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走和平發展的道路不僅符合中國自身發展需要和所處的國際環境，也符合中國思想文化傳統和現代理念。歷史證明，搞擴張，搞霸權，遲早要吃虧，要垮臺。中國的崛起面臨的是一場戰略競爭、制度競爭;中國的崛起要走協調與合作之道，而非結盟之路。要把握好大局，首先要處理好中美關系;同時，著力化解諸如中印領土、釣魚島、南海等爭端，構建穩定的周邊戰略環境。總的來說，中國近期面臨國際環境是風險與機遇共存、協商與合作將會繼續。

關鍵詞 和平發展 中國崛起 中美關系 協調與合作

中國提出要走和平發展的道路，后來又提出要構建和諧世界，黨的十八大進一步提出要高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旗幟”，在國際關系中要弘揚“平等互利、包容互鑒、合作共贏”的精神，這些都是崛起的中國提出的新理念、新政策，它們既是國內政策的指導原則，也是具有世界導向意義的大戰略、大智慧，中國這樣做，既有利于自己，也有利于世界。

　走和平發展道路的大道理

中國宣示要走和平發展的道路，這首先是中國自身發展的需要。中國自改革開放之后實現了經濟的快速增長，在短短30年里，一躍成為綜合實力居世界前列的大國，從總量來看列世界第二，對外貿易、制造業、外匯儲備等一些衡量國家實力的具體指標，都居世界之首。

從世界歷史經驗來看，一個如此規模的世界性大國的崛起，必然會追求更多自己的利益，而要獲得更大的利益，傳統的做法就是對外擴張，而傳統的擴張手段就是攫取更多的領土、資源與財富，當然還有政治上的要求，那就是獲得霸權，如今，這條路已難以走得通。而對中國來說，這不僅是走不通的問題，更是不能走的問題。

從中國發展的角度來分析，盡管中國成為了經濟總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大國，但是其“二元身份”長期難以改變。所謂“二元身份”，即一方面總量很大，但另一方面人均財富很少，要真正實現強國富民的中國夢，道路還很長。如果走傳統擴張之路，那就要打仗，不是小仗，而是大仗，其結果必然是要動用大量的資源，發展的進程就會中斷，中國折騰不起。歷史上，沒有通過戰爭擴張便實現大國崛起的只有美國。但是美國的崛起有著很特殊的歷史環境，兩次世界大戰賦予其千載難逢的歷史機會，別的大國或強國都受到不同程度的侵害或削弱，只有美國得以獨善其身，實力大增。中國在未來崛起的道路上是享受不到這種歷史機遇的。

即使中國經濟總量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但離實現民富的目標還相距甚遠。到21世紀中期，我們定的目標還只是基本實現現代化，人均GDP達到10000美元，而那時發達國家的民富水平會更高。如今，老百姓有話語權，政府必須順從民意，如果決策方向讓老百姓變窮了，那就難以行得通。走和平發展的道路可以維護中國國強民富道路的可持續性，這對于有13億人口的大國來說至關重要。

中國的崛起處于一個全新的國際環境中，即全球化的開放時代。過去只有靠傳統的擴張辦法才可以獲得市場和資源，現在則可以通過參與全球化競爭，利用開放的世界市場來實現，甚至可以獲得更多。用戰爭方式終歸要受損失，付出巨大的代價，既然可以用和平的方式實現強國之夢，那又何樂而不為呢?

走和平發展的道路符合中國的思想文化傳統和現代理念。中國有著和合共處的文化傳統，專家們認為，“和”與“合”是中國傳統文化思想的精髓。因此，在中國走向復興之后，強調和平發展、和諧共處、包容互鑒，這并不突然，既不是無根之草，也不是空穴來風，而是出自于本源。

我們可以回顧一下歷史。新中國成立后不久，我們就與世界上某些新興國家一起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中國在歷史上曾遭受過侵略，蒙受欺辱，承受了巨大的人員與財富損失，但我們在國家穩定之后并沒有采取報復的手段，而是提出和平共處、睦鄰友好，與侵略過中國的日本實現關系正常化后也沒有索要戰爭賠償。在取得發展成就之后，我們進一步提出要“睦鄰、安鄰、富鄰”，讓鄰國從中國的發展中受益，實現共同的發展。在中國經濟總量和綜合實力居世界前列之后，我們提出絕不走傳統大國崛起的老路，要走和平發展的道路，絕不稱霸，要構建和諧世界。有人說，和諧世界是一個烏托邦，而在我看來，那可以體現中國文化的一個理念和思想，其實說到底，也就是“和平共處，合作共贏”原則的不同表述。

歷史證明，搞擴張，搞霸權，遲早要吃虧，要垮臺。英國曾是“日不落帝國”，最后衰落成一個屈居英倫半島的二流國家;德國發動了兩次世界大戰，其鐵軍二戰中曾橫掃歐亞非大陸，最后被占領改造，靠加入到歐洲地區合作，與其他國家和平共處發展才得以恢復國家統一;日本通過脫亞入歐、維新變法在亞洲率先實現工業現代化發展，憑借膨脹起來的實力，發動所謂“大東亞圣戰”，對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國家實行軍事占領，結果還是大敗，被美國占領、管制與改造。

就中國對外擴張的歷史而言，即使是在歷史上最強大的時候，也是靠“關系”構建一種互利共處的秩序。當然，生活在現代的人們也許不會相信未來的中國會與當代的大國不一樣。國際上有許多人都在用懷疑的眼光觀察中國，看我們是否會用增強的實力與霸權國家爭霸，是否會恃強凌弱，欺負他國，因此，他們也在作萬一中國會這樣做的準備。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我們還是要多做工作，以實際行動取信于人，因為只有互信，大家才可以和平共處、包容互鑒、尋求和諧。

中國走和平發展的道路也是為了創建新的國際環境。二戰后，國際局勢先后發生了一些巨大變化：一是殖民主義的終結，使世界普遍實現了民族獨立;二是冷戰的結束，使意識形態的對立與制度的對抗不再存在。因此，通過和平發展的方式，可以實現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在世界上應有的地位，發揮更大的作用。

美國靠二戰和冷戰獲得了超級大國的霸權地位，為了長久維持其國際地位，強制推行它的價值觀，不斷地發動戰爭，一直在世界各地打仗，戰爭讓它付出了巨大代價，也幾近掏空了它的家底，要不是靠美元的霸權，早就撐不下去了。此外，通過強制的辦法來推行其價值觀，最終將證明收效甚微。在現在的開放世界，發展模式、價值文化的吸引力主要來自于形象、影響等方面，如果搞得好，大家就會效仿，這就是所謂的軟實力。

中國的崛起不是靠戰爭，而是靠參與全球化，利用開放的市場環境。崛起的中國走和平發展的道路，通過發揮“正能量”影響，必定為推動全球化繼續發展，創建一個更加公平、公正的世界，為后起的發展中國家提供更好的發展環境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當然，宣示與實踐并不自然同軌，這需要我們作出非凡的努力。對中國的宣示，國內政界、學界人士、公民大眾也有不同的聲音，別國的政要、專家和公眾也有諸多不同認知，這也是事實。

中國的崛起面臨的是一場戰略競爭。中國的崛起是綜合實力的提升，包括軍事力量的提升。面對中國軍力的迅速增強，有關“中國威脅論”的聲音在世界上也頗有市場。比如，中國為了自己的安全和捍衛自己的利益，需要建設強大的海軍，突破所謂的“近海島鏈包圍”走向遠洋，這樣不僅會引起別國的警惕甚至敵視，還會與現存占主導地位的國家(比如美國)發生“戰略沖撞”。如今，美國已認為其地位和利益受到威脅，宣布“重返亞洲”戰略，把大部分海軍部署在亞太地區。

面對此種局勢，中國該如何應對?如果采取直接的戰略對抗，就需要動員財力和人力。美國現在是中國經濟總量的2倍、人均的10倍，中國與美國拼實力拼不過，也會把自己拖垮，甚至會破壞中國所追求的和平發展環境。這里重要的是要有準確的戰略判斷。如果美國要打中國，那我們就只有拼死一戰;如果美國只是防御性戰略壓制，那我們就可以與之進行戰略周旋，在提升自己應對實力的同時，開展戰略對話，尋求戰略協調。中國提出要建立新型大國關系，這個“新”字體現在避免對抗、尋求協調與合作、不爭霸上。應該清醒地看到，中美之間既有戰略利益對撞，也有戰略利益彌合，彌合點就是相互依賴的經濟關系和利益、共同面對的地區和全球環境。中美之間這種既沖突又彌合的大國關系是前所未有的，因此，要用新方式來處理，同時也給走新路提供了可能。

有人說，這樣做是一種委曲求全之策，會犧牲中國的國家利益。筆者認為這種說法不妥，因為這不是委曲求全，而是以盡可能小的代價爭取盡可能多的戰略空間與戰略主動。中國并沒有為此犧牲什么，能保證和平發展就是最大收獲。歷史上，大國崛起后總是要通過戰爭與擴張來追求更大的利益，而中國所追求的是利益共享(shared interest)、互利共贏。中國人吃夠了被欺負、長期戰亂之苦，最能體會利益共享、互利共贏的深刻含義。

中國的崛起面臨的也是一場制度競爭。中國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實行一黨執政的政治協商制度。而當今，世界范圍內占主導地位的西方資本主義道路實行的是多黨選舉制。中國要能在這種制度競爭中堅持住，建立信譽，提升吸引力。實行中國式制度的畢竟是少數，因此，中國會發現政治盟友甚少，被稱為“孤獨的大國”。其實，這樣描述中國并不準確，中國并不孤獨，中國發展轉變的經驗正在為許多國家所關注，只不過因為國情不同，它們難以照搬中國的經驗。當前，中國還處于發展轉變的進程中，國際社會對于“北京共識”、“中國模式”等概念，還很有爭議。如果中國能解決好發展中的問題，諸如發展與穩定、國強與民富，權力與民主、公平與正義、增長與可持續等方面的矛盾，那就可以在制度競爭中站得住，提高吸引力。

歷史上，大國崛起擴張總是靠結盟，即構建強國主導下的聯盟勢力。而如今，中國“無盟可結”，只有另尋途徑。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加入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中蘇分裂后開始奉行不結盟政策;后來又提出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冷戰結束后，我們大力推動伙伴關系的建設。如今，我們與世界上眾多國家都建立了伙伴關系，伙伴既不是盟友，也不是敵人，伙伴之間可以開展協商、協調與合作，這是一種新的共處關系。

其實，走合作而不是走結盟的道路，二戰后的歐洲也是這樣做的。作為兩次世界大戰策源地的歐洲通過開展區域合作，獲得了發展，贏得了和平。這是對人類社會的一個重大貢獻。在構建伙伴關系的同時，中國還積極參與和推動區域合作，力圖構建一種平等參與、協商對話、合作發展與合作安全的新區域關系框架。亞太地區和亞洲不是歐洲，難走歐洲合作的道路，更難形成歐洲那樣的緊密區域合作制度，只能走多元和合之路，建立多層合作框架。問題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內容和作用，只要能夠實現地區的穩定、和平與發展，就達到了目的。當然，人們對這種軟約束機制的實際效能還存有懷疑，認為它們并不能真正起到阻止沖突或爭斗的作用，大國爭奪，其中包括崛起的中國，可能會愈演愈烈，甚至發生戰爭。這種擔心也不無道理。只要中國堅持，就是一種可以起重要作用的力量。

從國際范圍來說，中國是靠參與全球化和國際分工，加入國際現行體系來獲得發展，實現崛起的。國際社會擔心，崛起的中國會改變現行的國際體系，甚至另起爐灶，因為歷史上崛起的大國也這樣做過。

事實上，盡管中國通過參與現行國際體系來發展自己，但對現行體系也并不滿意。不過，中國已是現行國際體系的一部分，既沒有必要也沒有能力推倒重來。中國所訴求的是國際體系的漸進變革，使之更合理、更公平，尤其是能讓后起的發展中國家獲得更好的發展條件和環境。中國這樣的主張也會得到很多國家的支持。當今世界，一大批發展中國家正在進入新興經濟體的行列，它們已形成一股巨大的勢力，像印尼、印度、巴西、南非這樣大的發展中國家，它們也不會同意推翻現有國際體系而重建一套新體系，因為它們需要參與，需要從現有體系中獲得利益。因此，中國在參與、漸進改革現行國際體系方面還是有志同道合者，并不孤獨，發展中國家的這種“群體崛起”也是構建世界新關系和新秩序的一個重要推動因素。盡管中國與其他新興發展中國家之間存在利益和戰略上的分歧以及競爭性的矛盾，但是它們并非敵對，而是可以成為伙伴的。這可以從“金磚國家”之間開展的制度化合作發展得到證明，它們的合作不是為了推翻現有體系，而是為了在現有體系中尋求更大的發展空間，推動現有體系向更有利于它們發展的方向調整改革，同時也是為了拓展和發揮它們之間的合作潛力。

　重要的是能把握大局，克服障礙

中國經過近百年來的衰敗，留下許多未解難題，包括領土、歷史等方面，國家尚未完全實現統一。這在以往的大國崛起歷史中是沒有先例的。

經過艱苦與充滿智慧的努力，國家走向完全統一似見曙光，中國大陸與臺灣兩岸關系有了新發展。回顧以往，我們成功地讓香港、澳門以和平方式回歸，但是臺灣問題卻歷經風險，在很長時間里，戰爭陰云久久不能散去。特別是民進黨上臺執政后要搞臺獨，這幾乎把中國大陸逼到“墻角”，為了中國的整體利益，迫不得已時也要打一仗，而戰爭一旦打起來，范圍就可能會擴大，其中不排除美國參與的可能。幸虧局勢向利好方向轉化，戰爭得以避免，兩岸開始了從經濟開放到制度化建設的進程。如今，以漸進制度化建設為基礎的兩岸關系出現了良性互動，構建和平發展基礎的共識在增加，以此為基礎，兩岸逐步擴大與加深協商、協調與合作的意愿和行動就會成為主流。把握好兩岸和平發展的大局，也就為中國走和平發展的道路提供了可靠基礎。

需要把握大局的最重要問題當屬如何處理中美關系。中國提出建立新型大國關系，應該說主要是針對中美關系。冷戰后，美國的國家戰略是企圖建立以美國為首的單一“民主”世界，為此，著名美籍日裔思想家弗朗西斯·福山曾提出歷史終結論。而中國對美政策的主基調是避免直接對抗，努力尋求合作。我們一直在克制，在化解發生沖突的“毒瘤”。中國在國際上不想、也不可能挑戰美國的統治地位;在戰略上，中國沒有野心、也沒有能力、更沒有必要挑戰美國的老大地位。黨的十八大報告強調，中國絕不爭霸。這不是宣傳口號，而是真實的大政方針。

目前，國際社會高度關注美國的亞太戰略轉移，對此，我認為有幾點必須重視。其一，美國已成為亞洲合作機制(例如東亞峰會、東盟地區論壇等)的成員，中美之間與其他國家有共同參與的平臺，不是“隔山喊話”，像冷戰時期美蘇那樣各在一方。美國參與進來也要守規則，接受其他國家的監督。盡管美國可以在里邊拉幫結派，但是如果做得過分，危及地區對話合作的總體利益，那也要受到限制。為了參加東亞峰會，美國簽署了東盟制定的《東南亞和平友好條約》，其基本原則是和平解決爭端，不訴諸武力。這對美國的行為就是一個限制。其二，中美之間存在緊密的經濟聯系，同時，在地區安全事務上也互有借助，存在不少共同的關注和利益。各自國內都有著與此密切相連的利益集團，決策者不能不考慮它們的利益。此外，中美之間人脈聯系密切，建立起了各個層面的對話交流機制，從頂層到基層都有，溝通甚多，了解甚深。其三，中美對抗將殃及其他國家。事實上，愿意中美兩國對抗，愿意傍美國“大腿”與中國對抗者不能說沒有，但真正能為其賣命者也不多，有時不過是利用美國為己助威，一旦中美真正對抗起來，它們也不見得就緊跟。在我國周邊地區，鐵定跟隨美國的可能只有一家，那就是日本。跟緊的也就是兩家：澳大利亞和菲律賓。后者也不穩定，換了領導人也許情況就不一樣，畢竟當年是菲律賓人把美國駐軍趕出國門的。半信半疑者居多，其中也包括它的盟友。

對于美國來說，竭力遏制中國力量的擴張空間是其既定政策。但其政策的主導趨向還是以防為主，而不是以攻為主;是力量的戰略博弈，而不是力量的戰略對抗;是新老大國之間的戰略性競爭，而不是死斗。在這種競爭中，實力是后盾與基礎，這既包括硬實力，也包括軟實力(即制度、文化、價值)，尤其是后者更為重要。誰有優勢，誰就能吸引更多的支持者和認同者。

對于中國來說，硬實力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而提升，硬實力是中國應對美國壓力和遏制的基礎，中國也有對付美國的非對稱性“殺手锏”。中國硬實力的提升是為了增強自身的安全，而不是用來與美國爭霸。除非美國非要與中國打一仗，否則，中國不會主動進攻美國。顯然，中國對美國的戰略也是以防為主，而不是以攻為主。面對中美的兩個以防為主的戰略，雙方只要把握好大局，就可以避免發生大的對抗。

對中國具有挑戰性的是如何處理周邊關系，尤其是如何化解爭端，構建穩定的周邊戰略環境。中國歷史上遺留的問題很多，值得我們以更大的智慧去解決。首當其沖的就是領土爭端問題。在領土問題上，陸地邊界目前只剩下與印度的糾紛。但中印之間已不太可能會發生像1962年那樣的邊界沖突，因為現在的國內外環境與那時有很大不同。當時中印邊界沖突的大背景是中蘇對抗，中印之間直接的利益聯系很少，蘇聯又在背后慫恿印度大膽采取進攻行動。只是在中國作出反擊之后，印度才知道深淺利害，從此中印邊界穩定了幾十年。現在，中印都處在發展的重要時期，兩國之間的經貿聯系加深，中國是印度的第一大貿易伙伴，印度通過東向政策參與東亞合作機制，與中國同在一個合作平臺，有著許多共享的利益。印度崛起也需要和平發展，因此，必須維護邊界穩定的大局，在這方面，兩國應該說是有共識的。同為崛起中的大國，中印之間存在戰略性競爭關系，有著讓其成為良性競爭的動力。雖然印度可以借助美國與中國競爭，但不會輕易成為美國遏制中國戰略的棋子。

海上，包括島嶼和專屬經濟區爭端成為新熱點。在東海，由于專屬經濟區重疊，中國與韓國、日本都存在一定的糾紛，其中最突出、也是最具風險的就是釣魚島主權爭端。釣魚島糾紛其實不僅是領土糾紛。其一，它包含著中日之間的歷史糾葛，被認為是中國喪失領土主權的歷史“肌瘤”，二戰后這個問題本該解決，但是中國由于內亂而失去機遇，中國從來不承認美國把釣魚島交給日本管理的合法性。中國從現實出發，在與日本關系正常化時提出把問題擱置，這種狀況一直持續了幾十年。如今，日本政府一方面否認存在主權爭端，另一方面又出于國內政治的因素將其國有化。在此情況下，中國必然作出強烈反應，似乎毫無退路。其二，釣魚島爭端有著地區關系和戰略格局發生變化的大背景，中國的快速崛起導致中日力量對比和戰略地位的改變，這導致日本國內對抗中國崛起的右翼勢力泛起，釣魚島被拿來作為靶子。像石原慎太郎，就是把釣魚島問題挑起來，逼政府選擇，而政府則利用國有化提升民族情緒，獲得支持。中日雙方爭鋒相對，互不相讓，就使得發生沖突的危險增大。

究竟如何把握大局? 看來單方退讓幾無可能，其實打一仗也解決不了問題，釣魚島是幾個小島，易攻難守，一方搶占只能是帶來持續的爭奪戰，結果沒有勝利者。釣魚島爭的是主權，而不是管理權，也不像一些人說的那樣是為了資源。既然如此，還是要從“擱置”上做文章，可以采取“冷凍主權”即“退半步，進一步”的辦法來降溫。“退半步”就是雙方可以堅持主權，但均不占有主權;“進一步”就是把這個問題擱置起來，回到關系正常化，共建和平之海的軌道上來。然而，如果日方不改變領土存在爭端這個立場，中國也不會退半步，斗到今日，中國也不會再默認日本的行政管轄權，因此將來的出路是大家也都冷凍管理。美國前助理國防部長、著名的國際戰略學者約瑟夫·奈提出，雙方把釣魚島及其區域都宣布為海上資源保護區，都不去觸動，這不失為是一個好辦法。在此情況下，美國不要再攪局，不要強調承擔保衛義務(因為中國并不承認美國針對釣魚島向日本的管轄授權)而是促談、促和，這樣也會對中美戰略協調產生積極影響。

其實，日本人，特別是政治家，也一直在考慮如何與一個迅速崛起的中國相處。很多日本人擔心中國崛起后會報復日本，因此主張對中國強硬。但也有不少人認為應該與一個崛起的中國合作相處，增進與中國的相互信賴，以合作的精神解決分歧。比如，日本前首相鳩山由紀夫和福田康夫都曾提出與中國一起推動亞洲合作，日本要回歸亞洲。日本人民遭受過戰爭之苦，不會輕易放手讓右翼極端勢力再把日本推向戰爭。中日存在尋求戰略共同點的巨大空間。能否讓日本能以平和心來對待中國的崛起，能否讓中日之間做到包容互鑒，這也是對中國的戰略性考驗。

對朝鮮半島這個熱點如何把握也至關重要。最重要的是要避免朝鮮半島再次發生戰爭，避免中國卷入其中。中國為此作出了不懈努力。從目前來看，由中國倡導的朝核問題六方會談機制無法改變美國對朝敵視政策，也無法阻止朝鮮發展核武器。中國希望通過六方會談機制近期解決朝核問題、南北對立的問題、美朝關系正常化問題，接著解決朝鮮半島的新合作安全機制構建問題。但現實是，在沒有準備改變政策的情況下進行沒有法律強制效力的協商會談，難以取得基本的戰略信任，主要是對抗方之間在進行一種對沖博弈。幾年下來，朝鮮發展了核武器并不斷更新，美國則實行更多的制裁，南北對立加劇，緊張局勢未見根本緩解。

金正恩當政、樸槿惠當選韓國總統，可能會讓朝韓對立局面得到一定程度的緩和。朝鮮的對外開放和經濟發展就可能出現新局面。如果朝鮮也像中國當年搞改革開放時那樣作出“大戰暫時打不起來，可以集中精力發展經濟”的判斷，那么形勢就可能出現緩和。中國應該在推動朝鮮轉向集中精力發展經濟上提供更大的戰略支持，比如，對朝鮮的安全提供戰略保障承諾，讓其停止核開發和核試驗，在此基礎上推動朝鮮半島安全機制的構建。在這方面，我國戰略不清晰，處于被動形勢，這需要作戰略研判的大調整，目的是防止在我國近鄰發生戰爭，把我國拖下水，進而破壞我國的和平發展環境。

南海問題是另一個熱點。目前爭端升溫，既有現實問題，也有戰略問題。現實問題是由于執行聯合國海洋法，相關國家要劃定自己的島嶼主權和專屬經濟區，東盟相關國家的島嶼主權與專屬經濟區訴求和中國的歷史性主權與水域訴求發生矛盾，從而把爭端推出水面。戰略問題是，隨著中國實力提升，對南海島嶼主權和海域利益的捍衛能力增強，國際社會擔心中國會把南海海域變成自己的“后院”，于是不僅東盟相關國家跳出來，區外國家，尤其是美國、日本也摻和進來。這大大增加了南海問題的復雜性，超出了相關國家之間內部解決的范圍。

南海問題本來是兩層關系：一層是中國與相關國家之間的關系，我們一向堅持相關國家雙邊談判的原則;一層是中國與東盟的整體關系，我們與東盟發表了《南海行為宣言》，穩定大局，目前還在談具有一定約束力的《南海行為準則》。現在又多了一層中國與區外大國的關系。我們一向反對無關國家介入，但是鑒于海上通道安全還有區域戰略博弈，美國、日本和澳大利亞先后進來了，就連處在印度洋的印度也進來了，對此，我們不能不面對。它們進來，自然不會站到中國一方，因為中國被認為是強者，它們會盡可能利用道義支持，從相關國家那里爭到一些好處。像美國，就是為其重返亞洲戰略服務的。

中國的立場是捍衛自己的歷史主權和現行權益，而不是控制整個南海。對于一個崛起中的大國來說，控制整個南海并無好處，中國需要的是開放的、盡可能大的地區和世界海域，以獲得更大的自由航海空間。在領土、領海、專屬經濟區問題上，最終解決還是要靠當事各方。任何領土問題的解決都不易，需要智慧和時間，有時也會兵戎相見，但最終還是要談。

在南海問題上，中國一直倡導“主權歸我，擱置爭議，聯合開發”的原則。主權，這可以理解，因為誰也不會主動放棄主權，然而事實上，相關國家都堅持主權歸我，都制定了法律，這就是爭議;中國主張擱置爭議，但越是在中國崛起的背景下，相關國家越是不放心擱置，于是盡可能地利用占有的現實進行獨自開發，這就違反了中國與東盟發表的行為宣言中維持現狀的原則;至于聯合開發，誰也不愿意在已占領的地方與爭議方進行，因此難以推行。

面對這種形勢，中國該如何應對?首先要穩定大局，繼續利用東盟這個合作機制，維護整體局勢，畢竟多數東盟國家與中國并沒有爭端，發生對抗甚至沖突會損及它們的利益，因此還是要積極地推動行為準則。與此同時，中國也應堅持歷史與現實結合的原則，并考慮《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原則，以開放的姿態推出談判方案，一方面支持東盟相關國家之間的談判，畢竟它們之間有分歧和矛盾，另一方面開展所有當事國之間的協商。領土、領海問題的談判，其實就是雙方進行協商、磨合與妥協的過程。按照《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規定，中國在南海的海域主張將大打折扣，因為如果我們承認大陸架劃分專屬經濟區原則，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就會提出超越我們歷史上主張的九段線海域。這里，我們可以考慮先把島嶼主權與大陸架專屬經濟區分開，分類尋求解決的出路。我國現行的法律也為創造性解決南海爭端提供了運籌空間，比如，現行法律只對西沙劃定了專屬經濟區，其他都是空白。

對近期中國面臨國際環境的展望

面對一個越來越強勢的中國，周邊國家充滿了矛盾心理。一方面想乘著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東風獲得更多的經濟利益;另一方面則對中國綜合實力尤其是軍事實力的增長抱有很大的警惕心，在域內外大國的牽線搭橋下，它們很容易抱成團，對中國進行戰略圍堵。

由東亞各國政府倡導成立的“東亞展望小組”曾建議，2020年建成東亞自貿區，進一步推進東亞共同體的建設。而如今，很少有人再提東亞共同體建設，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強勢中國背景下的東亞國際關系與戰略格局正在調整，無法定位，爭端難以短時達成共識，沖突氣氛影響深度合作。盡管如此，合作的意愿還是有的，原來建立起來的合作框架還在，對話合作還在開展，具體工作也有新的進展，比如，盡管中日韓三國關系因島嶼爭端緊張，但還是宣布要于2013年啟動中日韓自貿區談判;東盟推出東亞地區綜合經濟伙伴計劃，得到16個國家的支持，計劃于2013年開始談判。

對于近期中國面臨國際環境的展望，我認為可以概括為：緊張形勢難以消退，協商與合作將會繼續，戰爭還打不起來。我們對中國駕馭大局的能力不應持有懷疑。

未來中國的國際地位訴求

任何一個國家在不同的時代都有不同的利益訴求。我們該如何看待未來中國的國際地位或利益的訴求?并且如何來保證我們的利益訴求?我認為可以分階段來考察：一個是近中期，另一個是長期。中國最大的利益訴求應是盡最大可能保持和平發展的國內外環境，以便利用好我們所認定的戰略機遇期。機遇期表現為兩個方面：一個是內部，另一個是外部。過去我們更強調外部，其實筆者認為內部更為重要。內部是指中國還處于發展中的上升階段，還沒有進入發達階段。雖然對此專家們有不同的認識，但總的來說，至少未來20年還是我們發展的上升期。實際上，2050年之前都應該定義為“中國發展的戰略機遇期”，期間有很多不同于其它階段的訴求，但總體上是求發展，跨越中等收入這道坎。從外部來說，要保證我們有一個穩定、和平的外部環境，也就是能維護和平發展。和平發展，一是和平，二是發展，前者是指不發生大的戰爭，后者是指發展的進程可持續。

因此， 我們國家利益訴求的中期目標是確保順利完成發展中國家的過渡階段;至于長期目標，可以說是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進程繼續，成為一個最富強的國家。黨的十八大后，新一屆黨和國家領導人提出要實現“中國夢”，這個夢就是中國的真正富強，顯然，這個進程還很長。要使這個長進程不中斷，那就要把握好內外兩個大局。2003年我曾主編過《未來十到十五年中國面臨的國際環境》一書，有些問題當時還是未能預料到。過去十余年間，中國與世界都發生了很大變化，主要表現為：一批發展中國家的群體性崛起;金融危機導致發達國家經濟陷入大的結構調整;新的科技革命涌動;美國為保地位進行戰略轉移;中國經濟實現快速增長，總體實力大幅度上升，GDP總量躍居世界第二。這些大變化對我們的內外發展環境都產生巨大影響，有些是有利的，有些是新挑戰，我們必須分析和認識新形勢，適時調整戰略和政策。

關鍵是國內的發展。中國現在處于一個新時期，發展取決于我們能否把握自己的發展進程，處理在發展轉型過程中出現的比過去復雜得多的情況，涉及政治改革、經濟調整、社會轉變等。對此，大家分歧很大，持悲觀態度的人不少，有人主張走完全的市場經濟，現行模式不可持續;也有人認為，中國要堅持走政府與市場結合的道路。社會改革也是如此，要建立一個公平的社會，但對于什么是公平，認識很不一致，公平必然涉及到財富的分配，如何平衡財富分配的差距與社會接受容忍度，這是很難的。社會保障是一個好事，但如果搞得水平過高、過快，將來就沒有承受力，就會出現很大問題，因為世界上尚無一個國家能夠將十幾億人都納入社會保障體系之內的先例。究竟采取什么模式呢?我們只能逐步探索。政治體制改革也是如此，分歧很大。中國不能走西方多黨制、權力分立的政治道路，我們是一黨領導，政治協商的政治體制，但協商政治如何增強治理能力，防范權力腐敗，實施真正的權利監督，這需進一步探索，不過老百姓給予的探索時空在收緊，因此必須盡快見成效，這需要推進政治改革。新一代領導人在這方面作出了新的努力，帶來一陣清風，但是還需要體制保證。

　　中國未來的發展路徑及其內外環境保障

人與社會的發展都有所謂的類似性，即先是求生存，其次是求發展，最后是對生活質量和精神文化等方面的追求。時代和人民已經對中國的發展提出了更高要求。我們應更多地關注質量，使環境、健康等方面的需求成為第一。改革開放的方向也會發生相應變化。過去我們更多的是強調“快”，后來提出“又好又快”，但實際干起來主要還是“快”，結果，過快帶來諸多問題。現在人們關心的不是“快”，而是“好”。因此，發展的政策指導重點和方向就不一樣了。開放也是這樣，過去搞開放的主要目的是引進外資，進入國外市場。現在和將來就不一樣了，對外資要選擇，轉移污染的不要，單純搞加工出口的也要限制。開拓國外市場也是如此，僅著眼于擴大出口不行了，要開拓國外投資市場，到國外生產。因此我們必須認識到要進行調整轉換。

外部環境也不一樣了。新中國成立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我們主要關注的是別人打我們，因此要做好防范外敵入侵的準備。冷戰結束后，中國國防與外交的重點發生了轉變，主要是能否保持政治上的穩定。今后則主要是戰略方面，即戰略上能否確保中國的國家核心利益和國際地位，換句話說，即保證中國的大國利益和地位，能夠發揮更大的作用，有更大的開拓力。

這就牽涉到我們需要一個什么樣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問題。過去我們提出要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后來我們接受和參與了現行秩序。中國是通過參與和利用了現行國際秩序獲得快速發展，但我們對現行體系并不滿意，提出要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新秩序，也就是說，我們要在現有體制下推動它的調整改革。這樣，對中國來說，是在參與國際治理，推動改革，在其中發揮影響力。中國與美國不一樣。二戰確立了美國領導的國際秩序，確立了其主導地位。而中國是一個逐漸增量，漸進式地參與。美國是自我主導的，以我為主的秩序，無論是價值觀也好，還是利益也好都如此。這個秩序奠定了戰后幾十年來國際社會的基礎。中國是在參與中推動改革，應考慮三個因素：一是中國的利益訴求，即能保證我們的和平發展，有利于我們的發展轉型和目標實現;二是維護現有國際體制的連貫性，這是最為國際社會所關注的，我們不是推倒現行秩序而重建一個新秩序，而是在體制內漸進式地推動調整與改革，使它更合理、有效;三是考慮大家的利益，既包括現行體制內的美歐日等發達國家，也包括群起的新興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中國不能獨斷專行，自以為是，必須與其他國家協調合作，共同推進調整整個進程，讓大家的關注點和利益實現均衡。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第二點并非主要指要尊重發達國家的現行國際地位，而主要指現行國際體制本身，保持其穩定，這也符合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大家都是參與者，都希望是漸進的，而不是激進的，因為休克療法會損害大多數成員的利益。作為崛起中的大國，中國應該通過參與來發揮作用，而不能像二戰后，推翻以前的國際秩序而重建一套新秩序。這就是中國在未來國際地位訴求過程中的角色定位問題，應該是融參與者與改革者于一身。這與一些極端觀點不一樣，他們認為，過去中國受氣、受壓，西方列強趁我們弱小時強行搞的一些東西，我們強大了就要推翻重建。現行體制牽涉到各方利益，中國沒有能力推翻重建，況且這樣做也會損害自己的利益，建立一個嶄新的秩序需要各種條件，我們尚無法完全具備。

　　正確把握中國的發展進程，尤其是外部因素對中國的影響

把握中國的發展進程，如前所說，首先是要把握好自己，但外部因素不可小視。從外部來說，至少有兩類矛盾非常尖銳。第一，當出現歷史遺留的或新出現的矛盾激化的時候，我們如何解決?盡管我們一再宣稱要和平解決爭端，但是重要的是如何避免發生不測?一旦發生意想不到的問題，如何把握不讓小規模沖突演變成大的沖突?前不久我在接受新加坡《聯合早報》(詳見2013年2月23日該報報道——記者注)采訪時指出，中國同周邊國家發生戰爭的可能性很低。雖然很難避免發生一些沖突，但我們還是有能力掌控大局的。有人認為，我們必須徹底打一仗才能變被動為主動。對于一個崛起中的大國，這是最為危險的。近年來，中日圍繞釣魚島主權沖突激化，會不會發生大的軍事沖突，影響如何?對此問題，各種評估意見都有。我的看法是，除非日本主動動武，否則我們不會采取軍事手段去占領島嶼。目前局勢還是可控的。領土主權不會放棄，但處理爭端的手段不是只有軍事一種。盡最大可能維持和平，這是上策。二戰后，凡是能夠取得較快發展速度的國家或地區，都是享受了長期的和平環境，沒有一個是因為打仗而富裕起來的。發生矛盾沖突很難避免，但處理能力和方式有多種選擇，我們應增強化解和掌控的能力。

第二，中美關系如何發展和處理是我國外部環境的一個關鍵。中美關系戰略架構上很清晰，美國就是要從戰略上遏制與防備中國，盡量縮小中國的“擴張”(或發展)空間，盡量避免對它的戰略利益產生損害或對它的主導地位與作用進行替代。只要能夠明晰美國的戰略意圖，我們就能夠從容應對，有相應的處理辦法。有些沖突點，由于戰略與架構不明確，這就不好辦。就像朝鮮半島，現在局勢很危險，因為可變數太多，我們也不具備根本性的掌控力。再如海島爭端，具有突發性、應急性和挑戰性，這要求具備應對的實力和駕馭的能力，這是對一國能力的考驗，如果缺乏應急對應能力，不能把握住大局，就會出現大問題。

美國崛起過程中的經驗與教訓

為了更好地認清中國未來的發展道路，很有必要從國際關系史角度來考察，尤其是美國在二戰前對戰后國際秩序規劃的經驗與教訓。在追求其國際地位的過程中，美國戰略安排的得失主要有兩點：

第一，隨著美國實力的增強，其國際影響力也逐漸增強，但這個過程是漸進的。比如美元替代英鎊的國際地位，這不是主動設計，而是一個非常緩慢的水到渠成的過程。當時美國的各個指標如貿易、經濟實力等都已超過英國，但貨幣超越(或替換)比較慢，因為它涉及到整個國際社會的接受、國際體制的轉換、貨幣的調整等。這表明，隨著一個國家實力的增強，其在各個領域里的指標都會發生變化，在這個過程中，美國并沒有通過戰爭或徹底推翻既有體制來實現其主導。美國的機遇是兩次世界大戰，一戰使其確立了經濟方面的世界主導地位，由二流國家變成一流國家，二戰使其由一流國家成為世界主導國家，這是美國的兩個歷史機遇，主要是因為美國沒有真正大規模地參與戰爭，而是盡可能地擴大自己的利益。由于需要建立一種新秩序，美國就及時地利用歷史機遇來擴大其影響力，建立符合其國家利益的國際秩序，該秩序既保障其各種各樣的利益訴求，也符合其價值觀和認定的架構。以世貿組織建立為例，最初美國并不同意建立一個統一的、有管理能力的組織，所以后來因美國才搞了關稅貿易總協定(GATT)。聯合國的成立也有一個激烈的斗爭過程，成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組織的思想，是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提出來的。他提出方案，說戰后需要新秩序，但是只有美國抓住機遇突出了其利益訴求，按照它的價值標準來建立。

我們現在的情況不一樣了。中國在未來還是要漸進地增進自己的影響力，而且這個利益是和其它國家一起共建的，而不是憑借自己的勢力將別人排斥在外。很重要的一點是，中國自身也在改變，這與過去是不一樣的。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還要繼續改革、調整、對外開放，因為過程并沒有完。

如果真的有一天中國能取代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強國家的話，中國將扮演什么樣的角色?同時，中國利用這種地位能夠獲取什么樣的利益?現在很難說清，將來我們到底需要一個什么樣的世界秩序。因為自二戰后世界的變化是非常大的，中國面臨的環境與其他大國是不一樣的。中科院前不久的一項研究(中國復興的科學基礎和戰略機遇期)認為，2050年中國的國際地位可以上升到世界第36位，到2100年可以上升到第19位，按現代化水平，到2100年才成為發達國家，國際地位進入前10名，這個過程還很長。總量是可能的，GDP總量只是一種表述方法，此外還有綜合國力、經濟、科技、軍事等指標，所以中國崛起的過程是一個漸變的過程，更重要的是我們現在還看不清楚，究竟未來到底需要一個什么樣的國際秩序。因為世界一直在變，自二戰以來一直在變，包括經濟發展模式以及我們現在基本上都在走一個全球開放的主導趨勢。現在很難預測未來幾十年，甚至更長。今后的世界至少有兩個趨勢會保持：一個是世界開放、全球化，另一個是各國開放發展。但是在開放條件下，需要什么樣的制度?沒有辦法設計一個先驗的模式。過去有人主張建立世界政府，但現在看來這是很難的，是烏托邦構想。中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國，肯定會發揮主要的作用，其角色會隨著地位變成主要參與者、起主要作用的國家，但是，中國沒有辦法像美國那樣做超級大國，主導一切。對于未來，現在大家都在思考。

第二，美國在二戰前后就提出的島鏈戰略以及控制世界上重要的戰略要道等思想。至今都對國際社會產生重大影響。對美國來說，最大的教訓就是搞霸權，因為是霸權，就干預過多，承擔過多，總有一天會承受不了。美國建立自己主導的國際體制，必然會增加自己的胃口，進而增加維持這種體制和地位的負擔。維持美國霸權的一個財力基礎是美元霸權，一旦其貨幣的主導地位消失或弱化之后，美國就只好通過長期實行巨大的財政赤字來維持巨大的“世界責任”，這遲早要出問題。中國要避免像美國這樣承擔世界、挽救世界的模式，將來應該是一種分擔模式。隨著全球化進程，未來的世界治理和體系可能會是一種分散式的多層管理，而不是集中的單一管理。

我們現在的國際問題研究大多是用過去的經驗，比如研究大國的經驗或崛起。最近我又看了《大國崛起》一書，發現都是用過去的傳統模式來研究。我們要看到，二戰后尤其是20世紀60年代以來，世界發生三個大的變化：一是科技，二是全球化，三是更多的國家發展和參與。這是很重要的變化。一些研究者想當然地認為，“中國會重新成為世界大國，再次主導世界，承擔主宰世界的責任”。筆者認為這是傳統定勢的觀點，將來的世界應該是更加分散、分層、多元的世界結構和秩序。在此情況下，也許不需要中國主導，中國也許主導不了。此外，在社會管理上，隨著城鎮化、教育、科技的發展，人們的自我約束強了，社會更通達，信息更方便，生產方式也會變化，這樣，對世界(或國家)的管理可能就不需要像現在的機構，當然，對未來還很難作具體描繪。

現在大家議論較多的是第三次工業革命。最近我看了馬云的一個講話，很受啟發。他說大家都沒意識到互聯網革命，都還在走傳統的銷售模式，建更大的廠房、超市、供應鏈等，但現在和將來都不需要了。所以我們現在思考未來的世界時應更大膽，更超前。與過去不一樣，我們現正處于一個迅速轉換的世界，它需要我們去改變、創造。傳統工業革命創造的那些基礎，包括以此為基礎建立的國際關系準則、秩序，都在受到新變化的沖擊。新的發展對舊的秩序提出挑戰，產生沖擊，相應的國際管理、國際關系、國家責任肯定都會發生變化。現在還需要仔細觀察，但最重要的還是把握住新變化。現在很多的研究提出的觀點、所設想的未來世界，都是按照過去的經驗來做的，這會產生很多問題。人的交流也一樣，比如過去的移民，它主要是靠戰爭或饑荒來實現，現在則不一樣。對中國的定位來說，一是要把握住上升發展的戰略機遇期，二是要看到新變化，及時地進行調整和改變，與時俱進。

　如何看待內政在國家戰略中的地位

內政就是一個國家的綜合治理，是經濟政治社會的利益聚合，內政的運行有兩個角色：一個是政府，一個是民眾。國家戰略要以內政為基礎，但是考慮的因素會更多，其中包括國際因素。政府執政政策是國家整體利益的體現，以國家發展和富強為目標，而民眾的參與和關注則是反映公眾的多樣利益，以“過好日子”為目標，二者既有一致，也有差別，主要是關注重點有差別。比如，政府可能會強調，國家好，民眾才好，而民眾可能強調，民眾好，國家才好。但不管怎么說，政府執政要能得到民眾的支持，要能讓民眾滿意。所謂國家的核心利益，無非是涉及國家的領土、安全、內政、民眾的重大問題。因此，確立和維護國家核心利益是與國家的內政和國家的戰略相一致的。盡管如此，內政還是一個起決定性作用的因素。

在考慮內政因素時，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是如何定位和看待“民意”。西方民主制是靠選舉，多數票決定，這就是民意。我們的民意靠什么來反映?理論上說，靠大多數，可是如何體現大多數?我們不搞全民公決，也不能事事靠民意測驗。一個檢驗是看社會的穩定度，如果大多數人滿意，社會當然穩定。國家核心利益與民眾利益不矛盾，但是具體處理則不那么簡單。比如，現在互聯網發達，政府也利用網絡集合民意。但是，網絡這個自由空間的真實反映也有限。比如，即使有一百萬人上網反對或支持，那也占整個中國人的很少數。而且，還需要進一步分析，什么樣的人、什么樣的背景發表意見。因此，政策不應被“網絡民意”制約、甚至綁架。涉及國家核心利益的問題決策，需要綜合分析、考量，需要有短期和長期利益綜合的考慮，該做的要決斷，但決斷不是盲斷，決策尤其不能被極端民意所綁架，那樣會很危險，會損及國家的戰略和核心利益。對中國這樣一個發展轉型中的國家來說，內政因素的影響實際上是復雜的，也是需要慎重考慮的，是對決策者的判斷和駕馭能力的考驗。

　　(人民論壇記者邊文鋒對本文亦有貢獻)

　Promoting Gradual Reform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Through Participation

--On China's Future Development Path and Demand for International Status

Zhang Yunling

Abstract: Taking the road of peaceful development not only conforms to China's development needs an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but also accords with the traditional thoughts in Chinese culture and modern concepts. History has proven that engaging in expansion and hegemony will suffer losses and fail sooner or later. The rise of China faces competitions in strategies and institution. For its rise, China need take the path of coordination and cooperation rather than entering into alliance with other countries. To have a firm grasp of the overall situation, China need first handle the Sino-US relationship well. At the same time, it should intensify efforts to resolve the Diaoyu Islands dispute, the Sino-Indian territorial dispute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issue, so as to have a stable neighboring environment. In general,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China faces in the short term is one where the risks and opportunities coexist and negotiation and cooperation will continue.

Keywords: Peaceful development, Chinese rise, Sino-US relations, coordination and cooperation

　【作者簡介】

張蘊嶺，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國際研究學部主任、研究員、博導，第十屆、第十一屆、第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亞太學會會長。

研究方向：國際經濟和國際關系問題。

主要著作：《世界經濟中的相互依賴》、《探求變化中的世界》、《東亞區域主義與中國》(英文)等。