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總體上持續快速增長，是世界經濟學家眼中的“中國奇跡”。在中國，江蘇的蘇、錫、常地區創造了一種富有地方色彩的鄉鎮集體經濟，即 “蘇南模式”，它與“溫州模式”、“泉州模式”、“耿車模式”并稱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的樣板。江蘇鄉鎮企業產值最高時占全省農村社會總產值的“五分天下有其四”，在全省工業總產值中“三分天下有其二”。按照發展經濟學家錢納里等人的研究，無論是“中國奇跡”還是“蘇南模式”，這種經濟總量的高速增長，實質是經濟結構快速變遷的結果。城市化是與地區經濟現代化相關的最重要的結構性變化之一。本文研究“蘇南模式”城市化及其演進，以此管窺、理解和揭示二十多年中國經濟轉型與發展的一個側面。
一、人口遷移城市化的簡單理論回顧
城市化是現代化的一個主要方面。庫茲涅茨認為：“城市和鄉村之間的人口分布方式變化了，即城市化的進程。”這一定義以城市(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來衡量城市化水平。在發展中國家，由于落后的傳統農業部門和先進的現代工業部門并存，城市化通常與農村剩余勞動力相聯系，城市化基本上是指剩余勞動力從農業中轉移出來，到城市就業。早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發展經濟學家劉易斯、費景漢·拉尼斯分別建立模型解釋二元經濟向一元經濟轉變過程中人口轉移配置情況。這兩個模型都把二元經濟的發展歷程描述為一個現代部門不斷擴張而傳統農業部門逐步縮小的過程，而且都認為可以通過收入分配向儲蓄階層傾斜，使現代部門迅速積累資本并從傳統部門不斷吸收勞動力和經濟剩余而實現，區別只在于費景漢·拉尼斯模型中農業部門除了提供勞動力以外，還提供剩余產品。因此，該模型指出：在鼓勵工業部門擴張、加快經濟增長的同時，也不能忽視農業。拉美、南亞、非洲的一些發展中國家按照劉易斯·費景漢·拉尼斯模型，追隨發達國家走農業剩余勞動力涌向城市的道路，結果導致城市人口激增，交通、糧食、能源供應全面緊張，擁擠、污染、城市貧民窟等弊病叢生的“過度城市化”。
為了解答發展中國家在城市化過程中遇到的新問題，托達羅等于1970年提出了一個新的人口流動模型，較好地解釋了在城市失業條件下，勞動力仍不斷從農村流向城市的現象。托達羅模型認為：人口由農村向城市流動主要是受預期收入的影響。由于城市正規部門的工資大大高于農村收入，所以即使城市失業率很高，農村勞動力也有可能愿意向城市遷移。當城市與農村的預期收入相等時，人口流動達到均衡。該模型的政策含義是：要根本解決發展中國家的城市問題，必須改變偏向城市的做法，促進農村經濟發展。事實上，發展中國家不僅農村貧困，城市也不富裕，城市消化剩余勞動力的能力極其有限。向儲蓄階層傾斜的收入分配政策，反而加劇業已存在的貧富懸殊，從而進一步擴大社會分化與對立。我國如果靠現有城市來吸收農村剩余勞動力，不僅由此會產生比在其它國家出現的更為嚴重的“城市病”，而且會因生產要素過度流失而再度出現農業的凋敝和萎縮。
在中國，過去集中計劃經濟體制下推行重工業優先增長的發展戰略，削弱了工業對勞動力的吸收能力；單一的政府投資建城的建設方式限制了城市的更快發展；為了保證工業發展，政府制定了嚴格的戶口遷移制度，糧油供應制度，勞動用工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制造了森嚴的城鄉壁壘，阻斷了鄉-城人口流動。發展中國家的實踐和中國的現狀表明，已有的二元結構下人口遷移的城市化理論相對準確地反映了后發國家經濟-社會的結構特點，但在應用理論時仍然困難重重；盡管托達羅模型得出重視農村經濟的結論富含啟示，但對于國情各別的發展中國家，依然不易由此產生具體有效的對策；推進中國城鄉分治條件下的城市化，需要另辟蹊徑。
二、“蘇南模式”城市化的最初實踐
“蘇南模式”是學術界對江蘇蘇、錫、常地區自1980年代以來經濟和社會發展道路的概括和總結。它反映了在大中城市的輻射和帶動下，鄉鎮企業異軍突起，小城鎮迅速發展，剩余勞動力轉移得以實現，農村經濟和國民經濟總量大幅度增長，其示范效應曾惠及全國農村經濟制度和經濟結構轉變。伴隨鄉鎮企業崛起的蘇南農村小城鎮化構成“蘇南模式”城市化的最初實踐。
1.蘇南鄉鎮企業崛起
鄉鎮企業能首先在蘇南地區興起，有歷史和現實兩方面的因素。就歷史而言，蘇南自明、清以來，即有著發達的家庭手工業、紡織業基礎。地理上瀕江臨海，水陸交通發達，歷來商賈云集。到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蘇南已發展成為我國民族工商業的重要基地，發達的工商業傳統構成蘇南地區以發展實業為核心的特殊文化。進入計劃經濟年代，蘇南農民開辦社隊企業，從中摸索著經營的經驗和進行原始資金積累。就現實而言，蘇南人多地少，農村家庭承包制實行后釋放了大量的剩余勞動力，人們有發展工商業的內在沖動。我國實行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制度，農業比較利益低下，發展非農產業成為農民的理性選擇。改革初期的雙軌體制可以滿足人們從計劃軌之外獲得生產資料的要求；短缺經濟為產品銷售提供了良好的市場條件。蘇南毗鄰寧、滬，大城市居民與蘇南農民存在密切的血緣或非血緣關系，人員往來頻繁；這些大城市科研院所林立，成為蘇南非農產業發展的技術供應源。
由于市場取向的改革才剛剛開始，政府組織資源的相對價格遠低于市場組織資源的價格(邱成利等，2000)。由社區政府出面提供生產要素，挑選能人充當企業家，動員農民投資，以創造收入、增加就業、保障社區福利和支農義務為目標的社區企業應運而生。毫無疑義，在重工業優先的工業化戰略下，二元對峙，城鄉分割，排除了社區企業向城市布局的可能，又由于企業產權隸屬集體，鄉鎮政府主導企業決策并索取剩余?；诘赜蚝退袡鄡煞矫嬖颍@種由鄉、鎮、村辦或農民組辦、聯戶辦的社區企業統稱為鄉鎮企業。需要說明，鄉鎮企業集體經濟所有制的企業組織形式，在其創辦的早期，具有非凡的積極意義：鄉鎮政府直接參與企業經營不僅節約了要素成本支出和降低了交易成本，而且企業的委托-代理鏈遠較國有企業為短，強化了監督、激勵的有效性，造就了鄉鎮企業的高經濟績效，推動了鄉鎮企業在早期的飛速發展，成為政府推進工業化的新動力和蘇南農村小城鎮化的產業基礎。
2.人口就地轉移意義上的蘇南農村小城鎮化
費孝通先生曾根據蘇南小城鎮在解放后的變化情況，將小城鎮的演變以七十年代初期為界劃分為前后兩個時期。在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初是小城鎮的衰落時期；七十年代，特別是其后期，小城鎮開始復蘇，逐步走向興盛。而導致這一變化的直接原因并不是商品流通的恢復，而是鄉鎮企業的迅速發展。“工業發展不同于農業，它必須要有一個集中的地方。這個地點一要交通便利；二是對來自各個村莊的務工社員來說地理位置要適中。這兩個要求使社隊工業找到了處于衰落的原有小城鎮。”也就是說，鄉鎮企業在聚集機制作用下，向小城鎮集中發展，帶動了蘇南地區小城鎮的興起和繁榮。在蘇南地區農村經濟結構轉變過程中，來自體制方面的約束，使農村剩余勞動力無法順利地實現從農村轉向城市，然而，由于蘇南地區小城鎮相對密集，距離較近，交通十分方便，因此出現大量在農村居住，到小城鎮務工的“兩棲人口”。同時，受小城鎮聚集經濟吸引，許多鄉鎮企業依傍小城鎮建廠，農村工業向小城鎮集中。在農村工業化背景下，生產領域的結構變化促使作為鄉鎮企業空間載體的小城鎮迅速成長，鄉鎮企業不僅奠定了蘇南模式的經濟基礎，而且本身就是蘇南農村城鎮化中最具特色的重要內容。小城鎮位于城鄉結合部，是大中城市與農村聯系的紐帶；小城鎮也坐落于農村地區，與農業關系密切，是農村地區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城市功能顯著。由于鄉鎮工業帶動，小城鎮對勞動力需求快速增長，吸收和消化了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起著“蓄水池”的作用。蘇南小城鎮化實踐不僅合理使用了農村勞動力，而且大大減輕了大中城市的人口壓力，在帶動蘇南城鄉經濟蓬勃發展的同時，開辟了中國城鄉二元格局下城市化發展的新路。
三、“蘇南模式”城市化的分階段演進
蘇南農民依托鄉鎮企業的機制優勢成功發動農村工業化，以農村城鎮化創舉，一舉實現農業剩余勞動力就地轉移，但是，這種特定時空背景下鄉村工業的機制優勢具有相對性，隨著中國市場化改革進展，鄉鎮企業運行機制從相對優勢逐步轉為相對劣勢，建基其上的蘇南農村小城鎮化也無可避免暴露出許多的新問題。中國經濟社會轉型愈是深入，經歷了最初成功實踐的“蘇南模式”城市化就愈需要主動調整，在自我揚棄之中分階段演進。
1.經濟轉型背景下蘇南小城鎮化的局限性
⑴鄉鎮企業發展環境、運行機制優、劣易勢
從外部環境看，八十年代末葉以后，我國經濟社會體制巨變。1992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作為體制改革目標正式確立，計劃、市場雙軌并行時代行將終結，從現行體制之外尋求生存和發展的空間對鄉鎮企業不再必要；1997年起，市場格局轉向全面過剩的買方市場，鄉鎮企業技術層次大多屬于低端，面對放開搞活的國有企業、個私企業、外資企業的激烈競爭，產品銷售困難，生存空間備受擠壓；從企業內部機制看，社區政府掌握企業控制權和剩余索取權的產權安排，潛藏著政府挪用大量剩余于非企業利潤最大化目的的可能，當鄉鎮企業生產性資本大量轉為非生產性用途，必然表現為凈資產下降、負債上升，侵蝕企業發展后勁。賣方市場轉向買方市場后，組織生產、營銷的企業家功能比動員資金的企業家功能更為重要；市場格局變化、鄉鎮企業數量增加、規模擴大放大了企業信息在作為委托人的鄉鎮政府和作為代理人的企業經理之間的不對稱分布，從而由企業內部經營者來組織要素相對于由企業外部的鄉鎮政府組織同樣要素價格要便宜得多，由此出現鄉鎮企業內部人控制問題；進而經營者運用控制權，在剩余分配上向自己傾斜，并通過利潤隱瞞、轉移價格等方式尋租，引起嚴重的資產流失。鄉鎮企業在計劃經濟年代形成的以市場為導向的相對靈活的機制優勢，在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逐步變得僵化。一方面，集體經濟產權決定了它在經營上對政府的依賴性，致使鄉鎮企業天生因襲著國有企業舊有弊端；另一方面，小規模使鄉鎮企業轉產方便，但規模小不利于采用先進技術，短缺經濟下的結構優勢相應轉化為激烈競爭市場條件下的競爭劣勢。
⑵蘇南小城鎮化存在的突出問題
與鄉鎮企業相伴興起的蘇南小城鎮，發揮過就地轉移農業剩余勞動力的歷史功能，但這些農村小城鎮自發發展，同鄉鎮企業“村村點火、戶戶冒煙”相一致，不僅規模小而且布局極為分散。過小的城鎮規模達不到規模經濟要求，起不到產業集聚、人口集中的充分作用。服務業需要依托相當規模的消費者，而小城鎮人氣不旺，使得蘇南地區普遍存在服務業發展緩慢的現象。小城鎮布局分散有許多缺點：一是積聚效應弱，重復建設、重復投資、產業和產品結構雷同，專業化程度低因而分工協作困難；二是“三廢”排放分散，不利于集中處理，增加了環保部門監控和治污難度；三是農村土地制度為鎮辦、村辦企業提供廉價使用土地的便利，這導致部分企業圈占農田，可耕地浪費嚴重，客觀上會加劇人口與耕地之間的矛盾。
2.由農村小城鎮化向企業城市化、城鎮城市化提升
我國正在推進的經濟轉型或轉軌包括三個方面：經濟體制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型轉向集約型；經濟發展階段由傳統向現代轉型。蘇南農村小城鎮的重要特色是農民通過創建鄉鎮企業，就地發展小城鎮，自己轉移自己。鄉鎮企業與小城鎮的局限性分析表明：蘇南模式城市化曾經具有的創新優勢主要與粗放的經濟增長方式相聯系，計劃經濟為主的體制是其中主要的說明因素。適應當前階段經濟發展要求，對蘇南小城鎮及其產業進行現代轉型構成蘇南模式城市化的新內容。
⑴鄉鎮企業改制與企業城市化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出現的經營受挫和財務狀況惡化造成蘇南鄉鎮企業資產不斷“縮水”，強化了對企業現有產權制度進行重大調整的迫切性。一方面，經營才能增長和資本積累催生企業經理內心愈益強烈的改制沖動；另一方面，在對企業實際控制力下降、企業虧損和資產流失情況下，鄉鎮政府為減輕或擺脫責任以降低權利行使成本，也積極支持鄉鎮企業產權改革，其結果是鄉鎮政府退出鄉鎮企業，企業產權向內部人傾斜，在任經理“持大股”。與鄉鎮企業改革相呼應，2003年5月1日，江蘇省決定取消戶口劃分，農民可以進城投資辦廠、居住和生活。鄉鎮企業改制完成后，企業卸去了為社區提供福利保障的包袱；原鄉企職工兼業性的就業特點，減化了企業對原職工下崗安置的工作；一般而言，小城鎮沒有齊備的生產要素和現代化設施，因而不足以成為現代企業進入競爭社會的良好載體。在鄉鎮，不僅企業小規模化，城鎮也不易做大規模?；谧非笞钣欣麆摌I條件的驅動，改制后的企業展開新一輪要素組合：對內精簡人員；對外重新布局。前者意味著大量原鄉企職工重返鄉土，直接導致小城鎮地區人口負增長；后者意味著散布在鄉鎮的中小企業不斷向城市和重點城鎮集中。
長遠看來，企業的壯大需要依托城市。企業城市化通過鄉村企業之間、鄉村企業和城市企業之間要素重組與資產整合，將給企業帶來新的發展機遇和巨大的經濟效益。具體而言，不同規模企業分別向不同層級的城市轉移；同一企業內部，則先總部城市化，分享城市信息流、資金流、人才流的優勢，通過城市占領市場、積累資本、培育商譽；然后企業的生產部門向各級城市(鎮)工業園區集中。表現為企業城市化的次序推進。各類工業園區培育自己的專業特色，吸引更大范圍的同類或相關企業。由于企業能提供財稅、增加就業、促進消費、帶動城市建設，企業城市化對所在城市有巨大能動作用。生產集中和規模擴大，為第三產業贏得快速增長的空間。根據發達國家的經驗，80%以上的勞動力可在服務業找到工作(文貫中，2000)。城市越大，服務部門在總就業量中所占的比重也越增大，相應為農業勞動力重新向城市流動提供了機會。
⑵突出功能提升的城鎮城市化
城鎮是一地域概念，蘇南小城鎮化強調的是當地農業人口進入小城鎮。但城市不只是地域的概念，市即“交易”，在特定市場交易是城市的基本功能。城市人口比重只反映了城市化水平“量”的方面，城市作為市場中心、信息中心、服務中心、文化教育中心的功能構成城市“質”的內涵。人口城鎮化不過是城市化初始階段的現象，城市現代演進必定要突出城市功能提升。農業人口剩余是城市供給不足的表現，但蘇南小城鎮星羅棋布并不代表城市供給充足。研究證明，“鄉鎮企業這樣的鄉村工業的發展可能減緩了一個地區城市化的進程”(文玫，2000)。城市太小，城市太少，城市功能太弱，集聚不起經濟能量和發展的要素。蘇南小城鎮化增加了城鎮個數，但卻在更大程度上抑制了大中城市的發展，削弱了城市可能發揮的功能，因而加劇了農業剩余勞動人口增加與城市供給不足的矛盾。4城鎮城市化要求重點城鎮集中。城鎮只有達到一定規模才能聚集起市場，聚集起人氣，才能作為城市發揮功能。在國外，許多國家的小城鎮數量在減少(洪銀興，2000)。蘇南已經完成的撤鄉并鎮工作正反映城鎮城市化趨勢。突出功能提升的城鎮城市化要配合企業城市化進行城市產業結構調整。首先是產業重組，使金融、信息、服務等第三產業向大中城市集中；其次是吸收包括鄉鎮企業在內的公司總部及其營銷中心遷入城市；再次是建設良好的基礎設施和服務環境，吸引高級人才和跨國公司研發中心等先進要素進入中心城市。通過要素流動、重組，升級城市產業，使城市真正作為“地理上集中的綜合產業極”發揮應有的功能。
3.主動融入“長三角”，發展城市集群，區域一體化，促進城市深化
當代中國正處于“城市社會來臨”的前期(張鴻雁，2000)。世界平均城市化水平已經達到54%，中國城市化水平超過了30%，蘇南地區則已超過40%。如果按照西方150年間城市化發展規律，即：城市化平均水平每20-25年翻一番的標準估計，未來20年左右的時間里，中國城市化水平將達到60%以上，中國將有5-7億農業人口轉化為城市人口。這將是中國重大而且空前的社會結構轉換和中國現代化的必然過程，也將是人類史上規模最宏大的社會地理變遷之一。預見并把握中國城市化與城市現代化過程與結果，是我們認識區域經濟的重要理論前提。即將來臨的中國城市社會意味著：從發展的格局出發，必須打破縣、市這類傳統行政壁壘限制，從新的大區域整合視角來審視城市發展問題。
(1)促進市場空間擴張、城域整合的全球化背景
中國長期實行的計劃經濟體制形成了行政區域與經濟區域重合的制度，在行政職能同時掌握經濟權力的條件下，中心城市的經濟輻射邊界受到該城市行政管轄范圍限制。但是，上個世紀末葉興起的經濟全球化使過去以國家、民族和政府等方式割裂開來的經濟體將以市場經濟的方式重新整合和配置。一方面，全球范圍內的分工、交流、合作與競爭日益強化；另一方面，體制自由化和貿易全球化模糊了企業的空間、城域和國別屬性。在這一宏觀背景下，中心城市的經濟功能及由此產生的輻射力、聚合力在配置市場資源方面的功能將愈益強化，進而呈現出以此為核心的打破行政區劃限制和重新整合經濟要素的強大勢能。
(2)蘇南各市主動參與“長三角”產業分工體系，在與大城市經濟互動中加深融合
20世紀90年代，中央決定開發開放浦東。同時，來華外資投向出現新趨勢：即首先進入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地區，然后沿江自東往西推進。這種情況下，上海調整發展戰略，集中發展航空航天技術、通訊信息產品、新材料和微電子等高科技產業。蘇南地區及時搶抓機遇，蘇、錫、常建立了國家級高新技術開發區；昆山先自費后被國家承認為國家級開發區；張家港建成江蘇省唯一的國家級保稅區；中、新合作開發的工業園區也在蘇州建成。開發區建設，呼應了浦東開發，快速引進一批技術要求相對較低或勞動密集的產業，成為蘇南三市城市主導產業，，并且在嫁接改造的基礎上形成了普通電子產品、家電制造、輕紡和通訊產品配套等專業化生產，進一步提高了蘇南與上海都市區經濟的產業耦合與集聚化程度。
(3)以科技創新提升制造產業結構，帶動蘇南城市集群和地區一體化發展
蘇南制造業競爭力衰退。20多年改革中，蘇南借助于鄉鎮企業率先突破制度壁壘和承接上海產業轉移，形成制造業先發優勢，曾經在紡織、服裝、機械、電子、城市客車等領域占據相當比重市場份額。但是，進入買方市場以來，蘇南企業產品銷售率和成本費用利潤率持續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商品積壓增加。反映以企業數量多、平均規模小的態勢進入低壁壘行業，在競爭不太激烈的狀況下保持了一定的總量優勢，但在省內外其它企業過度進入，特別是外資企業高科技產品的沖擊下，蘇南制造業產品市場競爭力急劇下降。
蘇南制造業結構調整的方向
調查顯示，在我國工業企業生產能力過剩、市場難以出清情況下，攝錄一體機、微型計算機核心電子元件的70%是由國外企業和三資企業提供；在最能代表一國整體技術水平的機電設備生產中，國產機電設備的國內市場占有率不足60%，其中數控機床等高端設備國內市場的80%被進口產品所占領。這意味著，目前買方市場所反映的水平過剩只是結構性過剩，即科技含量小、附加值低的產品過剩，對于技術密集度高、更新換代頻率快的產品由于需求價格彈性小、消費者偏好存在剛性，故而其市場空間依然十分廣闊。從制造業結構的國際對比看，美國經濟的繁榮與歐洲經濟徘徊不前形成反差，也只有從科技進步的角度才能理解美國經濟長達8年以上的持續增長。據國際數據公司的統計，美國用于信息產業的投資人均850美元，遠高于其它西方國家對信息產業的支持。因此，蘇南制造業結構調整的方向應當借助高新技術及其創新，加大對制造業的改造力度，不斷提高產品工藝檔次和科技含量，實現高新技術產業化，塑造新的壟斷競爭優勢。
高新技術及其創新升級產業結構、促進城市集群、推動區域一體化的內生性
新技術是新產業形成的前提，而新產業產生和主導產業興替、產業結構的轉換決定了城市區域經濟的自我增長和作為發展能力，構成了城市體系形成與發展的基礎。首先，城市間技術互補。按照雅各布的城市孵化器假說，新技術和新產業理想的孵化基地應該是大城市，高新技術呈輻射狀擴散和轉移，很自然地在地域上鄰近的城市之間形成互補性技術關聯，由于信息和技術在區域內各城市間的傳遞不對稱，城市間博弈的結果既可能是形成若干城市無主導型的技術互補，也可能形成一個城市主導技術開發，其他城市在技術上處于技術補充、技術追隨或技術依托。其次，城市間產業配套。歷史地看，產業升級與創新總是伴隨高、新技術的開發和應用，科技創新又反過來對城市化的產業配套功能提出新要求，一方面，產業鏈的形成不可能局限于某一地區、某一城市來完成，新技術在城市間轉移、擴散，結合不同城市自身特點和相對優勢，發展技術和產業分工。同類或不同類產品按其在產業鏈上所處的不同位置進行配套；另一方面，產業基于技術便利而在空間上集聚形成跨城市產業帶，相應會增加對城市的公共設施和金融、保險、信息、技術咨詢等服務業配套需求。再次，城市間要素配置。高新技術產業具有跨越式成長的特征，能夠在短期內快速形成具有一定規模和數量的產業群或產業帶，傳統產業升級改造后也獲得新的競爭力。產業發展會產生超出單個城市供給能力的要素需求。隨著信息技術大幅度降低地理磨擦的成本，良好的產業成長性將能夠成功誘導商品、資金、信息、人才流動，并在進行技術轉移和成果轉化過程中，自發地將產業發展要素在若干城市組成的區域大市場中有機整合和有效配置，特別是產業發展提供了更多就業機會，促使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增密了城市人口，提高了交易的地理集中度和交易的效率，促進分工和城市規模擴大。
總之，高新技術及其創新在改造傳統產業和形成新興產業中，大量產業在城市集聚，吸引農民進城，擴張城市規模，產業群或產業帶跨城市延伸，通過技術互補、產業配套、要素配置，拓展了市場空間，加強著城市間聯結，在地域上相鄰城市進而發展成城市帶、城市群，有力地促進區域一體化發展和競爭協調，推動著城市深化，從而也影響了區域現代化的方式和內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