權，但因缺乏戰略性腐敗等智能帝國主義的手段，直接干預的代價太大而始終沒有得逞。對于這些公開而又強硬反對美國的國家，美國很少有機會滲透到這些國家的內部，因而很難掌握這些國家高官的腐敗證據。由于古巴、朝鮮等國的體制具有純潔性，致使美國很難滲透并培育戰略性腐敗。

遭受到美國策劃的政治動蕩和“顏色革命”顛覆的很多國家，它們以前恰恰不是奉行反美政策而是親美的國家。如薩達姆曾經奉行親美政策并發動兩伊戰爭，甘心充當美國的智能帝國主義工具來打擊鄰國伊朗。美國不僅向薩達姆提供經濟援助還提供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用于鎮壓庫爾德人反抗和打擊美國的仇敵伊朗。當薩達姆因兩伊戰爭的長期消耗陷入財政困境時，他指望通過侵吞科威特的石油財富來彌補損失，還期待憑借與美國的特殊關系來獲得美國允許。

薩達姆曾多次向美國試探入侵科威特的意向，沒想到恰恰中了美國從兩面利用親美政客的一貫圈套。美國先是通過各種渠道向薩達姆暗示放心行動，一旦薩達姆上鉤就果斷將其作為軍事介入中東地區的借口。先是通過“沙漠風暴”戰爭行動打垮了伊拉克軍力，又通過武器核查禁運重新奪回了美國提供的化學武器，當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威脅消失后，才以此為借口對伊拉克發動了旨在控制中東石油資源的軍事入侵。薩達姆像巴拿馬的諾加列等美國走狗一樣，最終落了個“狡兔死，走狗烹”的下場。

深入觀察近年來國際局勢的發展，就會發現，美國正在積極實施布熱津斯基倡導的戰略，運用智能帝國主義的手腕制造巴爾干、中東、亞洲地區的動蕩。前些年，美國在中亞推行“顏色革命”的過程中，當一些國家政府和反對派煽動街頭民眾激烈對峙的時候，有些政府領導人甚至在并未喪失掌控大權的情況下就突然出走，原因就是美國中央情報局曾威脅將有關領導人的腐敗證據曝光。美國有意通過策動“顏色革命”推翻有權力根基的親美政權，然后不斷更迭政權扶植更加親美的反對派上臺執政，而反對派缺乏權力根基和經濟實力被迫更加依賴于美國，這樣美國就能更好地控制這些國家的政權以獲取戰略利益。當前，美國實施重返亞洲的戰略之后，又將這些智能帝國主義手腕運用于東海、南海，拉攏、唆使日本、菲律賓等國的政客遏制中國，損害了地區各國長遠發展利益和企業、民眾的利益。

注釋

①“明天美國的國際政策會怎樣？”，西班牙《起義報》，2008年10月11日。

②馬克思：“鴉片貿易史”，《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13～72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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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斌：《威脅中國的隱蔽戰爭》，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2000年。

Be Alert Against the Deep Crisis of Strategic Corruption

—Intelligent Imperialism Tactics in History and Reality

Yang Bin

Abstract: Brzezinski has advised the US to implement the "intelligent imperialism" policy, namely, using hidden covert actions to maintain and expand the US strategic interests. China's national suffering and decline in the modern history began during the Opium War, which was not only a military war, but a war concerning the adoption of the "intelligent imperialism" strategy. When studying history of the Opium War, people often pay attention to the British gunboats and ignore the important role played by the UK "intelligent imperialism". As the Chinese nation is about to realize its dream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researching the "intelligent imperialism" strategy has important significance in preventing the western world from waging another war and avoiding a repeat of historical tragedy.

Keywords: strategic corruption, smart power, the Opium War, the rise of China

【作者簡介】

楊斌，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研究員。

研究方向：政治經濟學、國家經濟金融安全。

主要著作：《美國隱蔽經濟金融戰爭》、《美國官方數據如何被操控》（論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