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鄉在一個作家那里代表了什么呢？這使我想起了電影《魂斷藍橋》中男主人公帶著漂亮、天真的女朋友到他的莊園（亦即他的故鄉）時說的一句話，童年是無窮無盡的。那是一個人面對自然，一個小生命面對無窮的大生命時的種種歷險，是一個生命本真時期對本體世界的有趣探索。人長大后，便開始面對知識和邏輯的世界，面對道德虛擬的空間，面對責任、存在的巨大壓力。也許探索本體世界的日子已經徹底地錯失了，我們開始探討人的世界，于是，名利、哲學、藝術等都充塞著一個實體，即人。文學即人學，這一命題在人文時代發揮了重要作用，它將人這一實體高高地舉了起來，使人類終于認識到了自身的崇高與潛能，但是，它同時也遮蔽了人的虛體，即人在面對無限時的虛無，在面對死亡時的絕望，在進入夢境后的潛在。而那個虛體，往往是與故鄉在某個深谷里相遇并潛伏著。在某種意義上，作家就是在描述人的實體存在時，盡最大可能地尋找、記憶甚至想象人的虛體存在。《紅樓夢》看似在對人的日常生活進行寫實，實際上最后落在了人的虛體存在上，是中國文學中對人的虛體存在進行了最大可能描述與尋找的作品。西方人將虛體存在稱為“彼岸”，中國人則將其稱為“虛境”，是道的另一面存在。因而，故鄉對于文學的意義具有了形而上的色彩。

對故鄉的執拗寫作，終究會成為一個作家最為黝黑的特征，也就成了他的地域特色。對于鄉村長大的作家來說，故鄉便是大地、水草、山川甚至沙漠，而對于城市長大的作家來說，故鄉便是天氣、街市、世情甚至人欲。一方水土養一方人，而一方人也就有了一方的文化與性格。城市也一樣，北京和上海是絕然不同的。老舍與王朔筆下的北京總是充滿著某種“天下觀”和意識形態，充分地表露出“天子腳下”的臣民意識，而張愛玲與王安憶筆下的上海、香港則充滿了市井氣息和流言蜚語，展露的是商業社會的種種世情。

中國古人的文學方式是人與自然的對話，講究的是物我兩忘、天人合一。這樣的傳統使中國人始終對自然有一種對應的本能，將有限的自我融入無限的宇宙之中，將死亡的恐懼化為對道的信仰，而最終將人的實在與空虛相得益彰、相輔相成。這種傳統一直持續了上千年。也許因為詩歌的體量小，不能像小說那樣大面積地描述故鄉，所以在古典詩歌中，我們很少聽說李白的什么地方或杜甫的什么地域。小說不同，它用龐大的文字創造了一個世界，一個與那個作家的童年、故鄉、知識、經歷、愿望甚至夢境等相一致的世界。

這種現象到新世紀時似乎變得“自覺”，作家群的地域現象越來越突出。與其說是作家的自覺，倒不如說是作家的增加使作家群和地域特色越來越明顯。比如，拿西部來說，在現代文學史上，西部是一片荒漠，連一個西部作家的影子都未掠過，但是，自延安成為紅色革命根據地之后，文學重鎮西遷，不久便有柳青出現。之后一段時間，先是路遙捧出了《平凡的世界》，接著是陳忠實推出了《白鹿原》，再是賈平凹奉獻了《懷念狼》《高興》《古爐》《帶燈》等，將陜西那片深厚的土地挖得越來越深。同樣，雪漠也用“大漠三部曲”一次又一次地將涼州大地上的生態特征展露給世界，李學輝相伴推出《末代緊皮手》，將涼州人對土地的獨特崇拜挖了出來。再往西走，便是劉亮程的村莊。劉亮程的散文和小說似乎都在建設一個世界。這個世界里，有一個孤獨的人在做著一件孤獨的事，即感悟世界。他是一個閑人，他不用去忙著做與別人爭名利的事。劉亮程創造了另一個故鄉。

這至少說明，故鄉對于一個作家極為重要，而重視故鄉便會構成他的地域特色。也許不必刻意去提作家群現象，因為作家必將是獨特的。只有出現了一個又一個獨特的作家，才可能會構成一種風景。假使這些風景有共同的景致，它才可能會出現地域特色的作家群現象。現代以來，因為共同的美學追求，出現過一些文人的團體，如創造社、語絲社、左聯等。他們因為對文學有共同的理解，所以走到一起，形成一個文學團體。上世紀80年代，這樣的社團森林般崛起，隨后又潮落般消失。他們很少因為地域特征而結社，都超越了地域的邊界。但是，在研究者或組織者、宣傳者那里，人們往往會尋找另一種“團隊”——不能稱為團體——這樣做的結果便以地域來劃分一些作家，將他們“強硬”拉到一起。

這樣的行為到底有沒有意義？它能否成為一種文學現象？這是值得思考的問題。但是，另一個問題也隨之產生，即全球化語境下，地域文化有多大的生存空間？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運動從反面證明人類的文化差異越來越小，人類的文化多樣性存在變得日漸嚴峻。也許在過去的幾千年間，人類想方設法使文化趨同，今天這樣一種方式仍然在進行，如對大國語言的全球化學習，對工業文明的全球化推進。但是，這樣一種工業化的進程在為人類帶來福祉的同時，也為人類帶來更大的困境。當文化的差異越來越小，當地域文化消失殆盡之時，也就是人類被新的龐大的文化體制復制和工具化的時期，尤其是人類被物化和異化將是不可避免的命運。在這樣的境遇下，文學能做點什么？

也許一些作家已經回答了這個問題。賈平凹說，他要為家鄉立傳。雪漠說，他要把正在消失的故鄉記錄下來，讓后來的人們知道，人類曾經如此生活過。作家們開始記錄這個時代，當然，不是簡單的記錄，而是帶著深深的反思。如遲子建的《額爾古納河右岸》是對即將消亡的鄂溫克族的回憶、記錄和思索，梁鴻的《中國在梁莊》是對故鄉文化在發生巨變的深刻反思。有很多作家甚至以他者的身份進入別人的故鄉，去記錄異鄉的存在，如楊顯惠的《甘南紀事》，李娟的新疆系列散文……

自然，文學是可以超越這些的，但是，文學在故鄉駐足，在故鄉落淚，在故鄉留影，在故鄉深思，最后將故鄉寫成一種文學形象，永久地留存于文學的天地，也是極其偉大的，尤其是在今天。

（作者為西北師范大學傳媒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